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土耳其打工多年，当地女性与中国女性在生理及文化上差异显著

楔子

远赴土耳其打工多年，我在这片横跨欧亚的土地上扎了根。日常相处中，我慢慢发现，当地女性与国内女性，从生活观念到处事风格，都有着明显的差异。没有好坏，只是地域环境造就了不同。我看在眼里，也渐渐读懂了这两种处事模式的独到之处。

第一章：远赴土耳其务工，扎根当地开启海外打拼生活

二零一六年的秋天，我第一次踏上伊斯坦布尔的土地。飞机落地那一刻，我耳朵里还嗡嗡响着，鼻腔里先钻进一股混杂着香料和海风的陌生气味。

"你是第一次来土耳其吧？"接机的工头老周问我，他叼着根烟，眼睛眯起来看我。

我点了点头，手里攥着那个旧行李箱的拉杆，指节有点发白："头一次出国，心里头没底。"

老周笑了，拍拍我肩膀："没底就对了。我刚来那会儿，连厕所都找不到，满大街的土耳其文，看啥都跟天书似的。"

他开着一辆破旧的面包车，拉着我穿过拥挤的街道。马路两边是低矮的楼房，墙皮斑驳，阳台上晾着花花绿绿的毯子。偶尔能看到一座清真寺的尖塔，在灰蒙蒙的天色里直愣愣地戳着。

"咱这工地在新城区，干的是装修活儿，"老周一边开车一边跟我交代，"包吃住，工资月结。但有一点，你得守人家的规矩，别惹麻烦。"

我连声应着。出国前我在老家县城干了十年的瓦工，老婆孩子都指着我的收入。要不是听说这边工钱高，我也不至于跑这么远。

工地是一个正在翻新的老酒店，脚手架搭得密密麻麻。我被分到一个四人小组，组长是个四十来岁的本地人，叫穆斯塔法。他不会说英语，我也不会说土耳其语，头三天，我俩交流基本靠手比划。

第四天中午，工友们蹲在路边吃盒饭。我旁边坐着个叫阿赫梅特的小伙子，他能说几句磕磕绊绊的英语。

"你，"他指了指我，又指了指穆斯塔法，"怎么，说话？"

我苦笑了一下，啃了口干硬的面饼："比划呗。他要水泥，就做个端盘子的动作，要钉子，就用手指头戳两下。"

阿赫梅特乐了，露出一口白牙："穆斯塔法人好，就是脾气急。你干慢了他要吼，但他不记仇。"

果然，下午我递砖头慢了几秒，穆斯塔法就冲我嚷嚷起来，虽然听不懂，但看他瞪圆的眼睛和挥舞的手臂，也知道不是好话。阿赫梅特在旁边帮我解释："他说让你手脚麻利点，这酒店老板后天要来检查。"

我赶紧加快了速度，心里憋着一股劲。晚上收工，穆斯塔法走过来，递给我一杯热气腾腾的苹果茶，又拍了拍我的肩膀，嘟囔了一句。

阿赫梅特翻译："他说你干得不错，明天继续。"

那杯苹果茶很甜，滚过喉咙，一直暖到胃里。我开始意识到，在这个语言不通的地方，动作和善意，有时候比话语更有用。

工地旁边有个小卖部，老板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我们都叫他"老爹"。每天收工后，工友们喜欢去他那里坐坐，买点汽水或者打个公用电话。

有一次我去买水，老爹指着柜台上一张照片，又指了指我，叽里咕噜说了一串。照片上是个穿红裙子的年轻女人，笑得很好看。

阿赫梅特正好也在，他凑过来，脸上带着促狭的笑："老爹问你，你老婆是不是也这么漂亮。"

我脸有点热，摆了摆手："我老婆在家带孩子呢，她比我好看多了。"

老爹听完阿赫梅特的翻译，哈哈大笑，又拿了一包饼干塞到我手里，竖了个大拇指。我知道他是在夸我老实，心里头暖洋洋的。在异国他乡，这种来自陌生人的一点点善意，能让人撑很久。

在工地干了两个多月后，我开始慢慢适应这里的节奏。早上五点半起床，六点吃早餐，是一种用玉米面烤的薄饼，配着白奶酪和黑橄榄。我第一次吃那黑橄榄，差点没吐出来，又咸又涩，但在工地消耗大，饿了什么都得往下咽。

有一天早上，我正对着那盘黑橄榄发愁，旁边一个瘦高的工友推了推我，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说："吃，习惯。"

我吓了一跳，瞪着他："你会说中国话？"

他咧嘴笑了，露出一口因为长期喝浓茶而有些发黄的牙齿："一点点。我叫艾登，去过广州，三个月。"

那感觉就像在沙漠里走了好久突然遇到个水坑。我立马拉着艾登坐下，恨不得把这两个月憋在肚子里的话全倒出来。

"你跟我说说，这地方的人到底咋想的？"我压低声音，指了指周围的本地工友，"你看他们，干活慢悠悠的，一到下午四点，不管手上活多急，都雷打不动要喝茶。穆斯塔法急得跳脚也没用。"

艾登耸耸肩，端起他的小玻璃杯，啜了一口红茶："这是他们的生活。工作是为了生活，不是为了工作。你不能用中国的节奏，去套他们。"

我听得半懂不懂。在我们老家，干活就得有干活的样子，老板付了钱，你就得把活干漂亮，哪能因为喝茶就耽误工期？

艾登看我皱眉头，又加了一句："你会懂的。在这里久了，你会慢下来。"

事实证明艾登说得对。过了几个月，我也开始习惯在下午四点和工友们一起放下工具，坐在脚手架的阴影里，端着滚烫的红茶杯，什么也不干，就那么看着远处的海鸥和清真寺的尖顶。那种感觉很奇怪，一开始是心慌，觉得在浪费时间，慢慢地，居然品出一点悠闲的味道来。

工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老板请了个厨师来给工人们做午饭。厨师是个四十多岁的土耳其女人，叫法蒂玛，胖胖的，围着一条碎花围裙，笑起来眼睛弯弯的。

法蒂玛做的饭比工地外面卖的那些要可口多了。她最拿手的是"曼特"，一种小小的羊肉馅饺子，煮好了浇上酸奶和辣椒油。第一次吃的时候，我心里犯嘀咕，饺子配酸奶，这能好吃吗？但尝了一口之后，居然意外地搭。

法蒂玛喜欢在做饭的时候哼歌，声音不大，调子很悠扬。有一次我问艾登她唱的是什么，艾登听了听，说："唱的是她家乡的姑娘，像月亮一样美。"

从那以后，我每次吃午饭都喜欢多坐一会儿，听法蒂玛哼歌。我有时候会想，我老婆在家做饭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哼歌？她哼的歌和法蒂玛的，肯定不一样。

天气渐渐转凉，伊斯坦布尔的冬天来得又湿又冷。工地上的活接近尾声，老周把我叫到一边，递给我一支烟。

"干得不错，老李，"老周点上火，吐出一口烟雾，"这边完工了，我手头还有个小项目，在安塔利亚，海边，干不干？"

我没立刻回答。安塔利亚，我听都没听过。

"那地方暖和，"老周继续说，"而且咱们这个团队要散，有几个本地工友想跟着去，包括艾登。你要是去，我就把后勤这块交给你管。"

我知道，这是老周在提拔我。管后勤虽然累，但不用天天爬脚手架，而且工资能涨一截。

我掐灭了烟头："去。"

老周点点头："行，那就这么定了。这两天收拾收拾，咱们下礼拜出发。"

决定去安塔利亚那天晚上，我站在酒店翻修好的露台上，看着远处灯火通明的博斯普鲁斯大桥。海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掏出手机，给老婆发了一条消息："工地上换了新地方，去南边，海边上。一切都好，勿念。"

消息发出去，好一会儿才显示已读。她那边是凌晨，估计是半夜醒来看到的消息。她没有回，我知道她心里头挂着，但嘴上不说。就像我一样。

去安塔利亚是坐的大巴，一路沿着海岸线开。窗外是湛蓝的地中海，阳光好得不像话，和伊斯坦布尔的阴沉完全不同。艾登坐在我旁边，一路给我当翻译，跟司机和乘务员聊天。

"司机说，安塔利亚的女人比伊斯坦布尔漂亮，"艾登坏笑着跟我说，"他说这里的姑娘眼睛里有太阳。"

我靠在座椅上，眯着眼睛看窗外："眼睛里有没有太阳我不知道，反正这太阳是够毒的，晒得人睁不开眼。"

在安塔利亚的新工地，我头一次真正意义上和土耳其女性有比较深入的工作接触。新项目的甲方代表是个女的，叫塞纳，三十岁出头，穿着一身利落的西装裙，踩着高跟鞋在工地上走来走去，跟几个满脸胡子的工头讨论设计图纸，声音不大，但句句都说到点子上。

第一次开现场协调会，塞纳指着图纸上一个位置，用流利的英语问老周："这里的水电线路要改，你们的人手够不够？"

老周赶紧点头："够够够，您说怎么改就怎么改。"

塞纳没理他这茬，转头看向我："你是负责后勤的？"

我一愣，点头。

"那好，工人加班的话，夜宵要跟上，不能只给面包，得有热汤。"她看着我，眼神很直接，没有半点拐弯抹角。

我被她看得有点不自在，但还是稳住了："行，我安排。"

开完会，艾登戳了戳我："怎么样，跟中国女人不一样吧？"

我回想了一下塞纳说话时的神态和语气。要是在国内，女甲方多半会先把要求跟老周说，再由老周层层往下传达。塞纳不是，她直接找到具体办事的人，清楚明确地告诉你要做什么，不容置疑。

"是有点不一样，"我说，"她挺厉害的。"

艾登笑了："她当然厉害，她是安塔利亚大学建筑系毕业的，还在德国工作过三年。这里的女人，厉害起来，没男人什么事。"

我开始留心观察塞纳。她每天到工地的时间比大部分工人都早，来了先绕工地走一圈，高跟鞋踩在钢筋水泥地上咔咔响，哪里有问题一眼就能看出来。有一次，一个本地工人图省事，把废料直接从三楼窗户往下扔，塞纳刚好从下面经过，差点被砸到。

那工人吓得脸都白了，塞纳抬头看了他一眼，没有大声骂，只是用很冷的语气说了一句话。我听不懂，但看那工人恨不得钻进地缝里的样子，也知道不是什么好话。

艾登后来跟我说："她说，你的命不值钱，我的命值钱，不想干了就滚。"

我听了心里头一紧。这女人，够狠。

但同时，她又有另一面。工程赶上雨季，连着下了好几天大雨，工地上泥泞不堪，有几个工人淋了雨感冒了。塞纳不知道从哪里搞来几大包草药茶和厚毯子，让人送到工棚里。她还特意嘱咐老周，让我给生病的工人熬姜汤，放红糖。

老周把这事转达给我的时候，我有点意外。她怎么会知道中国人感冒要喝姜汤？

后来有一次，塞纳来工棚查看材料，看到我在整理账本，就随口问了一句："后勤做起来怎么样？"

"还行，"我说，"就是有些东西不好买，这里的集市跟国内不一样，要找齐东西得跑好几个地方。"

她点点头："你可以去老城区的香料市场后面看看，那里有几家批发店，东西全。"

我记住了。她又看了看我手里的账本，说："你记得很细，不错。"

就这么简单一句，转身就走了。但我觉得，她是在认可我的工作。这种不绕弯子、有事说事的风格，让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外国人，反而觉得心里踏实。我隐隐感觉到，这个国家的女性，无论是在工地挥汗如雨的、还是在办公室里掌控全局的，都有一种和中国女性不太一样的锐度和直接。

安塔利亚的雨季来得快，去得也快。太阳一出来，整个城市就像被洗过一样，亮堂堂的。而我的故事，也从这片亮堂堂的阳光底下，真正开始了。

第二章：日常工作交际，频繁结识当地女性友人

安塔利亚的太阳比伊斯坦布尔热情得多。每天早上六点不到，天就亮透了，阳光从工棚的塑料布缝隙里钻进来，把我晒醒。我揉着眼睛爬起来，外头已经能听见工人们洗涮的水声和零星的招呼声。

工地上多了几个本地女工，是塞纳坚持要招的。她说装修收尾阶段有些细致的活，女人做得比男人好。老周一开始不大乐意，怕女人在工地上不方便，但塞纳是甲方，她说的话就是命令。

那几个女工主要负责贴马赛克和打磨墙面。领头的叫哈尼耶，四十来岁，瘦瘦的，头上包着一条灰蓝色的头巾，干活的时候话不多，但手底下特别快。她带的三个年轻姑娘都是她的亲戚，从村子里出来挣钱的。

