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 我在看守所做饭，悄悄多给女犯人一个馒头，多年后她寻我报恩

窝头

一九八三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看守所里的煤总是不够烧，铁皮炉子像个得了哮喘的老头，呼哧呼哧喘着，吐出的热气还没飘到墙角就散了。我每天凌晨四点起来揉面，指尖冻得通红，碰哪儿都疼。看守所食堂只有我一个做饭的，两百多号人的口粮，全在我这一双手上。

那天特别冷，面醒不开，蒸出来的窝头比往常硬了几分。我端着大铁盆挨个号子分发，走到女监的时候，看见角落里蹲着个瘦小的姑娘，裹着件明显大出几号的囚服，锁骨的轮廓在领口处支棱着。她抬起脸，颧骨高耸，眼睛大得有些不真实。我见过太多刚进来的，头几天吃不下饭，等饿狠了又抢得打起来。可她不一样，安安静静接过去，小口小口地啃，像是要把每一粒玉米面都嚼出滋味来。

发到她隔壁那间的时候，我发现盆底还剩一个窝头——数错了。按规定得拿回去，可那姑娘的目光像片羽毛似的，轻飘飘落在那多出来的窝头上，又飞快地移开。我左右看看，走廊空荡荡的，管教还没过来。蹲下身假装系鞋带，顺手把窝头从铁栅栏底下塞了进去。

她愣了一下，嘴唇动了动，没出声。我看见她眼圈红了。

后来我留意过她几次。听管教说是因为偷东西进来的，数额不大，判了半年。她从来不跟同监的人争抢，打水总是最后一个，分饭也缩在最后面。有时候我去送馒头，能看见她用指甲在墙上划道道，一道一道，数着日子。

半年后她就走了。走的那天早上，我特意多蒸了几个花卷——那天的白面是给管教们开小灶的。她端着碗过来打粥，低着头说了声“谢谢”。声音很小，像蚊子哼。

出了看守所的门，谁还记得谁呢。我继续做饭，继续蒸窝头，继续看着人来人走。后来我调去了别的单位，结婚生子，日子像流水一样过去了。

再次听到她的消息，是四十三后的夏天。女儿拿手机给我看一则本地新闻，说是有个女企业家给市里捐了座图书馆。照片上的人穿着得体的套装，头发盘得一丝不苟，脸上有了皱纹，但眼睛还是那样，大得有些不真实。

报道里提了一句，说她年轻时走错过路，在看守所里受过一个炊事员的恩惠。“一个窝头，”她对着镜头说，“那时候我觉得整个世界都不要我了，可有人还愿意悄悄给我一个窝头。我就想，这世上总还有人盼着我好。”

女儿问我认不认识。我没说话，把手机还给她，起身去厨房热粥。灶台上的锅盖冒着白气，模糊了窗户。我擦了擦手，想起四十多年前那个冬天，铁栅栏后面那双通红的、感激的眼睛。

那天晚上我翻出老相册，在一张泛黄的看守所合影里找到自己——穿着白围裙，站在食堂门口，笑得没心没肺。旁边没有人记得那个姑娘长什么样了，连我自己也记不清了。只记得她接过窝头时，指尖碰到我的手指，凉得像块冰。

或许她记得的也不只是一个窝头。是在所有人都当她是个贼的时候，还有人把她当成一个会饿、会冷、会难过的人。

粥熬好了。我盛了两碗，一碗端到老伴面前。她问我看什么呢，我说没什么，看天气，明天该是个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