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话虽不错，但总的来讲是说交朋友要交对自己有好处的，这未免有点功利主义了。一个人不可能没有朋友，我在劳改队长达二十二年，也是交了朋友的。不过我交朋友，基本上是不讲功利的。谈得来的，即便是白丁也会往来；谈不来的就算是鸿儒也绝无谈笑。然而不讲功利并不等于不要谨慎，其实在劳改队交友，是特别要谨慎而且特别要有策略的。
有些朋友只能偷偷摸摸、掩人耳目地去交，就像当年做地下工作一样。愈是有独立思想、愈是学富五车的朋友就愈要地下化，否则不但害己也会害人。两个犯政治问题的人（中国的字典里没有"政治犯"这个词），比如说两个右派，或一个右派和一个"历反"，切忌走在一起，即便偶然碰到了也只能"道路以目"，绝对不要交谈。因为日后遭人检举，追问你们谈了些什么，那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
有些朋友则非但可以堂而皇之地交，甚至家喻户晓都无所谓。比如大多数刑事犯，他们甚少与政治有牵连，有的人斗大的字都不识几个。不过大部分知识分子是不屑与这类人交友的，因为他们讲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这个人少了一点门户之见，所以不论引车卖浆，甚或鸡鸣狗盗之徒都能成为朋友。
另外，右派分子在劳改队的生存之道就是切忌暴露思想，尤其是在形势紧张和政治敏感的时期。当然也有些右派本来就没有什么思想，他们之所以成了右派完全是被那个"百分之五"害的。
你自己不暴露，劳改干部尤其是那些管教干事和指导员们，似乎就一筹莫展了，但是他们还是有办法的，就是间接地从你的朋友那里打开缺口。如果你的朋友能够如实交代，那还算幸运；倘使在刑讯逼供之下来个胡编乱造，你就倒大霉了。
因此管教干部在整你的材料之前总先要摸清你交了那些朋友。一九六五年，大有劳改农场场部来的丛干事就是照此办理的。
场部来的什么丛干事找我谈话，这事本身就非同小可。找你谈话一般不会是好事，这至少说明你有问题了，或许是有人揭发你了，或许是别人的事牵扯上你了，再不然便是有什么蛛丝马迹被他们怀疑了。但他们不会开门见山地告诉你，总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绕弯子，再慢慢地包抄过来，最后迫你就范。这是他们的一套策略或战术。倘若找你谈话的人比较实事求是，那么事情最后总能弄清楚。怕就怕遇上一个官迷心窍、一心向上爬的人，这种人会把屁大的事办成大案；把一句玩笑话搞成现行反革命。丛干事就是这样的人，这人投机有方，升官有术，据说"文革"时混到了县公安局长，"文革"以后怎么样，会不会打成"三种人"，就难说了。
丛干事第一次找我谈话时，我根本摸不清是怎么回事。谈完了，他要我写一份思想汇报。在那个年代写思想汇报之类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是与生俱来的事。至于自己的思想为什么要向别人汇报？为什么要别人来管？没有人会觉得奇怪，更没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后来到了美国，才发现那里根本没有人管，也没有人有权管你的思想，人家只有法律，不犯法谁也奈何不了你。
第二次谈话，姓丛的便要我把投入劳改以来关系较好、接触较多的人交代出来。我这时估计肯定是别人的事跟我扯上关系了。我把印象里有可能出事的人在脑子里过滤了一遍又一遍，最后猜是老董和老陈，但这两个人早已遣返回家了，从来没联系过。如果把这两个人写上去岂不是不打自招吗？如果不写上去又不等于做贼心虚吗？我考虑了一下，做了如下的处理：列出一个十几人的名单，让老董老陈一前一后插人其中。这样我便把球踢回给姓丛的了，看他怎么办？