第一天她们上工，我就得负责她们的午饭。法蒂玛留在伊斯坦布尔没跟来，这边的伙食得我自己想办法。我找了工地附近一家小馆子，跟老板娘商量每天送十几份饭过来。

老板娘叫艾谢，五十多岁，圆脸盘，两条眉毛修得细细的，说话嗓门大，笑起来整个铺子都听得见。她听我说要订饭，先是用手背拍了拍我的胳膊："你是中国人？我头一回见中国人到我这订饭。"

我被她拍得有点不好意思："对，工地上需要，您这儿的饭干净，我闻着香。"

艾谢哈哈大笑，转头冲厨房里喊了一句，出来个年轻姑娘，看着二十出头，扎着一条长辫子，眼睛又大又亮，跟她妈一样爱笑。

"这是我女儿，莱拉，"艾谢说，"以后送饭让她去，她跑得快。"

莱拉冲我点点头，笑得露出一颗小虎牙。我赶紧说："那麻烦你们了，每天的饭钱我现结。"

莱拉摆摆手："不急，我妈说了，月底一起算就行。"

从那以后，每天上午十一点半，莱拉就骑着一辆旧摩托车，后座绑着两个大保温箱，突突突地开到工地门口。工人们听到摩托车的声音，就知道开饭了。

有一回，莱拉送完饭没急着走，蹲在工棚门口看哈尼耶她们贴马赛克。她看了一会儿，忽然开口："那个角上的花纹贴反了。"

哈尼耶抬起头，手里还捏着一块蓝色的小瓷砖："你说啥？"

莱拉走过去，蹲下来指了指墙面："你看图纸，这边应该是一个圆形花纹往外扩散，但你从左边贴起，到角上收尾的时候，纹路就对不上了。"

哈尼耶凑过去仔细瞅了瞅，脸一下子红了。她猛地站起来，冲着旁边一个年轻姑娘说了句什么，语速很快，我听着像是在骂人。那姑娘低着头，眼睛红红的。

我赶紧过去打圆场："怎么了？问题大不大？"

哈尼耶喘了口气，指着那墙面："我侄女没看图纸，贴错了。现在得撬了重来。"

我看了看那已经贴了一大片的马赛克墙面，心里头咯噔一下。那可是两天的工量。

莱拉倒是很淡定，她拍拍手上的灰："现在撬还来得及，就这一角，其他的我看过了，没问题。"

哈尼耶深吸了一口气，转头对着她侄女："你，留下来，跟我把这一块撬干净，晚饭前弄不完，今天别回去。"

那姑娘眼泪掉下来了，但还是点了点头，拿起工具开始撬。

我站在旁边看着，心里有点感慨。在国内工地上，女工本来就少，偶尔有也是跟在丈夫后面打下手，很少见到像哈尼耶这样自己带队伍、出了错直接开骂的。而莱拉，一个送饭的姑娘，居然能一眼看出图纸上的问题。

等工人们吃完饭散了，我拉住莱拉："你怎么会看那个图纸？"

莱拉把保温箱往车上一绑，回头冲我笑："我爸爸以前是装修师傅，我从小看他画图纸。后来他腿伤了干不了活了，就教我看了。我妈开馆子，我白天帮送饭，晚上帮爸爸画图。"

我有点意外："你还会画图？"

莱拉耸耸肩："会一点，但不专业。塞纳姐说等工地完了，让我去她公司当实习生。"

她说完骑上摩托车就走了，马尾辫在风里甩来甩去。

那天下午，塞纳来工地检查进度，哈尼耶主动把贴错马赛克的事跟她说了。塞纳听完，看了一下重贴的部分，脸上没什么表情，只说了一句："下次让莱拉先看一遍图纸再动手。"

哈尼耶连连点头，一点都没有被批评的不服气。我在旁边看着，觉得这两个女人之间有一种默契，话不多，但都清楚对方的标准在哪里。

过了几天，工地附近的集市开市，我需要去买一批新的砂纸和滚筒刷。艾登陪我一起去，说是给我当翻译。

集市很大，搭着白布棚子，卖什么的都有。香料、布料、锅碗瓢盆、五金工具，一摊接一摊，吆喝声此起彼伏。我正蹲在一个五金摊前挑砂纸，旁边布料摊上一个女人忽然开口："中国来的？"

我抬起头，看到一个头发染成棕红色的女人，大概三十五六岁，穿一件宽松的花裙子，耳朵上挂着两串银色的耳坠子，一动就晃。

"是，你咋知道？"我站起来。

她笑了，指了指我的鞋子："你穿的那种劳保鞋，本地人不买这种款，都是出口的。"

我低头看看自己的鞋，还真是，工地发的，鞋头带钢板。

"我叫图巴，"她伸出手来，很自然地跟我握了一下，"我是那个布摊的，也是这个集市的翻译。你要是买东西听不懂价钱，可以来找我。"

我赶紧道谢："那太好了，我这正愁砍价呢。"

图巴摆摆手，转身回了自己的摊子。艾登凑过来，贼兮兮地说："图巴是这条街上最会做生意的女人，你小心她把你兜里的钱全掏走。"

我瞪了他一眼："你刚才怎么不早说有翻译？"

艾登耸耸肩："你又没问。"

我拎着挑好的砂纸走过去找图巴。她正在跟一个顾客讲价，嗓门不小，语速飞快，手还在布料上拍来拍去。等顾客走了，她转头看我："买好了？我帮你问问价。"

她带着我去五金摊，几句话就跟老板说好了价格，比我预想的便宜了两成。我付了钱，图巴又把我拉到她的布摊前："你工地上是不是要窗帘？我这有便宜的。"

我愣了："你怎么知道我们要装窗帘？"

图巴一边抖开一卷深蓝色的布料一边说："艾登跟我说的，说你们那个酒店快完工了。窗帘我来供，质量你放心，价格给你最低。"

我看看艾登，他正假装在看旁边的香料摊。这臭小子，嘴比腿还快。

图巴的布质量确实不错，我摸了一下，厚实绵密，颜色也正。但要订窗帘这事我做不了主，得回去问老周。

"我先拿个样品回去问问，"我说，"要是定了，我再来找你。"

图巴爽快地把那卷布裁了一小块包好递给我："拿去。定了的话，连布带加工，我包了。"

回工地的路上，艾登跟我说："图巴以前在伊兹密尔开过服装厂，后来厂子倒了，她一个人来安塔利亚重新开始。她离过婚，带着一个儿子。"

我心里头琢磨着，在这个国家，一个女人离了婚还能自己撑起一个摊子，自己跑货源、自己谈生意，这份劲头放在国内也是少见的。

窗帘的事图巴报的价确实便宜，老周看了样品也满意，就定了下来。图巴来送窗帘那天，还带了一盒自己做的开心果仁蜜饼，说是给工人们尝尝。

工人们一哄而上，眨眼间一盒饼就见了底。哈尼耶手里拿着最后一块，掰了一半递给她侄女。

图巴靠在布摊上，跟我闲聊："你们中国女人，结了婚是不是就不出来工作了？"

我想了想："也不是，现在年轻一代出来工作的挺多的。但老一代的，尤其在农村，结了婚多半就在家带孩子、种地。"

图巴点点头，脸上没什么表情："我结了婚也在家带了五年孩子。后来男人跑了，我没办法，只能出来。出来以后才发现，世界挺大的。"

她说话的语气很平淡，但我总觉得那平淡底下藏着不少东西。我没多问，只是说："你挺能干的。"

图巴笑了："能干有什么用？该吃的苦一样没少吃。但我儿子现在上了好学校，我就觉得值。"

她走了之后，艾登跟我说："图巴的生意做得不错，但她一个人撑了这么多年，不容易。"

日子一天天过，工地的装修进入了最后阶段。塞纳来得更勤了，几乎每天都要在工地上待到天黑。有一回我加班清点材料，一直忙到晚上九点多，正要收工，看见塞纳一个人站在二楼露台上打电话。

她的声音压得很低，我听不清说什么，但从她偶尔抬手抹脸的动作来看，我猜不是什么开心的事。我没上去打扰，悄悄收了东西准备走。结果她挂了电话转过身来，正好看见我。

四目相对，她先开口："这么晚还没走？"

"盘点材料，"我说，"这就走了。"

她看着我，忽然问了一句："你在这边，不想家吗？"

我被她问得一愣。这是她头一回跟我聊工作以外的事。我实话实说："想啊，怎么不想。但出来了就得把钱挣够再回去，要不白跑了。"

塞纳靠在栏杆上，月光照在她脸上，看起来比白天柔和了很多。她说："我理解。我在德国读书那几年，也想过家。回来之后发现，这里才是我的地方。"

我犹豫了一下，问她："你刚才，没事吧？"

塞纳笑了一下，很淡，嘴角往上牵了牵："没事，家里的事。我母亲身体不好，我弟弟又不管，只能我多操心。"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但我听出了那股子跟图巴一样的无奈。这里的女人，不管多能干，家里的担子好像总是会多压在她们身上几分。

我想起我老婆，我在外头打工这些年，家里的老老小小全是她一个人顾着。我从来没听她抱怨过，每次打电话都说家里都好，让我别挂心。但我心里清楚，她一个人的日子，不会比塞纳轻松。

"那你多顾着点自己，"我说，"活儿是干不完的。"

塞纳看了我一眼，点点头："嗯，你也是。"

那天晚上我骑着工地那辆旧自行车回租住的地方，路上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些女人。哈尼耶在工地上骂完侄女，转身又偷偷往她口袋里塞零花钱；莱拉一边送饭一边学画图纸，眼睛里的光比安塔利亚的太阳还亮；图巴大嗓门地砍价卖布，夜里一个人骑着摩托车穿越半个城市回家；塞纳白天对着施工图发号施令，晚上躲在天台上为母亲的病发愁。

她们都活得很用力，没有谁的生活是轻松的。但她们好像天生就习惯了把那些不容易藏在硬壳底下，只让人看到外头那一层光亮的壳。

跟国内的女人比起来，她们的表达方式更直接，做事更利落，独当一面的时候理直气壮。这种不同不是好坏之分，只是这方水土养出来的性子。地中海的阳光太烈了，晒不惯含蓄那一套，有什么说什么，有泪往肚子里咽，日子照样往前赶。

第二天一早，莱拉的摩托车声又在工地门口响起来。她从保温箱里端出热腾腾的汤，招呼工人们吃饭。哈尼耶带着她侄女又开始贴剩下的墙面，两个人一边干活一边说话，昨日的眼泪早就被太阳晒干了。

我端着一碗汤蹲在门口喝，看着这些人忙忙碌碌的样子，心里忽然觉得踏实。离家万里，每天面对着陌生的语言、陌生的习惯，但人和人之间的那点东西，在哪里都一样——你对她好，她也对你好；你勤快，她就愿意多关照你几分。

在这个慢慢熟悉起来的城市里，我结识的土耳其女性越来越多，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的活法都不一样。但有一件事是共通的，她们都让我看到了一种跟我习以为常的中国式女性完全不同的生命状态。

这种状态，我想慢慢读懂它。

第三章：社交礼仪不同，初次相处便感受到文化差别

窗帘的事定下来之后，我跟图巴熟络了不少。每次去集市买材料，我都会绕到她的布摊跟前打个招呼，她有时候塞给我一把榛子，有时候给我倒杯茶，然后拉着我聊几句。

有一天，图巴正给我倒茶的时候，摊子前面忽然来了个穿西装的男人，看着四十出头，腕子上戴一块金灿灿的手表。他站在布摊前，没看布料，先看人。

图巴脸上的笑收了一下，但还是客客气气地问："先生看布？"

那男人笑了笑，说话慢悠悠的："图巴，你别装不认识我。上回谈的那批窗帘布，我给的价钱已经很高了。"

"谈生意归谈生意，"图巴把茶杯递到我手里，转过身去对着那男人，"你那个价，去掉运费和人工，我一毛钱都赚不到。我这是小本买卖，比不了您的大公司。"

那男人也不急，又往前走了半步："那你开个价嘛，总得有的谈。"

图巴歪了歪头，报了一个数。那男人立刻摇头："太高了，太高了。"

两个人就站在我面前你来我往地砍起价来。图巴说话快，手也不闲着，一会儿抖开一块布展示织法，一会儿掏出计算器啪啪按着数字给他看。那男人被她绕得有点晕，最后叹一口气："行了行了，就按你的价，明天我让人来拉货。"

