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的梦幻：日本如何创造出了“ 一亿总中流”的奇迹？|国民|总中流|日本|马克思

文/胡铁瓜

一个社会有没有可能做到所有人都是中产阶层？

日本试过，而且从数据上来看，它成功了。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内阁府的国民生活调查显示，超过90%的日本国民把自己归类为中产，整整90%。日本社会学界给这个现象起了一个专门的名字，“一亿总中流”，意思是一亿人全是中产。

在整个1970到1990年代，这几乎成了日本社会的官方自我画像。

我们创造了一个没有严重阶级分化的社会，绝大多数人过着差不多的生活，这就是日本模式的成功。

但90%的人都是中产，这在统计学上当然是不可能的。

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收入标准来划定中产的边界，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有90%的人口处于中间。

所以这个数字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

它到底是一个社会学的发现，还是战后发达国家最成功的一场集体认知？

答案是后者。

而且这场认知不只属于日本，日本只是把它做到了最极致的那个版本。

从美国到西欧，整个战后发达国家都经历了同一种认知重组，人们停止用阶级来理解社会，开始用阶层来理解社会。

而这种替换的后果远比它看起来的要深远得多，因为它不仅改变了人们日常使用的词汇，它甚至改变了人们理解自身处境的整个方式。

今天我们通过日本这面镜子，来聊一个最经典的社会学问题。“一亿总中流”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有非常具体的历史条件。

战后日本的起点是一片废墟，1945年投降的时候，主要城市已经被炸成了平地，工业产能不到战前的十分之一。

在这种条件下，美国占领当局主导了一系列极其激进的社会改革，解散了控制日本经济命脉的财阀集团，实施了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分给了佃农。

建立了工会制度，让工人获得了集体谈判的权利。

啥叫财阀？就是几家超大的家族企业，把控着银行、重工、商贸绝大多数核心资源，整个国家经济被少数几个家族攥在手里。二战之前的日本，贫富鸿沟大得吓人，农村大量佃农辛苦种地，大半收成要上交地主，城市工人干最苦的活，拿到手的报酬勉强够糊口。

这些改革在短时间内大幅压平了日本社会的财富分配结构。

旧的经济精英被削弱了，而底层获得了此前从未拥有过的经济资源和制度保障。

很多人容易忽略一点，这套改革能够落地，有特殊的时代背景。战败之后旧统治体系彻底崩塌，外部力量强力推动，本土社会内部也积攒了大量底层诉求，多重因素凑在一起，才完成了力度这么大的调整。放到普通和平年代，想要推动同等规模的利益重新划分，几乎听着像开玩笑。

然后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进入了人类历史上最惊人的经济增长期之一。

从1955年到1973年，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

工人实际工资以每年7%到10%的速度上涨，这意味着一个普通工人的购买力大约每十年就翻一倍。

电视、洗衣机、冰箱，也就是所谓的“三种神器”，在20世纪50年代，还是只有少数富裕家庭才能拥有的奢侈品，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已经成了几乎每家每户的标配。

紧接着是汽车、空调和彩色电视的普及。

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在以一种所有人都可以用肉眼感知到的速度在提升。

再往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落地，全社会都弥漫着向上走的氛围，普通人真切能够感受到，日子一年比一年宽裕。

但让“一亿总中流”成为可能的不仅仅是增长本身，因为经济增长不会自动导致平等。

很多高速发展的地区，经济盘子越做越大，可财富大头都往少数人兜里跑，普通人捞不到多少实惠。

让日本和同时期很多其他高增长经济体区分开来的，是一整套把增长果实相对均匀地分配到全社会的制度安排。

这套制度的核心是所谓的“日本式经营”，由三根支柱构成：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

终身雇佣制意味着一个正式员工一旦被录用，在正常情况下可以一直工作到退休，企业不会轻易解雇他。

年功序列制呢，就是你的工资和职位主要由工龄来决定，你在公司待得越久，赚得就越多，不需要和同事进行残酷的绩效竞争。

而企业内工会让劳资双方在同一个框架内协商，形成了一种命运共同体的感觉。

这三根支柱叠加在一起，所创造的不仅是一种经济安排，更是一种存在方式。

一个日本人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大企业，从此他的人生轨迹就在很大程度上被确定了，收入会随着年龄稳步增长，住房有公司补贴，孩子可以上公司附属的幼儿园，退休后有企业年金和国家年金双重保障。