结果不是我而是丛某把老董老陈"交代"出来了。他们的事关我屁事，因为彼此从来就没联系过，那时又没有手机和电邮，所有书信都经过干部检查，干部还能不清楚？丛干事已经没有机会把这件事办成大案了，也许是恼羞成怒，硬是给我下了一个知情不报的结论。一九七九年，右派改正后我见到了董和陈，原来他们的所谓逃港罪根本还停留在"口头文学"的阶段，而且没说两次就给人当立功的材料汇报了，结果在青海的监狱里呆了十几年。
上面提到的那份十几人的名单，这些人其实都是我交过的一些既胸无点墨又与政治无涉的刑事犯。刑事犯并不都是坏人。不过即便这些人我也不是随便交的。对于那些俗不可耐而且热衷于打小报告的狡猾之徒，我总是避之唯恐不及。我交的多是一些有点意思的人，有意思指的是或者极具个性，或者经历奇特。老新疆、大金牙还有偷过二十七块钱和一挂驴肺的老路等等就是这样的人。
老新疆叫白银布其克，这名字是他亲自写给我的，他的汉语很不错。我们那时都在洪泽劳改农场，他属建筑预制队，我在运输队汽车组。两个队同住在一个大围子里，又都在同一个大伙房打饭。有一回打晚饭，他排在我前面。我闻到一股布焦味，接着发现他的口袋冒烟了，就去关照他。原来是他吸着的喇叭烟没掐灭就装进口袋去了，他谢了我便算互相认识了。因为同在一个围子里，抬头不见低头见。老新疆大概四十来岁，一脸沧桑的样子，加上个子特别高，挺显眼的。
老新疆是干水泥工的。有一天一个建筑工地上要拉临时电源，队里便派我去竖电杆、拉电线。我需要一个帮手，老新疆正好闲着，便自告奋勇来帮我。我感到他这人不但热心而且很开朗，于是边干边聊起来。我原来就有点奇怪：一个新疆维族人，怎么跑到江苏来劳改？难道新疆就没劳改队？趁聊天的机会便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这个问题。老新疆心直口快，把他犯的事一五一十讲给我听。
那年有两个维族老乡要去南方倒卖麝香，据说新疆的麝香到苏浙一带能卖几倍价钱。他们知道老新疆的汉语比他们好，便要拉他一起去。去过几次的确赚了不少钱，但分给他的很少。他想与其替别人赚钱，何不自己单干呢？那时候做倒爷其实并不复杂一是在新疆购货，一是在南方销货。购货不难，因为他是本地人，熟门熟路的；销货也有了门道，前几次已经和南方的倒爷建立了联系。不过做倒爷只能偷偷摸摸地做，因为这算是投机活动，发现了会被抓的。
老新疆做了几次安然无事，最后一次却栽在江苏某地的倒爷手里。那家伙心黑，收了老新疆的麝香之后，说是卖掉了就付钱。当老新疆去收钱时，那人故作惊恐地说："不好了！给公安局发现了，麝香全没收了，他们正在抓你。你得赶快回新疆去！"老新疆半信半疑，便找了个小旅馆住下，过了几天再去那人家里打探消息。想不到这家人正在大吃大喝，见到老新疆到来，便慌了手脚。老新疆一下全明白了，抓起旁边的一块砧板朝那人头上砸下去，那人应声倒下，老新疆以为把他砸死了，就去自首。后来被以倒卖麝香和故意伤人罪判了五年徒刑。
老新疆的水泥手艺据说不错，尤其是他有一样绝活，就是他做的室内水泥不会返潮。建筑队的人告诉我，如果交给老新疆一个人干的活，他绝对不找别人当帮手，因为他怕泄露技术机密。他这点机密后来我在美国破解了，因为头两年我曾在一家建筑公司当电工，了解到美国的建筑规范是室内水泥地下面必须垫一层0.6％英寸厚的塑料纸，是防潮用的。我猜老新疆那时就可能知道了，这就是所谓的技术机密。不过这也不能怪老新疆，因为在劳改队如果没有一手过硬的技术，便很有可能叫你回农业大队去修地球。
还有一个叫大金牙的人，我实在记不得他的名字了，因为那时就没人叫过他的尊姓大名。大金牙是个判过死缓的重刑犯，我在东海劳改农场认识他时，才刚从死缓减为二十年徒刑。
在水利工地上，他和我配对，他挑担我挖锹。那里的地下全是砸石，一种形状怪异的黄色石子。或许是地质情况特殊，东海县以盛产水晶石而闻名全国。政府在这里设了收购站。我曾见过当地农民在挖河的时候挖到一块水晶，便立刻脱了衣服把水晶包起来，送到收购站去，然后推了一辆自行车出来。
