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楼上的月光

九一年的上海，外滩的灯还没现在这么亮。我退伍回来找不到正经工作，经人介绍去给一个做服装生意的温州老板当保镖。说是保镖，其实就是跟班，开车门、拎包、挡酒，偶尔也替老板处理些不方便出面的事。

老板姓周，四十来岁，梳大背头，手指上三枚金戒指，说话带浓重的温州口音。他待我不薄，每月给八百块，包吃住，比在厂里拧螺丝强多了。只是有些活不太上台面，比如隔三差五让我去虹桥接一个叫小娟的女人。

小娟是他养在外面的。这在当时不算稀奇，做生意的男人口袋里有了几个钱，总要在外面再安个窝。我从没见过小娟的面，每次都是拿了地址开车过去，等人下来。周老板给她的房子在愚园路上一栋老洋房里，二楼，窗户对着法国梧桐。

那天是十一月，上海刚下过一场冷雨，梧桐叶子落了一地，湿漉漉地贴在人行道上。周老板在锦江饭店跟人谈事，抽空给我打了个电话："去接小娟，送到华亭宾馆，我订了房间。"

我开车过去，停在愚园路口。那栋老洋房我来了不下二十次，闭着眼都能摸到门口。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咯吱响，墙皮剥落，露出底下暗红色的砖。二楼右手那扇门，我敲过很多回，每次都是一个年轻女人开门，穿睡裙，头发散着，懒洋洋地接过我递去的包。

但那天不一样。

门开了一条缝，里面的女人穿了一件藏青色的呢子大衣，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头发扎得整整齐齐。她抬头看见我，手里的包啪嗒掉在地上。

走廊尽头有扇窗，午后的阳光从梧桐叶子间漏进来，在她脸上晃动。我认得那双眼睛。十年前在南京路上，我牵着她的手说要娶她的时候，她眼睛里也有这样的光。

"……阿昌？"她叫我的名字，声音发颤。

我退了一步，后背撞在走廊的墙上。墙皮簌簌往下掉。

她叫小萍，我前妻。八八年我们离的婚，原因说起来也简单：我在部队常年不回来，她一个人在上海熬着，后来跟厂里的一个技术员好上了。我回来那天她做的红烧肉，吃到一半她放下筷子，眼泪掉进碗里，说阿昌我们离了吧。

我没吵没闹。年轻的时候觉得尊严比天大，她开口，我就点头。分了那套石库门里的十二平米房子，存款一人一半，从此再没见过面。

没想到再见是这样的场合。

她弯腰捡起包，直起身的时候我看见她眼角有了细纹。三年了，她老了，也瘦了，呢子大衣穿在身上晃荡荡的。她靠在门框上，嘴唇动了好几下，才挤出一句："他让你来接我？"

"嗯。"

"你知道我是谁？"

"不知道。"我说的是实话。周老板从没提过小娟的名字，我也从没问过。

她忽然笑了，笑得很轻，鼻子里哼了一声那种。她侧身让我进去，说进来坐坐吧，反正也不急。我站在门口没动，走廊里的穿堂风灌进来，吹得她大衣下摆轻轻摆动。

"进来，"她又说了一遍，"咱们好歹做过三年夫妻。"

客厅很小，但收拾得干净。茶几上放着半杯没喝完的茶，已经凉透了。靠窗的桌上摆着一台缝纫机，上海牌的老式缝纫机，跟我妈当年用的一模一样。缝纫机旁边堆着几块布料，颜色鲜艳，像是她自己在做衣裳。

她给我倒了杯热水，自己坐在缝纫机前，手搭在机头上，指腹有薄茧。

"你什么时候给他开车的？"

"今年夏天。"

"他一个月给你多少钱？"

"八百。"

"少了。"她说，语气平淡，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你该跟他要一千二，他做一单生意够你干十年。"

我没接话。窗外的梧桐叶被风吹起来，贴着玻璃转了一圈又落下。她看着窗外，忽然说："我跟他是在舞厅认识的。八九年，你刚走那阵子，我心里空，去跳了几次舞，他请我喝了一杯咖啡。"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

"我不是要说这个，"她转过头来，看着我，"我是想说，我今天不想去华亭宾馆了。你就跟他讲，我身体不舒服。"

"他等你呢。"

"让他等着。"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神忽然硬了起来，跟当年在民政局门口签字时一模一样。那时候她也是这种眼神，抿着嘴，一句话不说，签完字转身就走，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嗒嗒嗒嗒，像在下雨。

我在她对面坐下。那杯热水端在手里，烫得掌心发红。我们隔着一张茶几，茶几上有一本翻旧了的《知音》，封面是巩俐的照片，笑得眉眼弯弯。

"你过得怎么样？"她问。

"还行。"

"还行是怎么样？"

"退伍费花完了，找了个活，八百一个月，包吃住。"

她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站起身走到缝纫机前，拉开抽屉翻了一阵，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信封鼓鼓囊囊的，里面是钱，我摸得出来。

"拿着，"她说，"算我借你的。"

"我不要。"

"你拿着。"她把信封塞进我大衣口袋里，动作很快，像是怕我推回来。她离我很近，我闻到她身上的味道，还是雪花膏，跟当年一样，上海女人惯用的那种，甜丝丝的，盖在淡淡的洗衣粉气味上面。

楼下的梧桐树上停了一只鸟，叫了两声又飞走了。房间里忽然很静，静得能听见缝纫机机头里有只小虫在爬，窸窸窣窣的。

"阿昌，"她叫我，声音软下来，"你恨不恨我？"

我想了很久。阳光从窗外移过去一寸，茶几上的水杯边缘凝了一圈细密的水珠。那只鸟不知什么时候又飞回来了，在树梢上跳来跳去，影子落在窗台上，小小的一团。

"不恨了。"我说。

她点点头，退回缝纫机跟前，手重新搭在机头上。她低头看着那些布料，头发滑下来遮住半边脸，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那天我到底还是去了华亭宾馆，不过是自己去的。周老板在房间里等了一个钟头，见我一个人来，脸沉得像黄梅天。我说小娟身体不舒服来不了，他骂了两句，摆摆手让我出去。

我站在宾馆走廊里，地毯吸走了所有的脚步声。窗外的南京路上车水马龙，九一年的上海正在一天天变样。我摸了摸大衣口袋里的信封，没拆，但能感觉到那沓钱的厚度和温度。

后来我再没去接过小娟。周老板换了一个司机，把我调到仓库管货，工资涨到了一千二。我想起小萍说的话，也不知道她跟周老板提了没有。

那年冬天我去愚园路找过她一回。老洋楼还在，二楼窗户的灯亮着，但敲了半天没人开门。隔壁的老太太探出头来，说住这儿的女同志上个月搬走了，搬去哪里不知道，好像是嫁人了。

我站在楼梯口，手插在大衣口袋里。那信封里的钱我一直没花，原封不动地放着，连折痕都跟那天一样。走廊尽头的窗户外，法国梧桐光秃秃的枝桠伸向灰蒙蒙的天，像一双双张开的手。

我下了楼，走出弄堂，外面在下小雨。上海的冬雨细得像雾，落在脸上凉丝丝的。我走到路口回头看了一眼，二楼的灯还亮着，透过湿漉漉的梧桐枝桠，那团光晕黄黄的，暖融融的，像隔着毛玻璃看一盏旧时的油灯。

我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往雨里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