等那男人走了，图巴把计算器往桌上一丢："这人，每次都想占便宜。"

我在旁边看了一场热闹，心里头暗暗佩服。要是在国内，我老婆去买菜跟摊贩讲价，声音都压得低低的，生怕别人听见。图巴倒好，大大方方站在街边上，声音比旁边的喇叭还响。

"你们做生意的，都是这么谈？"我问她。

图巴喝了一口茶："那不然呢？弯弯绕绕说半天，他还是不出钱，我也不能白送他。直接点，大家都省事。"

过了两天，莱拉来送饭的时候，忽然跟我说："我爸让你今天晚上到我家吃饭，他说要谢谢你照顾我们家生意。"

我愣了一下："照顾啥生意？我就是在你们家订饭啊。"

莱拉笑："订饭也是照顾。我爸说了，你来吃就是了，我妈做烤肉。"

我心想推辞也不好，就说行，晚上收工了过去。

傍晚收了工，我冲了个凉，换了件干净衬衫，去街角的店里买了盒点心拎着。第一次到人家家里吃饭，不能空着手。虽然不知道土耳其人有没有这个讲究，但礼多人不怪，我按国内的规矩来。

莱拉家在老城区一条窄巷子里，巷口种着一棵歪脖子无花果树。我照着莱拉说的地址找到门口，门是开着的，里头传出来炖肉的香气。

我站在门口敲了两下门，艾谢的嗓门先响起来："进来进来！门没锁！"

我推门进去，是个不大的院子，地上铺着花砖，墙角放着几盆花。院子中间摆了一张矮桌，桌上已经摆满了盘子，有沙拉、酸奶、烤饼，还有一大盘冒着热气的烤肉串。

莱拉从厨房里探出头来："你来了！快坐，我爸马上就出来。"

我把点心盒子放在院子墙角的台子上："带了点东西，给叔叔尝尝。"

莱拉看了一眼，笑着冲厨房里喊了一句。一个拄着拐杖的男人从厨房侧门走出来，瘦高个儿，下巴上留着一小撮胡子，眼睛跟莱拉一样大而亮。

"你就是老李？"他伸手跟我握了握，手心温热干燥，"听莱拉说了，你在工地干后勤，管得不错。"

"叔叔过奖了，就是混口饭吃。"我赶紧说。

他让我坐下，自己也在对面坐下来，艾谢端着一大盘烤肉最后出来，围裙还没解，先给我盛了满满一碗汤："先喝汤，这是羊骨头熬的，暖胃。"

我端起碗喝了一口，鲜得很，还带着一股说不出的香味，大概是放了些当地的香料。一家人坐在院子里的矮桌旁，灯光暖黄，气氛很松弛。莱拉的爸爸话不多，但时不时给我夹菜，艾谢一直在问我在中国的生活，莱拉在旁边当翻译。

吃到一半，莱拉的爸爸忽然放下叉子，看着我很认真地问了一句："你在这边，有对象吗？"

我差点被一口汤呛到。莱拉也愣了一下，赶紧跟她爸说了句什么，大意大概是人家有老婆孩子了。

她爸爸哦了一声，点点头："那可惜了。我看你挺实在的，想给你介绍一个。"

艾谢在旁边拍了她丈夫肩膀一下："你瞎操什么心！人家老李在中国有家。"

她爸不以为意地挥挥手："有家也可以再找一个嘛，男人在外面……"

"爸！"莱拉提高了声音，笑着打断他，"你再说我不给你翻译了。"

我赶紧圆场："叔叔好意我心领了，我老婆孩子在家等我呢，我干够了钱就回去了。"

她爸这才不说什么了，又给我夹了一块肉。但我心里头觉得有趣，在国内，初次见面就问人家有没有对象，那是很冒犯的事，尤其是当着全家的面。但在这儿，好像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跟问今天吃了没差不多。

吃到后来，莱拉的爸爸喝了几口酒，话多起来，跟我说了很多他年轻时候做装修的事。他说他那时候爬脚手架不用安全带，现在不行了，腿坏了才知道厉害。

"你年轻，"他指着我说，"但也要小心。安全第一，别学我。"

我点点头应着。临走的时候，艾谢塞给我一包烤饼："明天早上吃，热一下就行。"

我拎着饼出了巷子，安塔利亚的夜风吹过来，带着一股海水的咸味。我掏了掏口袋，发现忘了把买的点心给人家了，还放在墙角的台子上。算了，明天让莱拉带回去。

回去的路上我琢磨着这顿饭。整晚交流下来，好多地方都跟国内不一样。他们说话不避讳，想到什么说什么，家里的情况、过往的经历，没有藏着掖着的。我在国内，要是去别人家吃饭，主人家客客气气，客人也客客气气，嘴上说的多半是"都好都好""客气了客气了"，很少有像艾谢那样直接问我有多少工资、攒了多少钱的。

她问的时候，莱拉拦了一下："妈，你别问人家这个。"

艾谢理直气壮："我问这个怎么了？我心里有数，才知道他订饭能订多久。"

我当时哭笑不得，但心里头倒不反感。人家问得坦荡，我就答得坦然，说了个大概的数字，艾谢一听，脸上笑开了花："那你这饭能订到明年了。"

又有一次，塞纳让哈尼耶带着几个女工去她办公室取新的瓷砖样品。我在工地上没什么事，就跟过去帮忙搬。到了塞纳的办公室，她正在接电话，看到我们进来，做了个"稍等"的手势。

哈尼耶带着她侄女规规矩矩站在门口，我在后头。塞纳打完电话，从办公桌底下搬出一个纸箱子："样品都在里面了，哈尼耶你挑一下，选三个花色让老周定。"

哈尼耶蹲下来翻样品，塞纳倒了几杯水放在茶几上，又问我："喝茶还是喝水？"

"水就行，谢谢。"

塞纳把水递给我，我接过来的时候注意到她办公桌上放着一张照片，是一个穿白裙子的中年女人，眉眼跟塞纳很像，坐在一张花园的椅子上，笑得很安静。

塞纳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轻声说："我母亲，去年照的。"

我点了点头："看着身体挺好的。"

塞纳没接话，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最近不太好，在医院。"

哈尼耶在旁边听到了，抬起头来："塞纳姐，我认识一个老中医，在卡斯那边，你要不要带阿姨去看看？"

我有点惊讶，在土耳其也有中医？

塞纳显然也很意外："中医？"

哈尼耶说："是中国人开的诊所，在卡斯开了好几年了，专看关节和腰腿，我婆婆去过，说管用。"

塞纳沉吟了一下："行，你把地址给我，我了解一下。"

这个场景在国内太常见了，朋友之间互相推荐医生、介绍偏方，人情往来嘛。但塞纳和哈尼耶，一个是甲方老板，一个是包工头手下的女工长，放在国内职场里，地位差距挺明显的。但在安塔利亚的这个小办公室里，她们之间的对话就没有那层隔阂。

等我们从塞纳办公室出来，哈尼耶抱着样品箱子，她侄女在旁边小声说："姨妈，你咋认识那个中医的？"

哈尼耶把箱子往上托了托："你婆婆去年腰疼成那样，最后谁治好的？我不记住人家的好，还算个人吗？"

她侄女就不说话了。

过了一个礼拜，图巴的布摊边上突然多了个帮手，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瘦高瘦高的，皮肤晒得黑里透红，帮图巴搬布卷、收钱找零，手脚倒还利索。

我过去买一块垫餐桌的塑料布，看到那孩子就问："你儿子？"

图巴一边裁布一边答："对，放假了，来给我帮忙。不然天天在家打游戏，眼睛都要瞎了。"

那孩子看了我一眼，用还算顺溜的英语说："叔叔好。"

我挺意外："英语说得不错啊。"

图巴脸上有点得意："学校里学的，比我强多了。我连英语都说不利索，他说得溜。"

那孩子帮我把裁好的塑料布卷起来，又主动问我要不要袋子。我心想这小孩挺懂事，就说要一个。他跑去柜台下面翻了半天找出一个干净的塑料袋给我装好。

图巴收了钱，对我叹气："他要是有他爸一半的勤快，我也不用天天守在摊子上。"

我不好接话，就岔开话题："你一个人带他，辛苦吧。"

图巴把裁布剪子往桌上一丢："辛苦是辛苦，但看着他一天天长高，也值了。就是不能让他学他爸，男人靠不住，我从小就跟他讲，你长大了要有担当，别当个不负责任的王八蛋。"

她说话声音大，旁边摊子的人都看过来。她儿子脸都红了，小声说了一句什么，图巴冲他摆摆手："我说错了？你自己说，我说错了没？"

她儿子不吭声了，埋头整理布料。

我在旁边看着，心里头有个对比格外清晰。国内的女人，尤其是当妈的，在外面很少这么直白地数落男人的不是，哪怕心里有再多委屈，对外说的时候多半是"他工作忙""他也不容易"。图巴不一样，她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她离了婚、前夫不靠谱，提起来就要骂两句。

她骂完了照样做生意，笑嘻嘻地跟顾客讲价，一点都不带情绪过夜的。这一点，跟我认识的大多数中国女人反差太大了。

又过了几天，工地旁边的咖啡馆里搞了一个小活动，说是附近几个商户和工地的人一起聚一下，喝喝茶聊聊天。老周让我代表工地去。

我去了才发现是塞纳组织的。咖啡馆的院子里摆了长长的桌子，十几个人围坐在一起，有开餐馆的、有开杂货铺的、有做运输的，还有几个是塞纳公司的员工。莱拉也在，她坐在角落里跟一个年轻女孩聊天。

我找了个位置坐下，旁边是个开洗衣店的胖女人，叫迪莱克，五十来岁，头发烫得卷卷的。她一看我是生面孔，就主动开口："你是新来的？"

"对，旁边工地干活的。"

迪莱克哦了一声，上下打量我："中国人？"

"是。"

她立刻就转向旁边的人喊了一句："嘿，来了个中国人！"

一时间好几个人朝我这边看过来，我有点不好意思。迪莱克却毫不觉得尴尬，她拍拍我的肩膀："你跟我说说，你们中国男人在家里干不干活？"

我被她问得一愣。旁边的人哄笑起来，塞纳端着茶杯走过来，笑着对迪莱克说："你别一上来就问人家这么私人的问题。"

迪莱克理直气壮："这有什么私人的？我就想知道，中国男人是不是跟土耳其男人一样，回家就摊在沙发上看电视。"

我挠了挠头，实话实说："我老婆在家带孩子做家务，我出来打工挣钱。我在家的时候会帮她做饭、接送孩子。"

迪莱克听完，转头对一桌人说："听见没有！中国男人还做饭！你们几个土耳其男人回去好好学学。"

塞纳在旁边笑着摇了摇头，但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出来，她对这个话题也是有兴致的。后来私下里她跟我说："迪莱克的老公什么都不干，洗衣店全靠她一个人撑。她看见勤快的男人就忍不住要夸几句。"

我说："那也是她不容易。"

塞纳端着茶杯的手顿了一下："她不容易是一回事，但她的男人不好好分担，就是他的问题。我们这里的女人，很多人都在外面挣钱，回到家还要伺候一家老小。比你们中国女人辛苦多了。"

她这话带着几分打抱不平的意味。我不好反驳，也不好附和，只能喝口茶。

聚会散了之后，莱拉跟我一路走回工地。路上她忽然说："李哥，你觉得我们这里的女人，跟你老婆比起来，谁更累？"

这问题更不好答了。我想了半天，说了句实在话："累不累的，每个人都不容易。我老婆一个人在家带孩子老人，也是什么都扛着。但你们这的女人，好像扛得更理直气壮一点。"

莱拉偏着头想了一下，然后笑了："理直气壮。这个说法好。我爸总说，我跟我妈一样，嘴巴硬，不肯吃亏。但我们不吃亏，谁替我们吃呢？"

她说完这话蹦蹦跳跳地跑到前面去了，头发在路灯底下甩来甩去。

我站在原地望着她跑远的背影，心里头那个对比越来越清晰了。国内的女人吃苦耐劳，但那份苦多半是安安静静咽下去的，不喊疼也不叫累，做完了还怕别人说自己做得不够好。而这里的女人也在吃苦，但她们吃完了会说"我吃了苦，你得认"。她们不藏着那份不容易，甚至把不容易当成一种可以拿出来的谈资。

两种活法，没有谁对谁错。只是我看着这片地中海的天空下，她们走路带风、说话带响的样子，忽然觉得，这种活得坦坦荡荡的姿态，也挺好。

第四章：婚恋家庭观念，两地女性想法存在明显不同

哈尼耶的侄女叫艾琳，十九岁，瘦瘦小小的个子，干活的时候低着头不说话。有一天午饭时候，我看到她一个人在工棚角落里啃一块干面包，眼眶红红的。

我端着饭碗走过去，蹲在她旁边："咋了？你姨妈又骂你了？"

