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失踪那天,穿的是那件藏青色的中山装。我记得清楚,因为出门前他特意对着门后的镜子整了整领子,说老同学嫁闺女,不能穿得太寒碜。那是1998年秋天,厂子刚改制不久,他这副厂长的位置坐得不太稳当,正好借这顿酒席会会老关系。
酒席设在镇上的红星饭店,摆了二十桌。我那天也在,坐隔壁桌。老陈被老同学拉到主桌,推杯换盏间脸渐渐红了。我们这桌散得早,八点半左右就有人陆续离席。我走的时候朝主桌看了一眼,老陈正端着酒杯跟人碰,笑得露出后槽牙。
那是他最后一次被看见。
头三天,大家以为他喝多了睡在哪个朋友家。第四天,他媳妇刘嫂报了警。派出所来了人,饭店也查了,后门通着一条窄巷,巷子尽头是条小河,枯水期,淤泥里只有烂菜叶和塑料袋。有人说看见他往巷子里走了,也有人说没看见,众口不一。
刘嫂把能找的地方都找了,甚至连他年轻时相好的寡妇家都敲过门。那寡妇开门时嗑着瓜子,说陈厂长?多少年没见了,死了吧。
这话说得刻薄,但刘嫂没吭声。她转身回家,把老陈的牙刷毛巾收进柜子,从此再没提过找人这事。儿子那年刚上初中,有人劝她再走一步,她摇头,说再等等。
这一等,就是十五年。
二零一三年的冬天来得早。十一月就下了场薄雪,盖在县城的瓦檐上,白得不太真实。老母亲住在老街后面的老屋里,九十二岁了,眼睛还亮堂,就是腿脚不行了,成天坐在那把藤椅上晒太阳。她每天午睡醒来的第一句话都是问刘嫂:"有消息没?"
刘嫂说没有。老太太就哦一声,重新闭上眼睛。
那天是冬至,刘嫂包了饺子给老太太送去。推门进屋,看见老太太还睡着,只是眉头皱着,嘴唇翕动,像是在跟谁说话。刘嫂没吵她,把饺子放在灶台上,转身去院子里收衣裳。
等她再进屋时,老太太醒了,直愣愣地盯着房梁。
"娘,吃饺子了。"
老太太没动,枯瘦的手指指着阁楼的入口:"他在上面。"
阁楼的入口在堂屋的角落,一块方形的木板,平时用竹竿顶住。老陈失踪后这阁楼就没打开过,上面堆的是他爹留下的樟木箱子和几捆旧书,老鼠做了窝,天花板上经常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
"谁在上面?"刘嫂问。
"陈建国。"老太太说出儿子的大名,声音忽然清楚了,"他跟我说,妈,我困在上面了,下不来。"
刘嫂的后背爬上一层凉意。她盯着那块灰扑扑的木板,十五年来的各种猜测在脑子里翻涌——跟人跑了?做生意赔了躲债?还是那晚喝多了掉进河里?可她从来没想过这个答案。
竹竿被抽开的时候,顶上的灰尘扑簌簌落下来,呛得人咳嗽。刘嫂搬来梯子,老太太在底下喊:"你慢点。"
阁楼里很暗,霉味扑面而来。樟木箱子还在,旧书还在,老鼠屎密密麻麻铺了一层。刘嫂开了手电筒,光柱扫过去,照见墙角蜷着一个人形的轮廓。
藏青色的中山装,已经霉变了颜色。
法医后来判断,死亡时间大约在十五年前。身上没有外伤,应该是醉酒后爬上去想拿什么东西,结果梯子滑倒,他困在上面下不来。阁楼又偏又暗,那几天家里没人,等刘嫂带着孩子回娘家住了半个月回来,气味已经散得差不多了。
没人想到去打开那块木板。
冬至那天晚上,刘嫂坐在老太太床边,看她一口一口吃完那碗饺子。老太太忽然说:"他跟我说完那句话就走了,走得挺急的,像赶着去办什么事。"
窗外的雪又下起来了,细细密密的,落在老屋的瓦上,悄无声息。刘嫂收拾碗筷的时候碰倒了灶台上的醋瓶,深褐色的液体淌了一桌子,她觉得那颜色眼熟,想了半天,才记起老陈失踪那晚穿的中山装,就是这种深褐色。
她站在厨房里,水龙头哗哗地响着,十五年来第一次哭出了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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