他不需要在劳动力市场上不断地推销自己，因为他属于一个会照顾他一辈子的企业共同体。

但这套制度同样自带看不见的代价。员工不敢轻易跳槽，换工作就要损失多年积累下来的工龄待遇；论资排辈的规则之下，年轻人再有能力，也很难越过资历老的前辈；企业内工会大多和管理层保持合作姿态，很难真正站在劳动者这边强硬博弈。只是在经济狂飙的年代，蛋糕持续变大，这些弊端被高速增长掩盖住，很少有人会仔细琢磨。

而且这种感受不是只有大企业员工才有的，高速增长的涓滴效应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惠及了中小企业的工人和自营业者。

大企业的繁荣带动了整条供应链，而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在普遍提升。

一个在商店街开拉面店的老板和一个在索尼工作的工程师之间的生活差距虽然确实存在，但在那个年代这种差距在不断缩小。

两个人都能买得起彩色电视，都能每年带家人去温泉旅行，都觉得自己的孩子会比自己过得更好。

所以，当90%的日本人在问卷上勾选中产的时候，他们不是在撒谎，也不是被洗脑了，他们是在表达一种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完全合理的自我感知。

如果你在1975年问一个丰田工厂的工人，你觉得自己是底层劳动者吗？

他可能真的觉得你脑子有毛病。

因为他有稳定的工作，不断上涨的工资，公司提供的各种保障，他的生活和底层穷困这个词所唤起的那种贫穷和不安全之间确实没有任何对应关系。

而这恰恰是“一亿总中流”理论最强大的地方，它不是建立在虚假意识之上的，它是建立在真实的物质改善之上的。

这也是它比任何纯粹的意识形态宣传都更有效的原因。

因为你不需要说服人们相信一种和他们经验不符的叙事，你只需要让他们的经验本身发生变化就够了。

但也恰恰是因为有这种真实的物质基础，“一亿总中流”所执行的那种更深层的认知功能才如此有效，也如此难以被察觉。

这种认知功能是什么呢？

是让阶级这个问题变得不可提出。

当90%的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的时候，谁是资本占有者，谁是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群体？

这种问题在语言层面上就已经被取消了。

不是因为它被回答了，而是因为它被一种集体性的自我归类给覆盖了。

没有人去追问中间的两侧到底是什么，因为所有人都觉得自己站在安全的中间地带。

而中产这个标签在日本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它变成了一种市民身份。

相当于对外声明：我是正常的、体面的，属于这个社会主流的人。

这种身份认同深入到了什么程度呢？

即使一个人的实际收入已经远低于统计学意义上的中产标准，他仍然会在问卷上勾选中产。

因为不选这个选项意味着承认自己不属于社会主流，而这种承认在一个把中流当做市民基本资格的文化中，几乎等同于一种社会性的死亡。

这种现象也不只属于日本，从美国到西欧，整个战后发达国家都经历了同一种认知重组。

冷战政治为阶层分析的全面胜利提供了强大的外部推力。

在东方阵营使用阶级语言的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界有强烈的动机去证明这套语言已经过时了。

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美国社会学家发展出了以收入、教育和职业声望等连续变量来分类社会群体的框架。

在这套框架里面，社会不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一个连续的梯子，大多数人处于中间那一大段。

1996年，帕库尔斯基和沃特斯出版了一本直接叫《阶级之死》的书。

贝克的个体化理论论证说，人们的命运越来越由个人选择而非集体位置来决定。说人话就是，过得好与坏，更多看个人选择，群体出身带来的束缚已经淡化。

即使在西方左翼内部，阶级话语也被身份政治所边缘化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阶级在西方世界看起来确实死了，而这恰恰构成了对西方启蒙传统自身的一次深层背离。

法国大革命所宣告的自由、平等、博爱，其原始动力来自对等级制度的反抗。

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是这种精神在19世纪的延续。

他追问的不是应不应该平等，而是为什么在一个宣称人人平等的社会中，不平等仍然在结构性地再生产自身。

当战后西方社会用阶层替换阶级的时候，它回避的恰恰是属于它自己传统中的这个最尖锐的追问。

而日本的“一亿总中流”是这场回避中最极端也最成功的范本。

它把一个社会中90%的人都说服了，你们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利益分配不对等的关系，你们都是中产，你们都在同一条船上。然后泡沫破裂了，而这个意识形态神话也跟着一起死掉了。