艾琳摇摇头，用不太流利的英语说："姨妈没骂我。是我爸妈。"

"你爸妈咋了？"

她沉默了一下，把面包掰成一小块一小块："他们要让我嫁人。"

我心里头咯噔一下，看她才十九岁，跟国内上大学的孩子差不多大："这么早？"

艾琳抬起头，眼睛里都是红血丝："对方三十八岁，结了婚的，前妻跑了，有三个孩子。我爸妈觉得他家有地、有羊，我嫁过去不愁吃。"

我听完这话，手里的饭碗差点端不稳。三十八岁，三个孩子，二婚，这放在国内随便哪个家庭都要炸锅的，她爸妈居然觉得这是好归宿？

"你不想嫁？"我问。

艾琳又低下头去："我不想。我想跟姨妈学贴砖，以后自己也当工长。可我爸妈说，女孩子学这个没出息，迟早是别人家的人。"

我把饭碗放在地上，心里堵得慌。正想说点什么，哈尼耶过来了，看到艾琳红着眼睛，脸上的表情变了一下，走过来一屁股坐在我们旁边。

"她又跟你说啥了？"哈尼耶问我，语气不太好。

我说："她妈让她嫁人。"

哈尼耶哼了一声，掏出一根烟点上，吸了一口，烟雾从她鼻子里喷出来："我那个姐姐，一辈子围着锅台转，看男人脸色过日子。她懂什么？她嫁给我姐夫那年才十七，生了五个孩子，腰都累弯了。现在她倒好，要让自己的闺女走她的老路。"

艾琳在旁边小声抽泣。哈尼耶用手指头弹了一下她脑门："哭什么哭！你跟她说，你不嫁，谁要逼你嫁，你跟他说来找我。"

艾琳揉着脑门，眼泪还挂着，但嘴角微微翘起来一点。我知道哈尼耶这话是说给她听的，有她这当姨妈的撑腰，艾琳心里头能松快些。

过了两天，我从图巴的摊子上买了块布，想给艾琳做件工装褂子，省得她干活时把衣服弄脏了心疼。图巴一边裁布一边问我："你要给谁做衣服？"

我说了艾琳的事，图巴手里的剪子顿了一下："她妈要让她嫁人？嫁那个带着三个娃的男人？"

"对。"

图巴把裁好的布叠好递给我，冷笑了一声："我前夫当年找我的时候，也说他家有房子有地。结果房子是他爹的，地是他哥哥的，他什么也没有。结了婚我才知道，家里的帐全是欠的。"

我接过来，叹口气："那艾琳这事咋办？"

图巴把剪子往桌上一拍："啥咋办？她不想嫁，谁也甭想让她嫁。土耳其的法律，女娃要结婚也得她本人同意，她爸妈硬逼她，她能去告他们。"

我有点意外。说实话，来土耳其这么久，我一直觉得这个地方传统观念挺重的，没想到法律上对女性的婚姻自由保护得还挺清楚。

图巴看我疑惑，又说："法律是法律，农村人是农村人。好多地方还是父母说了算，逼着嫁人的多得是。就看这女娃自己有没有胆子硬到底。"

我把布拿回工地，塞给艾琳。她摸着我买的布，又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眼圈又红了。我怕她哭，赶紧走开了。

晚上回到租住的地方，我给老婆打了个视频电话。她那边是白天，正在院子里晾衣服，手机镜头晃来晃去。

"今天咋这么晚打？"她问。

"刚收工。跟你说个事，工地上一个小姑娘，才十九，她爸妈要逼她嫁个二婚带三个娃的男人。"

我老婆手里的衣服停了一下："那是过分了。才十九，慌啥。"

"就是，我说人家姑娘自己不想嫁。"

我老婆把那件衣服抖了抖挂上晾衣绳，对着镜头说："你自己在外面多看着点，别掺合人家家里的事，别惹麻烦。"

"我知道，我就看着不忍心。"

她又絮叨了几句孩子的学习，挂了电话。我坐在床上发呆，想起我老婆当年嫁给我的时候，她家里也不同意，嫌我穷，没房子。但她自己非要嫁，跟我裸婚，我到现在都觉得亏欠她。

可让我老婆当面跟她娘家撕破脸硬杠，她绝对做不出来。她只会憋着委屈，自个儿受着。这一点上，艾琳有她姨妈撑腰，敢说"我不嫁"，图巴离了婚敢一个人带孩子出来讨生活，塞纳过年过节敢不回家看弟弟的脸色。她们身上有种不怕把关系闹僵的狠劲，这种劲头放在中国女人身上，有时候是被压着的。

又过了半个月，工地上贴瓷砖的活儿做完了，哈尼耶带着几个女工开始做清洁。中午休息的时候，艾琳拿了个塑料袋，装了一些自制的腌辣椒给我："李哥，谢谢你那天跟我说话。"

我接过来："你爸妈那边怎么说？"

艾琳眼睛亮了一下："我姨妈去我家了，跟我妈吵了一架。我妈现在不敢提了。"

哈尼耶在旁边叉着腰喊："艾琳！干活了！别闲聊！"

艾琳冲我吐了下舌头，跑过去接着擦玻璃。哈尼耶看了我一眼，走过来压低声音说："她妈不敢逼了，我放话了，谁敢逼我外甥女嫁人，我掀了他家桌子。"

我忍不住笑了："你这是亲姨妈。"

哈尼耶哼了一声："我是她妈的亲妹妹，我最烦她妈那套女人嫁了才算活着的话。我自己一个人活得好好的，缺男人缺了十年也没饿死。"

这话说得又硬又响，旁边的女工们都笑起来。

说起缺男人的话题，我倒是想起一件事来。有一天下午，我去塞纳办公室送材料清单，在她办公楼一楼的咖啡厅里等了一会儿。旁边坐了两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穿得挺时髦，正在聊天。其中一个语速很快地说："我跟他谈了三年，他到现在都没跟他妈说我们的事。我都三十二了，我等不起了。"

另一个附和着："男人都这样，拖着拖着就把你拖老了。你直接问他，娶还是不娶，不娶拉倒。"

我在旁边端着咖啡听得清清楚楚，心里头暗暗吃惊。这对话要放在国内，女的大概率会说"他可能是有难处""再给他一点时间"，很少有这么干脆利落撂狠话的。

后来我看到塞纳从楼上下来，她看到我坐在咖啡厅，就走过来说："你等很久了？"

"没，刚到一会儿。"

她在我对面坐下，扫了一眼旁边桌那两个女人，笑了笑："听到她们说话了？"

我有点尴尬："不小心听到的。"

塞纳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很自然地说："这种事在这里太常见了。男人不想结婚，女人耗不起，最后要么分，要么女方委屈求全嫁过去还要看婆婆脸色。我见过太多了。"

我说："国内也一样，谈恋爱谈久了，女方家里催得紧。"

塞纳看了我一眼："那是家里人催。在这里，女人自己催，自己不松口。我有个朋友，跟男朋友同居五年，那男人一直说再等等。后来我朋友直接搬走了，换了个城市重新开始。半年后她男朋友追过去求她结婚，她说'我已经不等了'，把他关在门外。"

我听完这故事心里头五味杂陈。这要是放在国内，女方搬走半年男方追过去，周围所有人都会劝"他都知道错了，你就给他个机会"，家人朋友轮番说和，好像不原谅就是你不通情达理。但塞纳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干得漂亮"的赞赏。

"你那朋友，现在呢？"我问。

塞纳笑了："去年结婚了，老公是个建筑师，对她很好。不合适的，早丢早省心。"

我点了点头，心里头想起一个远房表妹，跟男朋友耗了七年，最后还是分了，分了之后她足足在家躺了三个月不出门，家里亲戚都骂她傻，说早该分了。可表妹说："我舍不得那七年。"

舍不得。这三个字，好像框住了很多中国女人。而土耳其女人给我的感觉是，哪怕亏了七年八年，一咬牙也就舍得了。她们更往前看，不怎么回头去秤那过去的斤两。

后来有一天，我跟艾登下工后去街边喝啤酒。艾登问我最近在工地上混得怎么样，我说还行，就是总觉得这里的女人跟国内女人差别太大。

"哪方面差别？"艾登喝了一口啤酒，眯着眼睛看我。

"就拿婚姻这事说吧，"我把啤酒杯放在桌上，掰着手指头给他算，"国内好多女的，不管受多大委屈，为了孩子、为了面子、为了家里人不担心，她咬着牙也要把日子过下去。离婚这种事，能不提就不提，提了也觉得丢人。"

艾登反问："你意思是你们中国女人离了婚就抬不起头？"

"也不是抬不起头，"我挠了挠头，"就是好像离了婚，人家看你的眼光不一样。你自己也觉得矮人一截。"

艾登点点头："在我们这儿，离婚的女的多着呢。图巴离了，哈尼耶离了，我表姐也离了。离了就离了呗，日子照过，谁看你矮一截你就瞪回去。"

他说这话的时候，旁边一个中年男人忽然插嘴，用英语说："你们在说女人？"

艾登转过头去，那男人端着酒杯凑过来，自来熟地说："我跟你们说，土耳其女人，离了婚比没离婚的时候更厉害。我姐姐离婚以后开了自己的面包店，钱挣得比我多。我姐夫？现在还在老家放羊。"

他说完哈哈笑起来，喝了口酒就走了。艾登冲我耸肩："你看。"

那天喝完酒回去的路上，我又想起来哈尼耶那句话。"缺男人缺了十年也没饿死。"她说这话的时候多理直气壮啊，好像男人这东西，有了添点彩，没有也不耽误她吃饭干活。

我认识的中国女人里，能说出这话的不是没有，但少。大部分中国女人，哪怕自己过得再好，对"有没有男人"这事多少还是拧巴的。别人问"你咋还不找对象"的时候，嘴上说"一个人挺好"，心里头多多少少有点虚。

至于彩礼这件事，我是后来听莱拉提起的。有一次她在工棚门口跟我聊天，说她们村里谁家闺女出嫁，男方给了多少钱。

"你们这儿也兴彩礼？"我问。

莱拉歪着头想了一下："不一样的。男方要给女方家里钱，但那个钱女方家里是要用来买嫁妆的，买家具、买电器、买首饰，再让闺女带回婆家。不是给女方父母。"

我咂摸了一下这话。国内彩礼，虽说有些地方也让女儿带回去，但也有很多是留在娘家给兄弟娶媳妇用的。这里倒好，说白了是男方出的钱最后变成小两口的家底，女方父母不占。

"那我问你，"我接着说，"要是女方父母拿了钱不给嫁妆呢？"

莱拉瞪大眼睛："那怎么行？那会被人笑话死的。以后她家的女儿就嫁不出去了。"

我听完心里头对比了一下。国内农村，彩礼越要越高，嫁妆越来越少的事这些年没少听说。有闺女的人家靠彩礼给儿子娶媳妇，转圈盘剥，到最后结婚成了两家博弈的买卖。这边的规矩倒简单一些，钱是给小两口的，谁也不占谁的便宜。

前几天艾琳过来跟我说，她爸妈不逼她嫁人了，但提了个新要求："那你要嫁也行，男方得出多少多少彩礼，不然免谈。"

哈尼耶在旁边听到这话，把抹布往桶里一摔："他们到底是嫁闺女还是卖闺女？"

艾琳低着头不说话。我心里头叹了口气，不管在哪里，在钱面前，亲情有时候就是薄薄一张纸。

但哈尼耶的反应让我又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她把我拉到旁边说："老李，你说你们中国，有没有那种，女人自己攒钱给自己办嫁妆的？"

我说："有，但不多。大部分还是靠家里。"

哈尼耶点点头："我当年结婚的时候，我自己的工钱攒了三年，买了冰箱、洗衣机和一整套厨具。我前夫家出的是房子和床。后来离婚了，我把冰箱和洗衣机都搬走了，那是我自己挣的，谁也别想留下。"

她说这话的时候下巴微微扬着。安塔利亚下午的阳光照在她脸上，额头上有些细密的汗珠，但那双眼睛里头，是明明白白的硬气。

我在这个国家待得越久，越看到土耳其女性在婚恋家庭上跟中国女性截然不同的活法。她们离婚离得坦荡，不嫁嫁得硬气，彩礼嫁妆算得清清楚楚。她们好像不太信"忍一忍就过去了""吃亏是福"那一套，她们信的是"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就是你的，谁也别想糊弄谁"。

