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岁放弃北漂，我住进了东北养老院|养老院|四月|安宁|朝阳|烧饼|看病

我们这代人，似乎从出生起就被按下了快进键。

上学时拼成绩，毕业后拼简历，入了职拼KPI。早上挤地铁，中午吃外卖，晚上加班到深夜，周末还要随时回复工作群里的消息。我们习惯了把时间塞得不留缝隙，仿佛停下来就是一种罪过。

某招聘平台发布的报告显示，超过七成职场人处于“过劳”状态，近半数年轻人表示“经常感到焦虑”。失眠、脱发、肠胃病、免疫力下降，这些本该属于中老年的健康问题，正大规模向年轻人蔓延。我们拼命赚钱，又把钱花在看病的路上；我们透支身体去追赶一个模糊的未来，却忘了问问自己：到底在追赶什么？

编剧四月也曾是这样的人。

准确地说，她曾是周围人中最努力的那一个。一个从黑龙江齐齐哈尔农村走出来的女孩，没有科班背景，没有名校光环，凭着对文字的热爱，在北京做了十三年编剧。十三年里，她写了六百多万字，经历了无数次通宵赶稿、反复改稿、项目流产。她用拼命工作证明自己的价值，用不停的忙碌填满每一天。

直到有一天，身体替她按下了暂停键。

大病一场之后，38岁的她选择回到东北老家，住进一家养老院。在和老人们的相处中，四月看见了真实的老年生活——有衰老与认知障碍的挑战，也有热烈的爱情和充沛的生命力。在养老院中，她开始为老人们撰写回忆录，记录老人们真实的故事与生活。而在这看起来“不正确”的选择中，她也重新找回了内心的安宁。

如今，四月把自己住进养老院后一路的思考、遇见和感悟写成了新书——《三饱两倒》。这个书名，既是老人们对养老院生活的风趣总结，也暗示着年轻人们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

人生不必一味狂奔，休息从不可耻。

《三饱两倒》

四月著

202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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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漂十三年的日与夜

故事要从2011年说起。

那年十月，四月从东北一家影视公司辞职，拖着一个行李箱，坐了一夜的火车来到北京。她租的第一个房子在国贸附近，听起来非常繁华高端的地段，实则一室一厅的房子硬是塞了六个上下铺，住了十二个人。

房间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因为不朝阳，白天也得开灯。每到早晨，十二个人抢一个卫生间，催促声此起彼伏，实在等不及的只能匆匆跑向小区外的公厕。住了一个月，群租房被举报，她又搬到旁边的小区。

在北京，生活的速度快得一天抵过去一年。吃饭、上厕所、坐地铁、赶路、睡觉，分秒必争，时间被塞得不留缝隙，仿佛连喘息都得额外争取时间。白天，她穿梭于偌大的北京城，夜晚与两个室友蜗居在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出租屋里。推开门是欲望填满的造梦都市，关上门是逼仄的压抑，近在咫尺，却又天壤之别。

她找到了第一份编剧工作，面试潦草，工资也潦草。工作是项目制，剧本要先完成大纲才能签合同。第一个剧本拍成电影后，公司给每个人发了三千元——这就是三个月的工资。后来接到的项目，导演走马灯似的换了好几个，每换一个就要推翻重来。再之后，团队罢工，制片方挽留，好不容易终于通过审核，平台领导却突然辞职……项目理所当然地黄了。

那天深夜，她骑共享单车回住处，锁车时骑行软件弹出一条消息：“星光不问赶路人，你今天的努力必定在日后会有收获。”这句话，是那个绝望寒冷的夜晚唯一的温暖。

电影《我想和你好好的》剧照，图片仅作示意

她依然在写。不喜欢的修仙类小说，硬着头皮每天读十几万字，上厕所读、吃饭也读。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梦里都在想剧本。一个月感冒两次，发烧了就吃药挺着，打一次吊瓶两百块，舍不得。体重开始下降，吃不下饭，一点力气都没有。通宵赶稿是常事，赶上长假，别人回家，她留下来。多写一集，就多赚一集的钱。

父母问她过得怎么样，她总是说“挺好的”。

在她最忙的那几年，父母相继去世。2014年，母亲因心脏病导致器官衰竭离世。料理完后事，她在家陪父亲待了一个月，后来带父亲去了上海和绍兴。父亲在三味书屋买了茴香豆，开心地说：“我二女儿好，你看看咱村里头有谁能带着自己的爸爸去坐飞机。”但两年后的一个深夜，弟弟打来电话：父亲出车祸了，没来得及见最后一面。

“灯塔灭了。”她说。此后她把父亲的手机带在身边，总梦见放学骑车回家，父母在院子里择菜等她，醒来才知道，那个家已经没了。

大病一场

2023年夏末，四月住进了北京的一家医院。

医生说，她体内的一个器官已经衰竭。她全身都在颤抖，第一个念头是：我会死吗？

以前她怕打针，住院后每天打针、做各种检查，打多了也就麻木了。白天昏昏沉沉像海上的小船，夜晚病痛让她彻夜难眠。过往三十多年在眼前一幕幕回放——如果生命就此结束，那些无数个日夜敲下的近千万字，在人生旅途中也变得无足轻重了。

住院半个月后的一天，她睡醒后突然感到非常饿，随手抓起昨晚剩下的一块烧饼，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面粉被分解后的甜味在口腔中弥漫，那块剩烧饼变成了人间美味。原来，能吃下饭、品尝到食物的味道，是如此幸福。可惜以前的她不懂，没经历过的人也不会懂。

