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广州首任公安局长，婚后移情女八路，原配得知后做出一个决定|广州|延安|李琦|陈泊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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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广州，一栋普通住宅。夜里，一队荷枪实弹的军人踹开院门，直扑二楼。屋里的男人还没来得及穿好外衣，就被两支枪口顶住了后背。他没有挣扎，甚至没有太意外，只是抬头问了一句，谁下的令。得到的回答是，最高层。

院子外面停着的车，没有鸣笛，邻居隔天才知道昨夜出了事。这个被半夜带走的男人，几年前刚刚在这座城市立下大功，广州刚解放那阵子，满城的特务，都是他带人一个个揪出来的。他叫陈泊，广州解放后的首任市公安局长。

而这个男人这辈子最让人反复说起的，不是他抓了多少特务，是他年轻时候的一段婚姻——移情，离婚，两个女人做出的两种决定，一直牵连到他生命临了的那一刻。

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陈泊这段婚姻，还有它牵出来的两个女人的命运～

边区那个雪夜

陈泊本名卢茂焕，海南琼海人，渔民出身，幼年读过私塾，十四岁就到海口一家铁工厂当学徒。十几岁上就跟着家乡的地委书记入了党，扛过枪，当过红军的排长、连长。后来琼崖那边形势顶不住了，他漂到南洋，投奔在印尼的一个亲戚，一边在新加坡读书，一边在马来亚一带做地下党的组织工作。1932年，他在新加坡执行一项锄奸任务，去铲除一个叛徒，自制的炸弹没拿稳，意外炸开，左手被生生炸断，只能截肢。

这样一个从枪林弹雨里滚出来、又断了一只手的人，1930年代末辗转回到延安，一头扎进保卫部的工作里，专治那些别人啃不动的疑难积案，破案的本事出了名，圈子里都叫他“延安的福尔摩斯”。

那几年他手上经的案子不少，牵扯到潜伏、暗杀、经济这些复杂的线索，都能被他一层层理清楚。这种本事，后来到了广州，又派上了更大的用场。

那时他已经成了家。妻子叫李琦，在保卫部当内勤，两人有个孩子。日子过得平淡，谈不上多热络，也算安稳。

变数出在1941年。国民党军队进犯边区，陈泊带队去边境执行任务，队伍里唯一的女兵，叫吕璜，二十出头。有天夜里宿营，不知谁喊了一声有狼，吕璜从梦里惊醒，慌乱中一头扎进了离她最近的那个人怀里，正是陈泊。这一下，两人的关系就绕不开了。往后几天，他们时常凑在一处说话，有天夜里，陈泊低头吻了吕璜，她也没有躲。

组织很快察觉了苗头，把两人狠狠批评了一顿，接着分开安排，吕璜被调去三百里外的绥德。可人隔远了，信没断。一封接一封地写，越写越近，陈泊跟李琦那边，反倒一天比一天生分。

一封信，两种活法

1942年春节前后，李琦收到消息，知道了丈夫和吕璜的事。她没有吵，也没有拖着不放，提笔给组织写了封信，说自己愿意退出，请求跟陈泊解除婚姻。这封信送到吕璜手上的时候，吕璜整整哭了一夜。

这一年春天，陈泊和吕璜在延安结了婚。往后几十年的风雨，都是这个女人陪着他一起扛的。

李琦这边，史料里再没多提起她后来的日子，往哪儿去了，过得怎么样，查无所考。一个女人在那个年月，主动松开手退到一边，把往后半生的走向，压进了一封信里，这选择本身，比后面所有的故事都更沉。

而吕璜选的是留下来。她大概不会想到，留下来陪的这个男人，往后要替她挡的，远不止一段感情里的风浪。

广州城里的功臣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陈泊被派去兼理广东省公安厅的事，同时坐镇广州市公安局局长这个位子，在华南分局手底下做事。没过多久，省一级的公安工作换成了谭政文来管，陈泊往后的省厅职务几种说法不一，史料没有定论，但他广州市公安局局长这个身份，从头到尾没换过人，这也是他往后一直被人记住的身份：广州解放后的首任市公安局局长。

刚解放那阵子，城里潜伏的敌特不老实，绑架、暗杀、造谣，什么手段都使，市面上还有一堆地下钱庄、黑市在搅局。陈泊组建了一支特别工作队，专门盯这些暗处的敌特，甚至借力一些原本身份复杂的人反过来对付特务网络，硬是只用了半年，就把散布在广州各处的国民党特务摸得七七八八，一批批地端掉。

叶剑英后来给公安部写信，专门提到广州敌特力量能这么快肃清，跟陈泊的领导分不开。这是他人生里最风光的一段，一个从渔民家的孩子走到省级公安主官的人，站在了自己能力的顶点。

谁也没想到，往后不到两年，风向会翻得这么彻底。

那一夜之后

1951年1月24日那天，陈泊被宣布撤职，隔离审查，当夜就被押解北京，跟他一起出事的，还有他的副手陈坤。这时候还没给他正式定罪，真要下逮捕令，是三个月之后，1951年4月下旬的事了。这个决定，据后来一些说法，是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请示过毛泽东本人之后拍板的。定的罪名是，两人“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

陈泊和吕璜、两个孩子，一起被押解到北京，关进了公安部的看守所。广州市公安局、广东省公安厅牵连进去的人，加起来上千。这案子后来被称为建国后公安系统头一桩大案，圈内私下叫它“两陈案”。

1953年，判决下来了，陈泊获刑十年。听到刑期那一刻，他抱着自己的头，站在原地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喊了一句：冤枉。

命运走到这里，李琦和吕璜这条线彻底分岔开了。李琦早在十年前就已经从这团旋涡里退了出去，往后的风浪跟她再没关系。吕璜却被拖到了最深处，先是跟丈夫、孩子一起被关进了看守所，出来之后，又背上了往后几十年的申诉路。

一个女人扛下的申诉

往后的日子，是吕璜一个人在扛。她进了全国妇联工作，一边看着两个孩子长大，一边不断替陈泊写申诉材料，一遍一遍地递上去。1961年，陈泊十年刑期满了，正式获释，回到北京。可这份自由没维持几天，第五天上，公安部的人又找上门，把他带走，直接送去了湖北沙洋的农场，说是监督管制。1971年，吕璜去农场探监，见到丈夫时，人已经瘦得脱了形，认了半天才认出来是自己男人。

1972年初，她把申诉材料交到全国妇联，托人转给邓颖超。邓颖超把她请到中南海西花厅，亲自在门外等她，这在当时的境况下，不是一件小事。这份材料后来到了周恩来手上，他专门给公安部打过电话，问陈泊被捕的原因，但公安部那边，判决没有变。吕璜没有等来一个立刻的答复，她能做的，只有继续等下去。

同年2月25日，陈泊病死在劳改农场里，还没等到自己的案子翻过来。他走的时候六十三岁。

一直到1980年，中央批准，陈泊的案子才算平反。吕璜也在这一年恢复了党籍，这时候离她被开除党籍，已经过去二十八年。1982年5月，公安部在八宝山给陈泊、陈坤补开了一场追悼会。叶剑英后来听说这案子的来龙去脉，也想不通：陈泊从南洋回来以后一直表现很好，是个很不错的公安干部，怎么会走到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