我有时候在想，这种区别跟文化无关，跟底气有关。这里的女人，从很小的时候就被允许大声说话、大声表达不满、大声争取自己要的东西。她们不被规训成"温顺懂事"的样子，所以长大了之后，手里攥着自己的生活，攥得紧紧的，轻易不让别人拿走。

而国内很多女人，一辈子都在学"懂事"。懂事的女儿、懂事的媳妇、懂事的妈、懂事的奶奶，懂着懂着，自己的那点念想就全懂没了。

我没有说哪种更好。我只是看到两片土地上长出来的女人，躯干朝着不同的方向伸展。我在安塔利亚的太阳底下，慢慢地、一点一点地，看清了这种伸展的脉络。

第五章：生活作息与饮食习惯，地域带来行为习惯差距

来安塔利亚头两个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字，慢。早上开工的时间比国内晚，上午十点多工人们才陆陆续续到齐。我有几次七点半就到工地了，结果整个工地空荡荡的，只有看门的老头在扫地。

有一回我实在忍不住了，问艾登："你们这的人都几点起床？"

艾登打着哈欠走进工棚，看了看手表："我八点起的，算早的了。"

"八点还早？"我瞪着他，"在我们那，五点多就起了，六点半准时上工。"

艾登摊摊手："那你活得太着急了。晚上睡得晚，早上就起不来。"

我说："你们晚上都干啥了？"

艾登想了想："吃饭，喝茶，看电视，跟家里人聊天。有时候出去走走，到海边坐一会儿。反正不着急睡。"

后来我慢慢发现，这里的作息跟国内真是两个世界。国内是早睡早起，这边是晚睡晚起。夜里十一点多了，街上的咖啡馆和茶馆还亮着灯，三五成群的人坐着喝茶聊天。早上六七点钟的街道安安静静的，只有面包房和清真寺亮着。

图巴的布摊每天上午十点才开张，雷打不动。有一次我赶着买一批遮阳布，早上九点就到了集市，结果整个集市冷冷清清，一半的摊位盖着塑料布。图巴的摊位上，她儿子正蹲在门口玩手机，看到我来了站起来说："叔叔，我妈还没来。"

"她一般几点到？"

"十点，有时候十点半。"

我坐在图巴摊位门口的石阶上等了快一个钟头，图巴才骑着她那辆旧踏板摩托车晃晃悠悠地过来，车筐里还拎着一袋热腾腾的芝麻圈。

她看到我坐在门口，一点也不觉得抱歉："你这么早来了？吃早饭没？"

"吃过了，我六点就吃了。"

图巴把车停好，从袋子里掏出一个芝麻圈递给我："再吃一个，刚出炉的。"

我接过来咬了一口，满嘴芝麻香，又酥又软。图巴自己也拿了一个，坐在摊子后面的小马扎上慢慢吃，一边吃一边跟我说："你们中国人是不是天不亮就起来吃饭？"

"差不多，天亮就起。"

图巴摇摇头："那晚上几点睡？"

"九点多十点吧。"

图巴把手里的芝麻圈举起来晃了晃："我们晚上九点才开始吃晚饭呢。吃完饭收拾完，再看会儿电视喝喝茶，躺下就十二点多了。你让我早上六点起床，我白天还能干活吗？"

我想想也是，人家晚上活动的时间长，自然早上起不来。但我在国内活了几十年，习惯了早上的脑袋比下午清醒，到了这儿每天上午都有一段时间脑子懵懵的，不知道该干点啥好。

饮食习惯更不一样。工地上包午饭，一开始还是我找艾谢的馆子订饭，后来哈尼耶说她中午想自己带饭，说外面的饭菜吃久了腻。我说行，那你们自己带也行，我把饭钱折给你们。

哈尼耶第一回带饭的时候，我凑过去看了一眼。一个圆形的铁皮饭盒，里面铺着一层薄饼，饼上面堆着炖羊肉、洋葱和青椒，还有一小盒酸奶在旁边。

"你这够吃？"我看着那满满一盒子肉。

哈尼耶一边用手撕着薄饼一边说："这还少？中午吃了晚上都不用怎么吃。"

她又问我要不要尝尝，我说好啊。她用饼撕了一小块，包着羊肉和青椒递给我。我咬了一口，肉炖得烂，孜然味重，好吃是好吃，就是觉得有点腻。中午吃这么扎实的东西，下午干活会不会犯困？

结果下午哈尼耶带着几个女工干活干得飞快，一点都没见她犯困。我反倒是因为午饭吃得太撑，蹲在墙根底下眯了半个钟头才缓过来。

后来我自己观察，土耳其女人吃东西有个特点，她们把正餐吃得特别隆重，但每顿饭的量都不大，吃完就收，绝不像国内那样一大桌子菜恨不得你吃到撑。她们的餐桌上通常就是两三样菜加主食，吃完了再喝茶，茶在她们的日常生活里比饭还重要。

有一次我去艾谢的馆子里吃晚饭，店里坐了几个女顾客，一人面前一杯红茶，桌上放着一盘切好的西瓜，几个人边吃边聊，一坐就是一个多钟头。我点了一份烤肉配米饭，埋头扒拉完了，抬头一看她们还在那儿聊天，杯里的茶续了又续。

艾谢端着一壶新茶从厨房出来，看我一个人坐着发呆，就问："吃完了？吃饱没？"

"吃饱了，就是看她们都还在喝茶，我干坐着不好意思。"

艾谢哈哈大笑，转身给我也倒了一杯茶："急什么？吃饱了坐一会儿。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连坐下来喝杯茶的工夫都没有，那日子过得有什么意思？"

我端着那杯茶，慢慢抿了一口，又苦又甜。说实话，在国内我很少这么闲坐着喝茶。吃饭就是吃饭，吃完该干活干活，该回家回家，哪有在饭馆里一坐一个多小时的道理。但在这儿，喝茶好像才是正经事，吃饭倒成了顺便的。

后来我跟塞纳聊起这事，她正在工地旁边的长椅上吃午饭，一个保鲜盒里装着一份沙拉和几块鸡肉。她一边拌沙拉一边跟我说："你适应得怎么样了？作息什么的。"

"别的都行，就是午饭吃完犯困，"我说，"可能是肉吃多了。"

塞纳笑了笑："那你试试跟我一样，中午吃轻一点。沙拉、酸奶、水果。晚上再好好吃一顿。"

我看着她饭盒里绿油油的叶子，说实话，那东西我吃不惯。在国内我老婆也拌沙拉，但总要加一堆酱，不是沙拉酱就是千岛酱。塞纳的沙拉就是橄榄油和柠檬汁，简简单单的。

但我注意到她吃饭很慢，每一口都嚼半天，吃几口就停下来喝口水，然后接着吃。我从没见过哪个中国女人这么吃饭，至少我老婆吃饭跟冲锋似的，因为要赶着收拾碗筷、赶着送孩子上学、赶着去上班。

速度这件事，在这里好像从来没有被当成一个需要赶的东西。

有一天傍晚收工，艾琳跟我说她想学做中国菜，问我能不能教她。我说我哪会做什么中国菜，我就会煮个面条炒个蛋。艾琳说她买了面条和鸡蛋，让我去她家做给她看。

那天晚上我去了哈尼耶家，她和艾琳合租的一间小公寓，厨房干干净净的，灶台上放着艾琳买好的食材，除了面条鸡蛋，还有一把小葱和一瓶酱油，也不知道她从哪儿淘来的。

我烧了一锅水煮了面条，打了两个鸡蛋加了葱花翻炒，拌了点酱油。艾琳在旁边看得认真，问我每一步为什么这么做。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妈就是这么做的，我就这么做了。"

艾琳尝了一口我做的葱油拌面，眼睛瞪大了："好吃！好香！"她又让哈尼耶过来尝。哈尼耶尝了一口，皱了皱眉说："有点咸，但味道不错。"

那天晚上在哈尼耶家，她给我泡了土耳其红茶，用的是上下两层的茶壶，上面那层泡着茶叶，下面那层烧开水。倒茶的时候先倒一小半浓茶，再兑上一大半开水，加方糖调甜度。

哈尼耶递给我一杯，自己也端了一杯，坐在沙发上说："你们中国人喝茶不这样吧？"

我说："我们喝茶直接拿开水冲，没有上下两层的。"

哈尼耶想了想，忽然说："你们中国女人，是不是都不怎么喝茶？我见过的中国女人，爱喝白水的多。"

我被她说得一愣，仔细想想还真是。我老婆在家里也喝茶，但喝得少，平时就是白开水或者泡点花茶。我认识的国内女性，爱喝奶茶的多，但喝传统茶的真不多。反倒是男人，一把茶叶泡一天，喝得又浓又苦。

哈尼耶听了我的解释，咂了咂嘴："那你们中国女人不喝茶，喝啥？"

"咖啡吧，现在年轻女的都喝咖啡。"

哈尼耶晃了晃手里的红茶杯子："咖啡那东西，喝多了心慌。还是茶好，一天喝五六杯，人舒坦。"

我脑子里回想了一下国内的女同事，确实一天喝不了五六杯茶，她们喝水的频率都比不上这边喝茶的频率。在这边，从早到晚，我见到的每一个土耳其女人手里都端着一杯茶，不管是在家里、在办公室、在摊子上还是在工地上，茶壶永远在某个角落咕嘟咕嘟煮着。

莱拉有一次送完午饭，蹲在工棚门口喝她带来的保温杯里的茶。我凑过去问："你一天喝几杯？"

她想了想："没数过。早上起来先喝一杯，吃完早饭一杯，来工地路上买一杯，中午吃完饭一杯，下午茶一杯，晚饭一杯，睡觉前再一杯。七八杯吧。"

我倒吸一口气，一天七八杯，胃受得了吗？

莱拉看我惊愕的表情笑了："习惯了。没茶喝这一天就没法过。"

后来我跟艾谢聊起茶的事，她正在厨房里煮一大壶红茶，准备给店里客人续杯。她一边往茶壶里加茶叶一边说："你们中国不是产茶吗？茶不是从你们那儿传出来的？"

"是产茶，但我们喝茶没有你们这么勤。"

艾谢把茶壶放在托盘上，用手背擦了擦额头："那我可不行，我一天不喝茶就头疼。我们这儿还有句老话，叫'一杯茶是朋友，两杯茶是兄弟，三杯茶是家人'。喝茶就是交情，就是待客。你要来我家，什么都可以没有，茶不能没有。"

这话我记在心里了。后来再去别人家做客或者办事，人家递茶我就接，一杯接一杯地喝，慢慢也习惯了那种又浓又甜的味道。

除了喝茶，还有一个让我适应了好长时间的东西是甜食。土耳其的甜食是真的甜，甜到齁嗓子。图巴上次送来的开心果仁蜜饼，我头一回吃了一块，差点没把我嗓子甜哑了。但奇怪的是，这边女人吃甜食的能力比男人强，我见过哈尼耶一口气吃三块蜜饼面不改色，换我最多两块就顶不住了。

有一回塞纳来工地，带了一盒土耳其软糖给大家分。她递给我一块，我接过来一咬，满嘴玫瑰味和蜂蜜味，甜得我直眯眼。塞纳看我那表情，笑着问："太甜了？"

"太甜了，"我实话实说，"你们这儿的人怎么吃这么甜的东西？"

塞纳自己也拿了一块慢慢嚼着："小时候就吃，习惯了。你们中国人的甜食不甜吗？"

"也甜，但没这么甜。"我说。

塞纳想了想："那你们吃什么当零食？"

"瓜子花生吧，还有水果。"

塞纳点点头："我们这儿也吃瓜子，但那是喝茶时候磕着玩的。正经的甜点就是得甜，要不怎么叫甜点？"

她说得理直气壮，我倒没法反驳了。后来我慢慢发现，土耳其女人对甜食的态度特别松弛，想吃了就吃，不像国内很多女人，吃口甜点还要纠结半天热量。哈尼耶就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活这么累，再不吃点甜的，对不起自己。"

至于吃饭的规矩，有几回我去本地工友家做客，发现了一个跟国内截然不同的习惯。国内的饭桌，主人家会一直劝菜，恨不得把菜全夹到你碗里。这边不一样，主人把菜摆上桌，摆好了叫你吃，吃多少你自己盛，盛完了不够了再问你要不要添，但绝不会替你夹菜。

有一回我去迪莱克家吃晚饭，她是那个开洗衣店的胖女人。桌上摆了烤肉、米饭、沙拉和汤，迪莱克跟我说："自己动手，别客气。"她给自己盛了一碗汤就慢慢喝起来，也不催我吃。

