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美国保了天皇，苏联放了大部分战犯，而有一个国家，不仅处决了数量最多的日本战犯，还是唯一一个要把天皇裕仁送上法庭的国家。
它只有700万人口，却让20万日军在丛林里折损到只剩1万人，它叫澳大利亚。
很多人对太平洋战争的印象，是美国、中国、苏联这些大玩家的博弈。
但在太平洋战场上，有一个国家的遭遇沉痛到令人窒息，那就是澳大利亚。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的战略算盘是打掉珍珠港的美国舰队，打穿东南亚，拿下资源通道，然后封锁澳大利亚这个盟军在南太平洋的最后支撑点，甚至直接入侵它。
日本海军参谋部确实拟定过入侵澳大利亚的方案，后因兵力不足和战线太长被否决，改为通过封锁孤立澳大利亚。但日本对澳大利亚没有手软，他们改用了另一种方式来摧毁这个对手。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在投降的13万联军中，约有15000名澳大利亚士兵成了日军俘虏。
日军是怎么对待这些人的？这是一段多年后才被全面揭露的黑暗记录。
最惨烈的，是马来西亚沙巴岛的桑达坎战俘营。
从1942年7月起，日军将2000名澳大利亚战俘和700名英军战俘关押在这里，强迫他们修建机场跑道。战俘们穿着破烂，在热带高温和雨水中日夜劳作，口粮极度匮乏，疾病横行——痢疾、疟疾、脚气病轮番侵袭，营内的死亡人数一天天攀升。
1945年初，日军战败在即，决定把战俘"清空"，用死亡行军的方式。他们挑出被认为"足够健康"可以走路的战俘，强迫他们徒步穿越丛林，从东部的桑达坎迁往西部的兰瑙，行程260公里，只发了4天的口粮。
倒下的人，就地被杀。
两次死亡行军，2700多名战俘，最终只有6名澳大利亚士兵成功逃入丛林，在当地人的帮助下活了下来。
桑达坎战俘营最后一名活着的澳籍战俘被日军斩首，是1945年8月15日上午7时15分。
5个小时后，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就差了5个小时，这5个小时，被澳大利亚人记了一辈子。
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外国势力对本土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
消息传回国内，700多万人口的澳大利亚爆发了彻底的愤怒。随后，澳大利亚动员了超过100万人的军队。按比例算，相当于每7个澳大利亚人里就有1个人穿上了军装。
这不是国家动员，这是民族怒火。
被逼到墙角的澳大利亚，在丛林里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
没有车路，只能靠人走。
沿途有你能想象到的所有恶劣条件：昼间酷热、夜间湿寒、季节性暴雨、疟疾、痢疾，当地巴布亚原住民靠人力背着物资和伤员在山路上穿行，没有他们，澳军的战线早就垮了。
挡在日军面前的，是澳大利亚民兵部队，其中包括第39步兵营，满编800人的队伍，打到最后，只剩7名军官和25名士兵还能站着继续战斗。
他们没有后退。
就在科科达小径激战正酣时，1942年8月下旬，日军还在东面的米尔恩湾尝试两栖登陆，企图夺取另一个海空据点。
这一次，澳军在几乎没有援军的情况下，将登陆日军打得节节后退，最终将其全部歼灭。
这是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日本陆军第一次在陆地战中被击败。
消息传出，盟军士气大振，原来日本陆军不是不可战胜的。
1942年的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政府官员们其实已经在考虑向南疏散的方案了，因为没人知道日本下一步会不会真的登陆，整个国家都处在一种真实的恐惧之中。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科科达的那些士兵撑住了。不是因为技术优势，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身后就是家园。
随着日军补给线被澳大利亚空军反复打断，日军陷入断粮断药的绝境，于1942年9月下旬被迫撤退，伤员和病患被遗弃在丛林中，任其死亡。
澳军随即展开全面反攻，在长达两年多的新几内亚战场上，日本先后投入超过20万兵力。最后能走出这片丛林的，不到1万人。
那19万人去哪了？
死于战斗、死于疾病、死于饥饿，以及死于澳大利亚人绝不手软的报复。
有一段记录流传至今：1945年新几内亚战役末期，困守岛上的日军残部陆续举起白旗。美军后来接收战场时，发现20多万日军已打剩不到1万。
美军悄悄算了算，其他那十几万人呢？
没有需要解释的答案。
这就是为什么在1973年，日本拍了一部叫《日本沉没》的电影，在银幕里让全世界各国纷纷伸手援助日本，但唯独让澳大利亚不伸手，还趁机索要财宝。
战争结束了将近30年，日本人还没忘记澳大利亚有多可怕。
战争结束了，仇恨没有结束。
这是所有盟国中，处决日本战犯数量最多的纪录。
作为对比，美国向盟军战犯名单提交了30个名字，澳大利亚提交了140个。
在这140个名字里，有一个是别国不敢写的——日本天皇裕仁。
澳大利亚是二战结束后，唯一一个正式提出起诉天皇的国家。
法律理由写得清清楚楚：天皇是日本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战争的开始需要他的批准，天皇在战争过程中持续掌握指挥权，不能以"不知情"为由免责，更不能以"国家符号"为由免于追诉。
值得一提的是，在澳大利亚审判的300多桩日军暴行案件中，有128件与中国人、印度尼西亚人、印度人等亚洲人受害者相关。澳大利亚的审判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人，也替很多当时没有话语权的人追了一部分公道。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法官、澳大利亚人威廉·韦伯，曾在审判中直接说："进行战争需要天皇的批准，如果他不希望战争，可以不批准。"
但美国拍板：天皇免诉。
理由是冷战，随着美苏对峙加剧，美国需要把日本打造成对抗苏联的前沿阵地，天皇是日本社会稳定的核心，不能动。
麦克阿瑟力排异议，直接终结了这个问题。澳大利亚在盟国会议上强烈抗议，拒绝接受这个结果。
为了安抚澳大利亚，美国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法官的席位给了它，但这不过是一个安慰奖。韦伯法官坐上这个位置后，仍然多次公开表达对天皇免诉的强烈不满，留下了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异见之声。
天皇最终没有站上被告席，这成了澳大利亚永远无法释怀的历史遗憾。
回望这段历史，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记住。
桑达坎死亡行军的幸存者之一，后来留下了一张战俘营的手绘地图，标注了营地的每一块区域、每一条道路，以及英国战俘区和澳大利亚战俘区的位置。他画这张图，是为了战后的战罪调查做证据，为那些死去的战友留下一份无法被抵赖的记录。
"那些战友全都死了。"他儿子后来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向记者介绍父亲的遗物时，只说了这一句话。
正是这些幸存者和他们的证词，让澳大利亚的战犯审判得以深入细致，让那些平时被埋在军事档案里的暴行，一件件站上了法庭。
但澳大利亚有自己的方式，把这段记忆留存下来。
在昆士兰州汤斯维尔的太平洋战争纪念馆，博物馆入口处的地面上，投影着一面旭日旗——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
进入博物馆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从这面旗帜上走过去。
日本政府多次提出抗议，澳大利亚没有理会。
700万人，上百万兵，桑达坎的6个幸存者，科科达的7名守军，148名被执行的战犯，和那个永远没能站上法庭的天皇——澳大利亚不是最大的国家，却是最不肯忘记的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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