1990到1991年日本资产泡沫破裂，随之而来的不是一次普通的周期性经济衰退，不是那种跌下去之后过几年就会爬回来的波动，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断裂。

当年泡沫狂热阶段流传过一个说法，东京皇居一小块土地的估值，能抵得上整个加拿大的国土地价，全日本不动产估值加起来，差不多是美国全部国土地价的四倍。泡沫吹得有多绚烂，破碎之后的冲击就有多沉重。这种断裂在此后的30年里一层一层地展开，每一层都在进一步侵蚀着“一亿总中流”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

首先瓦解的是终身雇佣制。

在泡沫破裂后的经济压力下，企业开始大量使用非正规雇佣来替代正式员工，也就是派遣工、合同工和兼职工。

啥叫非正规雇佣？就是短期签约，合同到期说不续就不续。1999年日本修订《劳动者派遣法》，进一步放开派遣用工的限制，企业用这种方式规避正式员工的薪资、福利和解雇成本。

非正规雇佣的比例从1990年的大约20%上升到了2020年代的将近40%。

这意味着将近五分之二的劳动者被排除在了“企业共同体照顾你一辈子”这套制度安排之外。

他们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年功序列的工资增长，没有企业福利，劳动合同可能就只有几个月。

他们在法律上是自由的市场参与者，自愿选择了灵活就业。

但他们的实际处境和1970年代那个丰田工人之间的距离已经大到了不可相提并论的程度。

然后是工资，日本的实际工资在1997年达到峰值之后，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增长。按实际购买力计算，三十年涨幅不到5%。

一个2020年代的日本年轻人的实际购买力和他父亲在同一年龄时相比，在扣除房租和社会保险费用的上涨之后，反而是下降的。

与此同时，企业利润和股东回报却在稳步上升。

日经指数在2024年突破了1989年泡沫时期的历史高点，2024年12月30日收盘达到39894.54点。

也就是说，经济体系所产生的价值越来越多地流向了资本所有者，而非劳动者。

这不是一种偶然的市场波动，这恰恰是皮凯蒂用200年数据所证明的，r大于g的结构性趋势在日本的具体呈现。简单解释，r代表资本收益率，g代表经济增速，当资本回报跑赢经济整体增长，财富就会持续向持有资产的人集中。

在这些变化的作用下，一整套新的社会范畴开始出现，每一种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宣告“一亿总中流”的死亡。

首先是尼特族（NEET），指的是在非正规雇佣之间漂泊，没有固定职业的年轻人。这个词汇是1999年英国政府社会排斥部门报告当中首次使用，传入日本之后被广泛使用。刚传入的时候，还带着一点自由择业的轻松意味。

但到了1990年代末期，含义就完全反转了，变成了被体制抛弃的人的代名词。

然后是工作贫困者。

2006年NHK播出的纪录片，让这个概念进入了日本的公共视野。

一个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同时打两三份零工，但仍然交不起房租和健康保险的人，他不是懒惰的，他比大多数人都更努力，但他的努力在结构面前完全无效。

再然后是超过146万的蛰居族，这是2022年度日本内阁府调查、2023年3月对外公布的数据。这些完全退出了社会生活，长期封闭在自己房间里的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恰恰是在“一亿总中流”的叙事中长大的那一代人。

社会学家三浦展在2005年出版的《下流社会》，直接宣告了一个新社会范畴的出现：不是暂时的贫困，而是一种缺乏上升意愿和上升能力的结构性固化。

在这些变化面前，内阁府的同一项调查给出了一个极其微妙的答案，自我认同为中产的总比例仍然很高。

日本人在文化上仍然顽强地倾向于把自己归入中间，但内部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中等偏中的比例在下降，中等偏下的比例在持续上升。

越来越多人仍然坚持说自己是中产，但他们给自己加了一个不安的后缀：偏下。

这个措辞变化实际上是一种语言学意义上的最小退让。

你从中产的核心区域移到了边缘区域，但你还没有跨过那道心理上的红线。

你没有说我不是中产了，但位移的方向是清楚的，而且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向下。

这种在框架内部向下位移，也许比彻底的认知崩塌还要深刻。

崩塌至少意味着旧框架被抛弃了，新的理解方式有可能出现。

但中等偏下的持续增加意味着人们仍然在使用旧框架，只不过他们在这个框架里面越来越不舒服了。

他们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不对，但他们手上没有另一套语言来准确地命名那个不对的东西。不需要长篇大论的剖析，普通人心里只模模糊糊揣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憋屈。