我盛了饭夹了肉吃了一会儿，她问我："够不够？要不要再添？"

我说够了，她就点点头，没有再客气。整个过程干净利落，没有推来让去的那一套。在国内吃饭，主人家不把你塞到撑就不算招待到位，在这儿吃饭是你自己的事，吃饱吃好你自己把握。

后来跟艾登聊起这事，他说："强迫别人吃，那是不尊重。人家知道自己的肚子，不用你替他操心。"

我想了想，觉得也对。国内劝菜是热情，但有时候热情过头了，确实让客人难受。这边尊重个人选择的分寸感，倒是另一种舒服。

作息也好，饮食也好，说到底都是这地方的人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她们不赶、不急、不把自己往死里逼。该喝茶的时候雷打不动喝茶，该吃甜的时候就大大方方吃甜，天黑下来了就慢慢悠悠过夜生活，十点钟的晚餐对她们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而国内的女人呢，早上五点半起来给全家做早饭，中午随便扒拉两口对付一下，晚上赶回去接孩子做饭洗衣辅导作业，十点钟躺在床上的时候已经累得不想说话了。两种作息背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节奏和生存压力。

没有哪个更好。只是我站在安塔利亚的傍晚里，看着莱拉收了空保温箱骑上摩托车消失在暮色里，看着哈尼耶带着艾琳收工后慢悠悠走去集市买菜，看着图巴关了摊子带着儿子坐在路边的茶摊上喝今天的最后一杯茶，心里头那杆秤微微地、微微地，晃了一下。

第六章：思想表达模式，处事处事风格各有特点

工地上有几个工人干活偷懒，老周让我去盯着。那天上午，我走到二楼转角处，看到两个年轻工人蹲在墙根底下抽烟，工具扔在一边，该抹的缝还没抹。

我走过去，指了指墙："这活儿什么时候干？"

其中一个抬头看了我一眼，用土耳其语说了句什么，我听不懂，但语气听着就不太对。另一个也跟着起哄，两个人笑嘻嘻地继续抽烟，根本不搭理我。

我心里头火气上来了，但在国外我不想惹事，忍住了，转头下楼去找艾登。艾登正在一楼搬材料，我拉着他把情况说了。艾登听完，把手里的东西放下，拍拍手上的灰："你等着。"

他上了楼，我也跟在后面。艾登走到那两个工人面前，一句话没说，先把地上的烟盒踢开，然后指着那个刚才对我说话的人，语速飞快地说了几句。

那工人先是梗着脖子回了嘴，声音也不小。但艾登没退，声音比他更大，手还指着没干完的墙面，意思是活没干完你抽什么烟。两个人你来我往吵了几句，最后那工人把烟头往地上一丢，站起身来拿起了工具。

艾登又跟另一个说了两句，那个也乖乖站起来干活了。

下了楼，艾登跟我说："这种人，你就得当面跟他怼。你越是客气，他越觉得你好欺负。"

我说："但我听不懂他说的啥，怼不了。"

艾登拍了拍我肩膀："你听不懂没关系，你只要盯着他，盯着他眼睛，他不干你就一直盯着。他要骂你你就找我来骂回去。"

我心里头琢磨着这事。在国内，遇到工人偷懒，我一般会先找包工头说，包工头再去管工人。层层传达，谁也不当面撕破脸。但艾登的方式简单粗暴多了，直接对线，谁也别绕弯子。

过了几天，哈尼耶那边也出了件类似的事。她手下一个女工把一大块马赛克贴歪了，整面墙都得返工。哈尼耶发现的时候，那女工还在嘴硬，说按图纸贴的没错。

哈尼耶没跟她多废话，直接拿出图纸铺在地上，蹲下来把问题指给她看。那女工还不承认，哈尼耶就提高了嗓门："你看清楚！图纸上这一行是斜纹，你贴成直纹了！你不认账我就把塞纳叫来，让她说！"

那女工这才低着头不吭声了。哈尼耶让她去撬掉重贴，她虽然嘟囔着但也去了。

我在旁边看着，想着换成国内的女工头，大概会先把女工拉到没人的地方小声说，给她留个面子。哈尼耶完全不在乎那层窗户纸，错就是错，当众指出来，你得认。

后来我跟哈尼耶一起喝茶，她跟我说起这事："对那些人，你声音小了她们不当回事。我不骂她，我就把事摆清楚。认错了就重来，不认错我就找塞纳。在我手下干活，规矩就是规矩。"

"你就不怕她记恨你？"我问。

哈尼耶端着茶杯的手停了一下："记恨？她记恨我啥？我让她把活干好了，月底拿钱的时候她感谢我还来不及。偷偷摸摸记恨我不说，结果活还是干错了，那是她自己吃亏。"

这话说得太直接了，直接到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在我从小受的教育里，跟人相处要留三分余地，哪怕别人错了也要给台阶下，不然以后不好见面。但哈尼耶的逻辑是，错就是错，说出来解决了，大家反而清爽。

图巴那边也有同样的例子。有一回我去她的布摊取订好的窗帘布，结果她找了一圈才发现少做了两幅。我当时有点着急，因为第二天就要安装了。

"那你明天拿什么给我？"我问。

图巴一点也不慌："你急什么，你今天先把有的拉走，我今晚加个班把那两幅赶出来，明天一早让莱拉顺路给你带过去。"

"那你今晚要熬夜了。"

图巴把剪刀放下："熬就熬呗，是我的错，我忘了记数。我熬一夜抵你整个工地等我一天，哪个划算？"

她这话一说，我心里那点着急就消了一大半。她要是不承认自己的错，找一堆借口推给别人，我肯定要跟她急。但她当面认了，还自己说要加班，我反倒不好意思催她了。

第二天一早，莱拉的摩托车果然多绑了一个布卷，就是图巴连夜赶出来的那两幅窗帘。我接过来的时候摸了摸，针脚踩得比之前几幅还密实。

莱拉说："我妈昨晚干到两点多，眼睛都熬红了。"

我心想，这人要是放在国内做生意，遇着订单出错，多半要编个理由说工厂那边耽误了、送货路上出了什么问题，反正不能说是自己忘了。图巴倒好，错了就认，认了就补，不藏着不掖着，反而让人更信任她。

这件事过去没几天，塞纳让我去她办公室拿一沓新的施工图。我到的时候她正在接电话，我站在门外等她打完。她挂了电话走出来，脸色不太好看，但看到我立刻换了个表情："你来得正好，图纸在我桌上，你拿去。"

我进去拿图纸的时候，她坐在办公桌前揉太阳穴。我多嘴问了一句："咋了？项目上出问题了？"

塞纳摇摇头："不是项目。是我弟弟。"

我愣了一下，她很少主动提家里的事。但既然开了口，我就站住了听她说。

塞纳把手从太阳穴上放下来："我妈住院这事，花了不少钱。我跟我弟弟说一人出一半，他答应了。结果今天医院来催费，他只出了四分之一，剩下的让我垫。他自己开着新车，说要跑生意，钱全压在货上了。"

"那你咋办？"

塞纳深吸了一口气，语气里带着一股压不住的怒气："我打电话给他，直接说了，你要么把剩下的钱明天打过来，要么以后妈的事你别管，我自己管，但从今往后你别想再从我这拿一分钱。"

这话说得多狠啊。要是我在国内的亲戚朋友遇到这种事，多半是在家族群里含沙射影说几句，或者跟其他亲戚诉苦让中间人去传话，没有几个会直接打电话跟亲兄弟翻脸放狠话的。

但我注意到塞纳说完这话之后，脸上的怒气消散了一些。她端起杯子喝了口水，跟我说："说出来我心里舒服多了。憋着不说他能赖一辈子，我说了他至少要想一想。"

我点了点头，心里头却有点发酸。我老婆有时候也会跟我抱怨家里的亲戚，但她抱怨完了总是叹口气说一句"算了，都是亲戚"。那个"算了"里面藏着多少委屈和无奈，我比谁都清楚。

塞纳不是"算了"的那种人。她要算，而且要算得清清楚楚。

有一回我跟老周喝酒，聊起这些事。老周来土耳其比我早好几年，见的事情比我多。他端着酒杯说："你发现没有，这儿的女人说话办事，很少跟你兜圈子。她们要什么、不要什么，张嘴就说。"

我说："对，我跟我老婆说事还要琢磨一下怎么说她才好接受，她们完全不用。"

老周笑了："那你是没习惯。我跟你说，习惯了之后你会觉得轻松。有啥说啥，不用猜来猜去，日子反而好过。"

那天晚上我躺在出租屋的床上想老周说的"轻松"这两个字。说实话，我在国内生活了三十多年，从来没有觉得交流是一件需要"轻松"的事。你跟我说一句话，我得琢磨你是真心还是客气，是随口一说还是较真了。尤其是女人之间，那种微妙的话里有话，有时候男人根本听不出来。

在这边不一样。哈尼耶说"你今天干慢了"，那就是你干慢了，没有别的意思。图巴说"这个价我不赚"，那就是真的不赚，你不用猜她是不是想抬价。塞纳说"我弟弟不负责任"，那就是她心里就是这么认定的，不是在等你安慰或者和稀泥。

有一次在艾谢的馆子里吃饭，旁边桌坐了两个年轻女人，听着像是在聊其中一个的男朋友。那个女孩说的每句话都很直接："他昨天没回我消息，我生气了。他今天来找我道歉，我说你至少得请我吃顿饭，买束花，不然我不原谅。"

旁边那个女孩连连点头："对，就这样。你不提要求他就装糊涂。"

换成国内，女孩可能会说"他昨天忙没回消息，我也理解他"或者"我没生气，就是有点失望"。但这里的女孩把"生气"这两个字明明白白说出口，把"你得补偿我"的要求清清楚楚提出来，一点都没觉得不好意思。

我把这个观察说给莱拉听。她正在收拾保温箱准备回去，听了我的话停下来想了想："那你们中国女生，生气的时候怎么说？"

"不说生气，说'没事'。"

莱拉瞪大眼睛："明明生气还说没事？那男的怎么知道她生气了？"

"男的得自己猜。"

莱拉摇了摇头，那个表情像是听到了什么特别荒唐的事："为什么要猜？生气了就说我生气了，他知道了才能改。你不说他怎么改？猜错了你不是更气？"

她这话逻辑太通顺了，我竟然没法反驳。是啊，你不说，别人怎么知道？但国内那么多年的习惯就是，有些情绪你就是不能直说。你直说了就是脾气不好、不够温柔、不给对方面子。

哈尼耶有次跟我闲聊的时候也说了类似的话："我最烦那种有什么想法憋着不说的女人。憋到最后憋出病来，谁知道她憋的是什么？你说出来，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再说不能解决的事。"

我说："那万一你说出来了，人家不接受呢？"

哈尼耶把手里的烟掐了："他不接受是他的事。我说了，我做完了我该做的。他不接受，那问题就出在他那儿，我不替他背锅。"

这套逻辑在我脑袋里转了好几圈。国内的女人，很多都是替别人背锅的专家。老公不回家是我不够体贴，孩子成绩不好是我没辅导好，婆婆不满意是我不够孝顺。问题出在谁身上不重要，最后兜兜转转都是女人扛着。

而这里的女人，好像从一开始就分得清一件事——问题是谁的，就是谁的，别往我身上推。

塞纳处理事情的方式也印证了这一点。有一次工地上的水电布线和塞纳的设计图纸对不上，老周急得团团转，说塞纳肯定要发火。结果塞纳来了之后，先把图纸和现场对照了一遍，然后把负责水电的工长叫过来，问了一句话："是你没看懂图纸，还是图纸本身有问题？"

那工长支支吾吾半天，说是他理解错了。塞纳点点头："那好，你的错你改，明天中午前改完，改不完扣你工时费。"

那工长赶紧带人去返工了。从头到尾塞纳没有多骂一句，也没有迁怒老周。问题清清楚楚，谁的责任谁领走，领走了就去改。

后来老周跟我说："她这种办事方式我服气。来的时候脸是冷的，但话是清楚的，不冤枉人，也不姑息人。"

我在安塔利亚待的时间越长，越习惯这种"当面锣对面鼓"的表达方式。工友们吵架了，吵完了还能一起喝茶；塞纳批评哈尼耶了，哈尼耶扭头还能去她办公室拿样品；图巴跟我因为交货时间急过两句嘴，第二天她照样笑嘻嘻给我塞蜜饼。

