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八月底，北方的天气正处于秋老虎的淫威之下，毒辣的日头悬在头顶，连一丝风都没有。我推着家里那辆掉漆的飞鸽牌二八大杠自行车，走在坑洼不平的黄土路上。车把上挂着一个沉甸甸的红白蓝编织袋，后座上坐着我的嫂子秀梅。
车轮碾过路面的碎石，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那声音在空旷的乡间土路上显得格外刺耳。我没有骑车，因为这段路实在太难走，加上我心里憋着一股说不出的闷气，脚步也变得异常沉重。嫂子坐在后座上，一直低着头，一言不发。她的手里紧紧攥着一个旧布包，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
那天是我要把嫂子送回娘家的日子，准确地说，是送她回去改嫁。
一年前，我哥在镇上的采石场干活时出了意外，被哑炮炸塌的碎石砸中了后腰。命虽然捡回来了，但肚脐以下彻底失去了知觉，成了一个只能瘫躺在床上的废人。那一年，我哥二十六岁，嫂子才二十四岁，而我刚刚考上县里的高中。
出事后的那一年，我们家就像是掉进了一个不见底的黑窟窿。为了给我哥治病，家里借遍了亲戚朋友，连院子里那两棵还没成材的杨树都砍了卖钱。嫂子不仅要种地、照顾瘫痪的哥哥，还要变着法儿地给我凑学费。原本圆润白净的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瘦脱了相，眼窝深陷，粗糙的手上布满了裂口。
我哥是个心高气傲的人，他受不了自己变成一个废物，更受不了年轻的媳妇跟着他受活寡。从今年开春起，他就开始变着法儿地逼嫂子走。一开始是冷言冷语，后来就变成了破口大骂，甚至把嫂子端给他的饭菜直接打翻在地上。
他骂得极其难听，说的话像刀子一样往嫂子心窝里扎。我躲在门外，看着嫂子蹲在地上，默默地把打碎的瓷碗和混合着泥土的饭菜一点点收拾干净，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却没有回一句嘴。
三天前，嫂子的娘家人来了。她的大哥和我哥在院子里大吵了一架。她大哥指着我哥的鼻子骂，说不能由着他把我妹妹一辈子毁在这个穷窝里。我哥没有还嘴，反倒是在屋里大吼，说早就看嫂子不顺眼了，赶紧滚得远远的。那天下午，嫂子被她大哥强行拉回了娘家，只留下一句话，说等过几天来拿东西。
那天是她来拿东西的日子，她没有进屋看我哥，只是默默地在院子里把自己的几件旧衣服塞进编织袋。我哥在屋里死死地闭着眼睛，脸朝着墙，一声不吭，但我能看到他紧紧抓着床单的手在剧烈地发抖。
“建国，送你嫂子走吧。”我哥在屋里闷声闷气地喊了一句，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在墙上蹭。
我就这样推着自行车，带着嫂子走上了这条回她娘家的路。从我们村到嫂子娘家，有十几里的土路，中间要穿过一大片一眼望不到边的玉米地。八月正是玉米拔节抽穗的时候，两米多高的玉米秆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像是一堵堵密不透风的青纱帐。
一走进玉米地，外面的那点微风就被彻底隔绝了。玉米叶子在闷热的空气里散发着一种特有的土腥味和青草味。太阳炙烤着黄土地，地面上升腾起的热气让人喘不过气来。我推着车，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睛里，杀得生疼，但我不想擦，也不想说话。
“建国，歇会儿吧，你衣服都湿透了。”一直沉默的嫂子突然开口了，声音很轻，带着一丝疲惫。
我停下脚步，把自行车靠在路边的一棵歪脖子旱柳上，那里稍微有一点阴凉。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从车把上解下水壶，递给嫂子。
嫂子没接水壶，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洗得发白的半旧手帕，递给我：“擦擦汗，别把眼睛腌坏了。”
我没有接，倔强地用袖子在脸上胡乱抹了一把，把水壶硬塞到她手里。我的心里堵得难受，有一种想砸东西的冲动，但我不知道该砸向谁。是砸向那个狠心的老天爷，还是砸向这个无奈的现实？
嫂子拿着水壶，没有喝水，而是呆呆地看着前方那条仿佛永远走不到头的土路。突然她蹲了下去，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开始微微耸动。起初只是压抑的抽泣，后来声音越来越大，变成了撕心裂肺的痛哭。
在那寂静闷热的玉米地里，嫂子的哭声像是一把生锈的锯子，一下一下地拉扯着我的神经。我有些手足无措，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过去的这一年里，我见过她流泪，但那都是无声的，默默的，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哭得毫无顾忌，哭得仿佛要将五脏六腑都吐出来。
我弯下腰，想伸手拉她起来：“嫂子，你别哭了，我哥他……他其实不是真心想赶你走的，他就是觉得自己拖累了你……”
我的话还没说完，嫂子突然猛地抬起头，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那一瞬间，我被她的力道吓了一跳。她的手粗糙、干硬，指腹上的老茧像砂纸一样硌人。她的手指死死地扣住我的手腕，指甲几乎要嵌进我的肉里。我本能地想要往后缩，但她抓得太紧了，紧得让我感到一阵生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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