而在框架之外，在那些已经不愿意或者不能够把自己归入中产的任何一档的人群当中，阶层叙事的语言就彻底失灵了。

因为这套语言的全部逻辑建立在一个前提上面：每个人都在梯子上，你可能在底部，但你在梯子上，你有一个位置，你原则上可以往上走。

但一个被永久性地排除在稳定就业之外，劳动力没有任何溢价能力，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改变自己结构性位置的人，他不在梯子上。

而一个“每个人都在梯子上”的分析框架，是没有办法处理梯子之外的人的。

而这恰恰是MAX的阶级分析可以做到的事情。

MAX的框架从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每一个人在光谱上有一个位置”这个预设上面的。

它建立在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上：你和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你是拥有那些让钱自己生钱的东西的人，比如工厂、土地、平台、资本，还是你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换取生存条件？

在高速增长的年代，这个问题的锋芒被遮蔽了，因为出卖劳动力的人也过上了好生活。

一个丰田工人和丰田大股东之间的日常消费差距，在那个年代看起来并不像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他们都有房子，都有车，都能带家人去旅行。

差异似乎只是量的差异，而不是质的差异。

但泡沫破裂后30年所展现的恰恰是MAX分析过的那个长期趋势。

当增长放缓，蛋糕不再快速变大的时候，蛋糕的分配方式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而分配方式由什么来决定？

由你和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决定。

资本所有者的财富通过资本增值、股息和租金仍然在增长，而出卖劳动力的人的实际工资在原地踏步甚至倒退。

那条被高速增长掩盖了几十年的线，也就是拥有资本的人和出卖劳动力的人之间的那条线，重新显现出来了。

“一亿总中流”的历史意义恰恰在于它完美地展示了这种遮蔽是怎么运作的，以及它的极限在哪里。

在物质条件允许的时候，也就是高增长、强工会、终身雇佣都还在的时候，阶层叙事可以成功地覆盖阶级问题，让整个社会相信我们都是中产。但这种覆盖是有条件的。

而这些条件不是永恒的。自从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转向以来，它们就在被系统性地拆除，阶级的轮廓就从阶层的表面之下重新浮现了出来。

而且，“一亿总中流”的代价不只是认知上的，它还在一代人的心智中植入了一种特定的归因模式。

啥叫归因模式？就是遇到事儿了你赖谁。

当你相信社会是一个连续的梯子，你的位置由你的能力和努力来决定的时候，那么当生活开始走下坡路，你不会去追问梯子本身的结构是否有问题，你会追问你自己：是不是我不够努力，是不是我能力不足，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选择？

日本过去30年中一些最让人心痛的社会现象，比如中年男性的高自杀率，1998‑2011连续14年自杀人数突破3万，年轻人大规模退出社会生活，弥漫整个社会的无力感和自我否定，和这种归因模式之间不是没有关系的。

这些人不是因为不够好才滑落的，他们是因为支撑他们的制度安排被抽走了。

但“一亿总中流”的语言不允许他们这么想，因为在这种语言当中，制度安排不是一个有效的归因对象，有效的归因对象只有一个，就是你自己。

举个很实在的例子，父亲年轻的时候进大企业，工龄涨工资跟着涨，安稳过完一辈子。等到儿子长大，正式岗位大幅收缩，只能打几份零工，再怎么拼命，收入也上不去。父亲很容易觉得是孩子不够上进，孩子又会陷入自我怀疑。两代人互相心里别扭，可谁都看不透，大环境的制度已经悄悄变了。

而当一个人把结构性的困境内化为个人的失败的时候，他所承受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压力，更是一种深刻的、持续的自我否定。

我们再看几组冰冷的统计数字。2021年日本相对贫困率15.4%，单亲家庭贫困率达到44.5%，接近一半。结婚登记对数从1972年109万对，跌到2023年47.47万对，2023年总和生育率仅1.20。年轻人为啥不结婚不生孩子？不是不想，是不敢。不稳定的收入，持续走高的生活成本，看不到稳定的未来，很多人直接放弃组建家庭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