这里的女人好像天然相信，表达情绪和解决问题是两码事。我可以对你生气，但生完了气咱们的事还得接着办。而国内很多女人，会把情绪和关系捆在一起，生气了就不理人了，情绪不消事也没法推进。

有一次我老婆给我打电话，说了个事让我心里堵了半天。她说邻居家的女人被她老公打了，不敢报警也不敢回娘家，就躲在屋里哭。我老婆去敲门安慰她，她隔着门说"我没事，你别管我"。

我听完这事跟塞纳说了。塞纳的反应让我意外，她把手里的笔往桌上一拍："被打还不出声？她老公是什么东西？她要是没有娘家撑腰，我可以帮她找法律援助。"

我摆摆手说算了，那是人家的事。塞纳看了我一眼，表情很严肃："那不光是人家的事。一个女人被打不出声，下一个女人被打也可能不出声。你让她不出声，就是在帮打人的。"

她这话太硬了。硬到我消化了好几天。

后来我慢慢想通了，这就是她们思想表达模式的核心——她们不怕把事情摊开，不怕把话说破，不怕当面指出来谁对谁错。因为她们从小就知道，沉默不会解决问题，退让不会换来尊重，只有把自己的声音喊出来，别人才会听到你、看到你。

这种表达方式，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不留后患。跟国内那种讲究含蓄、委婉、给人留面子的风格比起来，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但我在这个系统里待久了之后，渐渐觉得，有些话说出来，确实比憋在心里痛快得多。

第七章：抛开差异理性看待，读懂不同环境造就的特质

艾琳的事终于有了个结果。那天中午她跑到工地上来找我，脸上带着一股藏不住的笑。

"李哥，我跟我妈说好了，不嫁了。"

我放下手里的账本："真的？你妈同意了？"

"我妈被我姨妈骂了一顿，又哭了一场，最后说不管我了。"艾琳把手里攥着的一个橘子递给我，"我姨妈说了，让我好好学贴砖，攒两年钱，她帮我去开个铺子卖瓷砖。"

我接过橘子，心里头一块石头落了地："那你可得好好干，别辜负你姨妈。"

"我知道。"艾琳用力点了点头。

那天下午干活的时候，我注意到艾琳干活的速度比以前快了不少，而且一边贴砖一边跟她姨妈说着什么，两个人偶尔还会笑一声。工地上其他几个女工也看着她笑，好像大家都在等这个结果。

收工的时候哈尼耶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的水泥袋上点了根烟。她吸了一口，看着远处橘红色的天空说："我姐姐骂我多管闲事，说我把自己外甥女教坏了。"

"那你怎么说？"

哈尼耶吐出一口烟："我说，我把她教好了。她以后自己能挣钱能养活自己，不用看男人脸色过日子，这还叫教坏了？我姐就不说话了。"

我蹲在旁边，看着哈尼耶那张被风吹得粗糙的脸，她眼睛盯着远处，嘴角往下撇着，但我知道她心里头是高兴的。

"你真行，"我说，"在国内，像你这样跟姐姐硬杠的，不多。"

哈尼耶转头看了我一眼："你们中国女人不管姐妹的事？"

"也管，但不会像你这么硬。一般都是劝劝，劝不动就算了。"

哈尼耶哼了一声："劝劝就算了？那可是我外甥女，我看着她从小长大的。她这辈子才刚开始，我能让她一头栽进坑里？"

她说这话的时候把烟头摁灭了，拍了拍膝盖站起来："我去看看艾琳收拾好了没。明天早上的活儿你得帮我安排一下，我要带她去城里看瓷砖。"

我看着她的背影，瘦瘦的，但走起路来腰板挺得直直的。这个女人的硬气不是摆出来的，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她认定了对的事就一条道走到黑，谁拦着也没用。我心想，这种性格放在国内，大概会被很多人说"太倔了""不会来事""不够圆滑"。但在这片土地上，她活得比谁都好。

又过了几天，塞纳的母亲情况不太好，她连着好几天没来工地，老周急得团团转，说有几张图纸要她签字。我说我去看看她，老周说你别添乱。我说我就送个文件，不添乱。

我去了塞纳的办公室，她果然不在。打电话也没接。我正打算走，正好在楼下撞见她从外面回来，脸色很差，眼眶底下黑了一大片。

"图纸带了吗？"她见面就问，嗓音哑哑的。

我递过去："带了，不急，你身体要紧。"

塞纳接过去看了一眼，拿笔签了字递还给我，然后靠在楼梯旁边的墙上闭了闭眼睛。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开了口："阿姨怎么样？"

塞纳睁开眼睛，看了我一会儿，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过了几秒她才开口："不太好。医生说可能就是这几天的事。"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搁在国内，这种情况我大概会说"别太难过""你要保重自己"之类的套话。但我觉得那些话对塞纳来说太轻了，她肯定听过无数遍了。

我想了想说："你要不要喝点东西？楼下有茶。"

塞纳看了我一眼，居然点了点头。

我们俩坐在楼下咖啡厅的角落里，各端了一杯热茶。塞纳用手捂着杯子，盯着杯子里的茶水看了好半天。

"我弟今天去医院了，"她忽然开口，"待了二十分钟就走了，说店里忙。"

我没接话。她又说："我在医院守了三天，他来了两次。两次加起来不到一个钟头。"

"你妈呢，她知道吗？"

塞纳摇头："我没跟她说。说了她更难过。她一辈子偏心我弟弟，到这时候了，我也不想让她知道她儿子是什么样的人。"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但端着茶杯的手在微微发抖。我看着她那只手，心里头涌上来一股说不清的滋味。塞纳在我印象里一直是硬邦邦的，说话干脆办事利落从不拖泥带水，但此刻她坐在我面前，整个人缩在那张椅子里，看着比平时小了一圈。

"你一个人扛着，累不累？"我问。

塞纳愣了一下，然后苦笑了一声："累。但我不扛，谁扛？我弟那个样子，我妈又能指望谁？"

这话我太熟悉了。我老婆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话。"我不扛谁扛。"说这话的时候中国女人的表情我见过太多次了。但塞纳此刻的表情，分明跟我老婆如出一辙。原来再硬气的女人，到了某些关口，心里头担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我端着自己的茶喝了一口，没有再说什么安慰的话。就陪她坐着，一杯茶喝完了，我问她要不要再续，她摇了摇头，把杯子放下，站起身来。

"我回去了，"她说，"图纸没问题，你们接着干。有事给我打电话。"

她走了之后我坐在位子上没动，脑子里翻来覆去想了很久。来土耳其这么久，我一直在看两种女人的不同之处，但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在最深的地方，她们是一样的。一样要扛，一样没人可依靠，一样咬着牙往前走。不同的只是扛的方式和说话的语气。

塞纳用她的方式来扛，我老婆用我老婆的方式来扛。一个把压力变成命令砸出去，一个把压力变成沉默咽下去。但扛着的重量，是一样的。

过了大概一周，塞纳的母亲走了。她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给老周，说工期耽误的几天她照付工钱，让大家不必来吊唁。老周看完消息跟我说："她这人，连这种事都要自己扛，连门都不让我们上。"

我放下手机想了想，跟老周说："我想去一趟。"

老周看了我一眼："她说了不让去。"

"她是客气。"我说。

我去了塞纳母亲住的那个小区，问了门卫找到具体楼栋。上了楼敲了门，隔了好一会儿门开了，塞纳穿着黑色的衣服站在门口，头发随便挽着，眼睛红肿。

她看到我，微微一愣："你怎么来了？"

"路过，"我说，"正好在附近办事。"

塞纳挡在门口没让我进去，但我看到她身后客厅里坐着几个人，有一个中年男人回头朝门口看了一眼，脸上不太高兴的样子。

塞纳压低声音说："我弟和他老婆在里面，你进来不合适。"

我说："那我就不进去了。我就是来跟你说一声，工期的事你别操心了，老周那边我看着，你安心处理完家里的事再说。"

塞纳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了一句："谢谢。"

我转身走了。下楼的时候我想，要是按照土耳其人的习惯，她大概会跟我说一大堆，表达感谢或者表达难处。但她只说了两个字。她也在"算了"，在这一点上，这个硬邦邦的土耳其女人跟我老婆一个样。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一个事。以前我觉得土耳其女人直接、坦率、不藏着掖着，中国女人含蓄、隐忍、自己扛着。但后来我发现，这种区分太简单了。塞纳在工地上确实直接，但她在我面前提到母亲去世的时候，那种克制的平静，分明也是"扛"。图巴骂前夫的时候嗓门震天，但她跟我讲她儿子病了一夜她抱着他在医院走廊里坐到天亮的时候，语气也是轻飘飘的，眼神飘到别处。

她们不是不会藏，只是藏的地方不一样。中国女人藏的是委屈，她们藏的是脆弱。我老婆从来不说"我扛不住了"，塞纳也从来不说"我难受"。她们都把自己武装得严严实实的，只把坚硬的那面露出来。

后来我跟哈尼耶又一次在工地上喝茶的时候，我把这想法跟她说了。她听了沉默了一会儿，把茶杯放下，用手指头在茶杯盖上划着圈。

"你说得对，"她说，"我从来不在人面前哭。但半夜里一个人坐在屋里的时候，有时候也掉眼泪。"

"那你为啥不在人面前哭？"

哈尼耶抬起头看着我："哭给谁看？你哭了别人能替你扛吗？哭完了不是还得自己站起来。"

这话说得我心里头猛地一抽。我老婆也说过类似的话。"哭有啥用，哭完了活儿还在那。"这两个远隔万里的女人，骨子里是一样的东西。只是我老婆说那话的时候是笑着说的，好像那是什么不值一提的小事。哈尼耶说这话的时候眉头微微皱了一下，然后立刻展开了。

文化不一样，表达不一样，但底下那层东西，翻来覆去就那么几样。一个中国女人跟一个土耳其女人，她们要面对的事情天差地别，要遵守的规矩南辕北辙，但你真把她们放到最难的那个时刻，你看到的表情和动作，出奇地相似。

哈尼耶那天走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你跟我们这边的男人不一样，你会想这些事情。我前夫活到四十多岁，从来没想过女人心里在想什么。"

我苦笑着说："我也没想过。是在这里待久了，天天看着你们，才慢慢想的。"

哈尼耶拍了拍我的胳膊走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出租屋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把前面几个月认识的那些女人的脸过了一遍。图巴皱着眉头算账的样子，塞纳站在露台上打电话的背影，哈尼耶蹲在地上贴马赛克的专注劲儿，艾琳被她姨妈训了之后揉眼睛的样子，莱拉骑着摩托车在风里甩马尾辫的样子。

她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每一个人又都有着某种相同的东西。那东西像是地中海阳光底下晒出来的，硬硬的，亮亮的，经得起风吹雨打。而我在国内认识的那些女人，她们身上也有类似的东西，但被包在软软的壳里。你看不见那层硬，只有把壳剥开了才会发现，里面是一样的质地。

我是到了土耳其才慢慢学会剥开那个壳的。以前我只看到表面的不同，觉得这个国家的女人真厉害，说话直接做事利落，跟我们那儿的女人完全不一样。但看得多了、想得久了，我才意识到，厉害的不是她们的性格，而是她们活着的环境允许她们把那种性格摆出来。

她们从小就被允许大声说话、大声表达、大声争取。而我们的女人，从小被教的是"要有女孩样""要懂事""别让人家笑话"。环境不一样，长出来的形状就不一样。把一把种子种在沙漠里和种在水田里，长出来的东西能一样吗？但种子的本质，是一样的。

第二天早上我去工地，远远看到哈尼耶带着艾琳已经在干活了。艾琳腰上系着一条围裙，是上次我给她的那块布做的，她围得很合身。母女俩一边干活一边说话，阳光照在新贴好的瓷砖上，亮晃晃的。

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艾登从我身后走过来，手里端着一杯热茶："看什么呢？"

"没看什么，"我接过他递来的茶喝了一口，"就是想点事。"

艾登也往那个方向看了一眼："哈尼耶最近心情好，她外甥女不嫁人了。"

"我知道。"

艾登转头看我："你好像也挺高兴？"

我端着茶笑了："我替她们高兴。"

我确实是替她们高兴。但那种高兴又不全是因为艾琳逃了一桩糟糕的婚事。我想的是，哈尼耶用她的硬，护住了艾琳的软。这个国家的女人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互相托着，硬的人撑着软的，等到软的人硬起来了，再去撑更软的人。我在国内看到的是，软的人撑着更软的人，但自己也软，撑不了多久就塌了。

