早在今年5月的时候，韩国总统李在明公开作出表态，直指内塔尼亚胡相关行为已经触碰国际法底线，声称其是战犯，这一表态在国际舆论场引发广泛讨论。时隔三个月，土耳其完成更进一步的动作，8月21日土耳其司法部正式向国际刑警组织提交材料，申请发布“红色通缉令”，指控其涉嫌种族灭绝、反人类罪等多项罪名，案件的起因来自去年“全球坚韧船队”在公海遭到以军拦截扣押事件。以色列这边正处在10月议会选举的预热阶段，内塔尼亚胡把土耳其塑造成外部威胁，接连在叙利亚实施空袭，双方对抗态势持续升级。
那土耳其明明清楚这种规则，为什么依旧坚持申请呢？其实，土耳其的收益并不取决于申请最终能不能审核通过。就算国际刑警组织驳回全部诉求，走完国内法院开庭、签发逮捕令、提交国际申请的流程，就已经完成它想要达成的目标。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当地法院7月已经对内塔尼亚胡等35名以色列相关人员签发逮捕令，再向国际刑警申请红色通缉令。土耳其可以借完整司法程序，把加沙人道危机、船队被拦截事件持续摆在全球舆论的视野当中，强化自身在伊斯兰世界、中东民间社会当中的话语权。
这并不代表土耳其完全无视司法边界，整个案件的立案，以去年人道主义援助船队在公海被拦截作为事实基础，土耳其国内法院走完开庭审理之后，才向外提交跨国合作申请。但案件的根源依旧植根于巴以武装冲突，冲突背景无法被剥离出去。不管土耳其国内司法流程多么完备，只要案件根源绑定大规模地区冲突，就很难绕开国际刑警组织关于禁止介入政治类案件的硬性条款。
对比三个月前韩国的公开表态，可以看出双方处理存在明显区别。韩国是国家元首公开发表外交层面的谴责，没有启动跨国司法追捕的相关程序；土耳其直接动用本国司法体系，把争端推进到国际刑警组织的合作。但两者面对的现实困境是相通的，韩国的表态，很难迫使以色列释放被扣押人员；土耳其的申请，也很难带来跨国抓捕内塔尼亚胡的实际结果。
那是不是意味着，韩国、土耳其这种表态和行动，全部只有舆论价值，不会产生任何实际影响？现实并不是非黑即白，即便抓不到人，这份来自土耳其法院的逮捕令，会对内塔尼亚胡的外事行程形成无形约束。今后内塔尼亚胡出访，在部分发展中国家、伊斯兰世界国家，他的入境安排就会遭遇更多审查。很多国家虽然不会直接实施逮捕，但会出于规避争议的考量，拒绝他入境，或者限制他的停留活动。出访选择范围会被持续压缩，外交活动会承受额外的阻力。
以色列当然不会被动接受局面，目前距离以色列议会选举只剩两个多月，内塔尼亚胡已经把土耳其塑造成外部对手，利库德集团竞选海报直接把埃尔多安划入“希望内塔尼亚胡落选”的外国领导人行列，以军还针对叙利亚境内目标实施空袭，公开指责土耳其在叙扩张势力范围。把土耳其塑造成为外部威胁，一方面可以转移国内对于加沙战事的各类质疑，收拢右翼选民的选票；另一方面也可以对土耳其进行反施压，警告对方不要继续升级对抗。
这里就会产生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土耳其启动司法手段，会不会推动更多国家效仿，纷纷用本国法院对他国领导人发起指控？
国际法框架之下，属地管辖、保护性管辖本身就留给主权国家相应空间。但每一个国家启动这类程序，都要衡量对应的代价。以色列拥有来自美国的强力外交庇护，如果大量国家跟进，以色列同样可以依据本国法律，反向发起对应的司法调查，互相递交国际刑警组织申请，最后会演变成多国之间司法上的互相消耗。绝大多数主权国家，都不愿意卷入这种互相报复的循环当中。所以可以预判，会有不少国家在外交层面发声谴责，但真正跟进走完整套跨国司法申请流程的国家，数量不会出现大规模爆发式增长。
还要看到，美国会在其中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美国长期为以色列提供外交保护，会通过多边外交渠道，向国际刑警组织部分成员国释放立场，对土耳其的操作表达反对。部分欧美成员国，即便收到红色通缉令相关信息，也会直接以他国现任国家元首享有外交豁免权为由，直接拒绝执行任何抓捕动作。外交豁免权是国际社会长期通行的准则，在任政府首脑，在绝大多数主权国家境内，不会被随意启动逮捕程序。这么多规则，就决定这份申请很难落地为真实抓捕行动，它的战场主要集中在舆论和外交领域。
综合来看，继韩国公开发声之后，土耳其时隔三个月正式向国际刑警组织提交申请，是把地区冲突引入跨国司法平台的一次重要尝试，但现实上完成抓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件事也给所有参与地区事务的国家带来参考，司法工具可以用来揭露人道危机，传递本国立场，但不能高估它的实际效力。巴以矛盾积累时间漫长，仅仅依靠单方面的司法指控，化解不了冲突的根源。想要真正改善加沙人道处境，依旧要回到推动停火、重启谈判这条主线上。如果大量国家都效仿，把国际警务合作机制拿来当做地缘斗争的工具，最后只会造成多边机制被侵蚀，没有任何一方可以从中真正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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