病情好转后，某天早晨她去隔壁楼做检查，半个多月没出过门的她，大口呼吸着清新空气，看着湛蓝天空中的白云，不想回病房了。出院那天，弟弟帮她打包东西，她提议去前门看看。坐在前门大街的椅子上，市井长巷，烟火气与行人的欢声笑语交织，阳光将她紧紧拥抱。她豁然开朗：原来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她想起了小时候的盛夏傍晚，全家坐在院子里听收音机里的老歌；想起了放学路上，和小伙伴奔跑在夕阳下的田埂上；想起了十几岁第一次收到杂志社的获奖证书，欣喜若狂。而在北漂的十三年中，她的生活里只有工作。没有吃过一顿健康的饭，每顿都是外卖；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没有带父母看看这个世界。

如果人生有重来的机会，她一定不会再牺牲健康去换取所谓更好的生活。

北京不再需要她了。她要离开了。

来到东北养老院

2024年，四月回到了东北。

她住进了一家养老院。五栋楼，五百多位老人，分护理区和健康区。她住在健康区走廊尽头的一间房，二十平方米左右，一个月两千块，包吃住。她铺了地毯，在一角贴上壁纸，摆了自己喜欢的书，窗台上放了花。对面就是大山。没想到这间养老院的小屋，成了她临时的家。

作息很快规律起来。早上五点多起床，七点去食堂吃早饭。中午十一点半吃午饭，午后休息。下午去活动室和老人写书法、听歌。五点吃晚饭，饭后做操。九点躺下休息。睡不着就刷刷视频、看看书。不熬夜了，作息终于回到正常状态——这是过去十三年里从没有过的。

三顿饭，两次休息，老人戏称是“三饱两倒”。日子简单得像一杯白开水。

纪录片《养老院里的零零后》剧照，图片仅作示意

刚住进来时，她也闹了不少笑话。夜里两点多，被咣咣咣的声音吵醒，推门一看，对门八十多岁的大爷拿着不锈钢餐盘站在门口，电视开到最大。隔壁大叔在跟他理论，大爷挺委屈：“没多大声儿啊。”他以前是体育老师，脑梗后记不住事，耳聋严重。楼里的老人早晨四点多就醒了，在楼道里说话。仲阿姨第一次在电梯里瞪大眼睛盯着她，凶神恶煞的，她吓得绕着走。后来才知道，仲阿姨一只眼睛是假的，另一只散光，不瞪大眼睛看不清。仲阿姨出过车祸撞到头，总忘事，说好的事到点人就找不着了。但第二天又像没事人一样打招呼，还邀请她去看弹钢琴。

相处久了，四月慢慢懂得了老人。他们健忘，常常失约，你说了她还显得无辜；他们耳背，说话像吵架，自己聋了怕声音小了你听不见，还会自嘲：“耳聋好啊，啥也听不见，可清净了！”

东北老人自带喜感，一见面就夸她：“你二十岁了吧？身材真好！脸长得圆润，一看就有福。”不管是真是假，听着开心。老人们把她当孩子，一有不舒服就给她拿药，有种被长辈呵护的感觉。

冰冷刺骨的人生

养老院里，每个人都有故事。

李阿姨是四月第一个认识的老人，在这儿住了八年。有一天，李阿姨心情不好，没吃几口饭，也不说话。四月问她怎么了，她说去看了儿子，儿子不认识她了。李阿姨的儿子患精神疾病已经二十多年，老伴瘫痪十几年住在护理区。她一生坎坷：第一个女儿夭折，二儿子得病，自己还做过一次大手术。一般以为坏事过后总会好转，她的人生却一件比一件更糟。

李阿姨说记忆不好了，想把从前的事记下来。四月便帮她写回忆录，每天下午李阿姨来她屋里聊天。回忆录已经写了五万多字。其中有一段，是李阿姨记忆最清晰的：

“1976年1月8日，我第一个孩子夭折不久。那天零下三十八度，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从家到工厂要经过松花江，江两边早已上冻，中间还流着湍急的水。我来到江边，停了下来，看着滔滔江水向远方奔去。不知为什么，我的脚竟不受大脑控制，放下自行车，一步一步向江里走去……突然，我一脚踩空，掉进了江里。江水穿透了我的骨髓，身体急速下沉。这时我才清醒过来——我为什么会在这儿？人一旦清醒过来，就没了死的念头。”

她吓坏了，拼命向岸上游，棉衣棉裤被浸透，沉得像灌了铅。在一个拐弯处，一块厚重的冰把她拦了下来。她带着满身冰瘤子爬上岸，整个人像松花江上的一座冰雕。她坐在岸边，心里想的是：活着。

“只要我活着，这个家就在。”李阿姨说。她的眼泪早已哭干了。

纪录片《养老院里的零零后》剧照，图片仅作示意

马大爷八十多岁，没有退休金，住在养老院最便宜的房间，每月一千一，儿子交的钱。四月跟着他记录了往返四十分钟推车卖纸壳子的过程。捡了半个月，赚了五十二块。他平时尽量不向孩子要钱，花销就靠卖纸壳子。

在这里，死亡也不是避讳的话题。五月的一天中午，楼下几个老人在念经，一位老人去世了。几个阿姨趴在窗边看，仲阿姨指着楼下告诉她遗体存放的位置。到了晚上四月害怕，仲阿姨说：“有什么好怕的，有一天我也会死的，我肯定死在你前头。”老人们谈到死并不沉重，大家想得更多的是：最好让我突然就死了，千万别像在护理区那样受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