环境教给她们的不一样。但她们内心想要保护的东西，那些在乎的人、坚持的原则、不肯让渡的底线，和我们的女人是一样的。我看得越久，那种不同之下的相同就越清晰。

茶喝完了，我把杯子还给艾登，拍了拍手上的灰，朝工棚走过去。活儿还多着呢。

第八章：尊重多元文化，取长补短理性看待地域区别

安塔利亚的夏天快结束的时候，莱拉拿到了塞纳公司的实习通知。那天她来工地送饭，保温箱还没卸下来就先蹦到我面前，把手里的纸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李哥你看！塞纳姐收我了！"

我接过来看了看，是土耳其文，看不懂，但纸头上盖着塞纳公司的红章。"恭喜你啊，以后就是坐办公室的人了。"

莱拉把纸收回去，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兜里："下个月开始。我这段时间白天还来送饭，下午去公司学东西。"

"累不累？"

"累啥，"莱拉笑得眼睛弯弯的，"比在工地上贴砖轻松多了。"

艾琳正好走过来喝水，听到莱拉的话凑过来："你要去塞纳公司了？"

莱拉点头。艾琳眼里头有点羡慕的意思，但她没说别的，只是说："那你以后可得请我们吃饭。"

"请！"莱拉拍着胸脯说，"发了工资第一顿就请你们。"

两个人站着说了几句闲话，艾琳回去接着干活了。我注意到她走路的时候脚步比以前稳当了不少，手里拿工具的样子也越来越像她姨妈。

这一幕让我心里头莫名有些感慨。一年前我刚到安塔利亚的时候，谁也不认识。现在看着这几个姑娘一个个往前走着，好像自己也跟着参与了她们的路程。

图巴那边也有了变化。她儿子考上了城里一所不错的高中，学校有寄宿，她不用天天盯着了。那天我去她摊子上买一批新的防水布，她正哼着歌裁料子。

"你今天心情不错？"我把钱递给她。

图巴接过钱往钱盒里一丢，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我儿子考上高中了，寄宿的，一个月回来一次。我总算能睡个整觉了。"

"那你不怕他在学校学坏？"

图巴瞪了我一眼："他敢？我每个月去看他两次，他要敢学坏我当场把他拽回来。"

我笑了一声，这当妈的说话还是那么冲，但我知道她心里头是高兴的。她儿子考上的是好学校，她一个人拉扯大的孩子没给她丢脸。

"你跟塞纳姐，最近还忙不忙？"图巴一边收摊一边问我。

"工地上活快收尾了，后面的事不多。"

图巴把塑料布盖上："那你们干完了，你是不是要回去了？"

我愣了一下。这个问题我之前没认真想过。来土耳其的合同签了一年多，按理说项目结束就该回去了。但图巴这么一问，我忽然觉得"回去"这两个字变得有点陌生。

"再说吧，"我说，"老周可能还有别的项目。"

图巴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她把摊位上的东西归置好，锁了铁皮柜，骑上她的踏板摩托车朝我挥挥手："走了，下次再来。"

过了几天，工地附近的咖啡馆又搞了一次小聚会。塞纳组织的，说是庆祝项目顺利完工。院子里支了长桌，摆了不少吃的喝的，工地上的人来了大半。

我端着杯子找个位置坐下，旁边是迪莱克，她带了一大盘自己做的炸春卷，逢人就让人尝。我拿了一个咬了一口，里头居然是奶酪馅的。

"好吃吗？"迪莱克凑过来问我。

"好吃，就是跟我们中国的春卷不一样，我们是咸的肉馅。"

迪莱克一拍大腿："下次你教我做你们那种，我做给大家吃。"

塞纳端着酒杯走过来，坐在我对面。她今天穿了件浅蓝色的衬衫，头发放下来了，看着比平时柔和不少。

"工地的尾款我已经让财务结了，"她说，"你们干得不错。"

老周在旁边听到了，赶紧举杯："塞纳姐满意就行，以后有活还找我们。"

塞纳笑了笑，抿了一口酒。然后她看向我："你呢，后面有什么打算？"

我想了想说："老周说接下来还有个翻修的项目，在费特希耶，问我跟不跟。"

"那你去吗？"

"还没定。"

塞纳把酒杯放在桌上，两手交叉搁在膝盖上："你来了也快一年多了吧？"

"一年半了。"

"想家吗？"她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眼神很认真。

我被她问得沉默了几秒。想家，当然想。每次跟我老婆视频电话看她在那头笑着跟我说"家里都好"，我心里头都堵得慌。但"想家"这件事，在异国他乡待久了会变得很复杂。你想的是那个具体的人、那个具体的院子、那条具体的巷子，还是你想的是那个"家"的符号？

"想，"我说，"但有时候又觉得，在这里待习惯了，回去反而不适应。"

塞纳点了点头："我也是。在德国读了几年书，回来的时候第一年各种不习惯。路太窄，车太乱，办事太慢。但后来慢慢就好了。人到哪里都能活，就看你想不想活。"

这话听着有几分哲理，我端起酒杯跟她碰了一下："你说得对。"

迪莱克在旁边凑过来插嘴："你们俩说什么悄悄话呢？"

塞纳笑着说："在说他想不想家。"

迪莱克把手里的一块点心塞进嘴里，含糊不清地说："想家是好事。我要是能去外国打工，我也想家。但想完了还得继续过日子嘛。"

她这话说得没心没肺的，但细想想还真就是这个理。想完了还得过日子。

聚会散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帮塞纳收了桌上的杯盘。她站在咖啡馆门口等我，等我把东西送到后厨出来，她递给我一个信封。

"什么？"

"给你的额外奖金，"塞纳说，"你管后勤管得不错，这是我的心意。"

我推了一下："不用，老周给我结了工钱了。"

塞纳把信封塞到我手里："拿着。你帮我照顾了莱拉，又给艾琳做了衣服，我心里有数。"

我捏着那个信封，厚厚一沓，分量不轻。我说："那我收下了，谢了。"

塞纳点点头："费特希耶那个项目，老周跟我说了。你要是去的话，那边条件不如安塔利亚，但你干得惯。"

"我再想想。"

塞纳转身准备走了，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对了，你要是真要去费特希耶，那边有家中国餐馆的老板我认识，你去了可以找他，有事有个照应。"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走远。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走路还是跟以前一样快，高跟鞋踩在地面上咔咔响。

那一晚回去之后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有猫在叫，街上偶尔有摩托车开过去的声音。我掏出手机，给我老婆发了条消息："项目快完了，后面有个新活，我还没想好去不去。"

消息发出去没一会儿，她居然回了。那边是凌晨，她大概又没睡好。

"你自己拿主意。想干就再干一阵，不想干就回来。"

我盯着屏幕上那几个字看了好半天。"想干就再干一阵，不想干就回来。"她从来没跟我说过"你赶紧回来"或者"你多挣点再回来"。她永远都是这句话，你自己拿主意。

我忽然觉得，我老婆跟我认识的这些土耳其女人，其实在某方面很像。她也不抱怨，也不催，也不软绵绵地说"我想你"让你心软。她就是把选择权丢给我，让我自己决定。你定下来她就接着，你改主意她也接着。

第二天我跟老周说了，费特希耶那个活我跟。老周挺高兴，说那边工期紧正缺人手。

过了两天我去跟图巴告别，她正在摊子上整理新到的货。听说我要去费特希耶，她手里的活停了一下。

"那啥时候回来？"

"工期说四个月，干完再看。"

图巴点点头，从柜子里翻出一包东西塞给我："这是我自己做的橄榄油肥皂，你带过去用。那边靠海，洗完澡涂点橄榄油好。"

我接过来，道了声谢。图巴又拉着我坐下喝了一杯茶，临走的时候她说："在外面好好干，别让自己吃亏。这边的女人你见得多了，应该知道什么事都能扛，但什么事也别硬扛。"

我笑着点了头，转身走了。

哈尼耶和艾琳那边我也去告了别。哈尼耶正在工地上做最后的收尾工作，看到我来了放下手里的事。

"要走了？"她问。

"费特希耶，四个月。"

哈尼耶把围裙解下来拍了拍灰："那边热，你多带点凉快的衣服。艾琳，你给李哥拿点那个腌辣椒。"

艾琳跑去屋里拿了一罐辣椒酱出来塞给我："我新腌的，不太辣，你带着下饭。"

我接了辣椒酱，看着她们俩站在工棚门口。哈尼耶叉着腰，艾琳在后面探着头看我，两只眼睛在太阳底下亮亮的。

"我走了之后，你好好跟你姨妈学，"我对艾琳说，"等你学会了开铺子，记得告诉我。"

艾琳用力点头："肯定的。"

哈尼耶在旁边补了一句："她要是学不会我揍她。"

我们都笑了。

莱拉那天在艾谢的馆子里给我送行。艾谢做了满满一桌子菜，比上次去她家做客的时候还丰盛。莱拉的爸爸也拄着拐杖出来了，举起酒杯跟我说："老李，你是个实在人。以后回安塔利亚了来家里吃饭。"

我端起酒杯回敬："一定来。"

吃到一半，莱拉问我："李哥，你来了这么久，觉得我们这的女人怎么样？"

这问题我以前跟很多人私下聊过，但被当事人当面问还是头一回。我想了想，把酒杯放下说："我刚来的时候觉得区别很大，后来看久了发现，其实区别没那么多。"

莱拉歪着头："怎么说？"

"刚来的时候觉得你们说话直接、办事利落、不怕得罪人。觉得跟我认识的中国女人完全不一样。但后来慢慢发现，你们心里头要扛的东西，跟我老婆、跟我妈、跟我姐要扛的，是一样的。就是外面那张皮不一样。"

艾谢在旁边听着，插嘴说："那你说说，哪张皮好？"

我笑了："没有哪张好。你们这的皮硬，我们那的皮软。但里头的肉是一样的。硬有硬的好处，不容易被人欺负。软有软的好处，不容易把别人扎伤。"

莱拉的爸爸在旁边点了点头，他话少，但这一下点头让我觉得他听懂了。

艾谢给我碗里又添了一块肉："那你回去之后，会想我们吗？"

"肯定想，"我说，"我回去跟我老婆说，我在土耳其学会了喝茶，学会了慢下来，还学会了一件事。"

"啥事？"

"别啥事都憋着。"

一桌子人都笑了。莱拉笑得最大声，她端着自己的茶杯站起来："李哥，我敬你一杯茶。你回去了要记得我们，我们也记得你。"

我端起茶杯跟她碰了一下，茶很烫，我从杯沿上吹了吹，慢慢喝了一口。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了去费特希耶的大巴。车窗外的安塔利亚慢慢往后退，海还是那片海，蓝得跟刚来的时候一样。

我靠在座椅上闭着眼，脑子里把这一年多的事翻来覆去地想。那些女人，哈尼耶、图巴、塞纳、莱拉、艾琳、艾谢、迪莱克，每个人的脸在我脑子里闪过去。她们说过的话、做过的事、笑的样子、骂人的嗓门，全都清清楚楚的。

我睁开眼的时候，大巴正开过一段海岸公路，阳光从窗玻璃上晒进来，暖洋洋的。我掏出口袋里图巴给的肥皂闻了闻，橄榄油的味道淡淡的。又把艾琳塞给我的辣椒酱放在膝盖上，玻璃罐子在太阳底下泛着光。

我想起临走前一晚跟老婆通电话，我跟她说："这边的人挺好的，尤其是那些女的，一个个硬邦邦的像石头，但石头底下压着的都是好东西。"

我老婆在电话那头笑了："你以前可说不出这种话。"

我说："在这边待久了，学会看了。"

挂了电话之后我在出租屋里坐了很久。这一年多，我看土耳其女人怎么活，其实也顺带着重新看清了中国女人怎么活。我老婆是软的，但她的软下面有石头。塞纳是硬的，但她的硬下面有软肉。都是人，都是女人，都在自己的土地上用自己的方式跟日子较劲。

没有谁比谁高级，也没有谁比谁更对。不同的土壤长不同的树，但树都要往上长，都要把根往深处扎。我在安塔利亚的太阳底下看了一年多，终于把这件事看明白了。

大巴继续往前开，费特希耶还在远处。我把椅子往后调了调，闭上眼睛准备睡一觉。外头的阳光透过玻璃晒在脸上，热乎乎的，像图巴递过来的那杯茶，像哈尼耶递过来的那根烟，像塞纳递过来的那个信封。

这是我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它还会继续下去，而我已经开始期待接下来的日子了。

（全文完）

创作声明：本文虚构创作，所有人物、事件、地名均为剧情需要，与现实人物、真实事件无关，请勿模仿，请理性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