礓石非常难挖，但挑的人更累，因为运距长而且要翻好几道坡。别的组合总是轮换着挑，可大金牙一直不让我换他挑。我以为他客气，便去抢了他的担子挑。他生气了："我只有一条膀子，叫我怎么去挖呀？"原来他的左手根本不能动弹，等于是摆饰。大金牙那条膀子是他当志愿军时在朝鲜打断的。停战以后，他复原回到农村务农。由于残疾，劳动力大打折扣，幸好每月能领到一点残废军人津贴。
大金牙是个不善言辞的人，只会闷头干活。有一次大家都在工地上吃午饭，他突然问我：你是犯什么事来的？我回答说是右派。他抬起头望了我一眼，嘀咕道："右派是好人，为咱农民说话呀！那统购统销简直是土匪干的呀！"我当时听了感觉很惭愧，因为我是城里长大的大学生，那时还不清楚统购统销剥夺了农民的口粮，所以没提过这方面的意见。
我知道大金牙对我很有好感，便瞅准一个机会，故意问他："你快满期了吧？"
"早着呢，我刚从死缓减到二十年。"
"怎么判得这么重？你杀人了吗？"
"我杀他妈个屁，我只杀过美国鬼子！"大金牙激动起来了，他一激动就把他的故事一股脑儿讲了出来：
那回我乘车去县城领我的残废金。到了县里发现我兜里的五块钱被小偷偷了，这些钱是要买回来的车票呀！我便去公安局报案。公安局的人说他们不管这些事，叫我自己找小偷要去！我多说了两句，他们就把我搡了出来。我气得牙痒痒的，心想要不是只剩一只手，我定会像当年揍美国鬼子那样揍你们一顿。好哇！你们不管小偷的事，那我就偷给你们看看。
我把附近人家晒的衣服裤子统统收了，摆在公安局门口卖。公安局的人出来看见我在卖东西，问东西哪来的？我说偷的。他们就说要拘留我。我说你们不是不管小偷吗？怎么又管起我来呢？他们从里面叫了几个人来拽我，还动手打我。我就用脚踢他们。到了法庭上，他们以殴打公安人员为名，判我五年。我当庭把这些王八蛋臭骂了一顿，他们便来捆我，我一脚把他们的桌子踢翻了，法院后来就改判我二十年。既然给我判了二十年，我也就横竖横了，我骂他们，还说你要判就判我死刑吧，我就料你不敢！
说他们不敢，他们还真敢，最后判了我一个死缓。
一个立功致残的志愿军，就为这点事判了死缓，真是不可思议。
一九七九年以后平反了许许多多冤假错案，其中相当大比例的人已成冤魂。右派分子轮不到"平反"，是"改正"。反右没有错，"扩大化"了而已。
汽车大学毕业的
"怎么叫汽车大学毕业的去挑大粪，我们厂可在等着这辆车啊！"刘师傅几乎是吼着向大队长投诉。刘师傅是苏北一家化肥厂的采购员，他和大队长的对话，我当然不可能听到，因为我只是洪泽劳改农场汽车队的一名劳改分子。这全是刘师傅事后告诉我的。
就凭刘师傅这一句话就让我干了两个多礼拜的挑大粪停了下来。刘师傅是驾驶员出身，对汽车当然懂一点，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人师傅。不过师傅在当年只是个尊称，因为伟大领袖说过：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就像时下文凭和学位值钱，老师便成了尊称一样，大家逢人便叫老师，也不管他识不识字。
汽车大学毕业的怎么不能挑大粪？刘师傅大概不知道，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照样在这里挑大粪。在劳改队，就算你得过诺贝尔奖，也不能不挑！另外，刘师傅还不知道的是，那个汽车大学毕业的其实并没有读过汽车大学，而且那时候就算有汽车专业、汽车系，也没听说有什么汽车大学。我"混入"汽车这一行是在一九六九年从东海劳改农场调到洪泽农场的时候。"混入"在那个年代也是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有"混入"革命阵营的、有"混入"工人阶级队伍的。显然，这是个整人的词。说实话，我去修汽车倒的确是"混入的"，因为此前我对汽车根本一窍不通。
我的"混入"靠的是钻了一个空子。因为当时的劳改干部都是没上过大学的复员军人，他们根本不知道大学里有不同的专业和系科。他们以为我会搞电，就一定会搞汽车、会造房子；就像某某大导演会导电影，就会导西洋歌剧，就会导"印象"什么的。
幸好我当时被派去修汽车，不然就得去修地球了。又幸好他们缺个修汽车电气的，我就自告奋勇去修电气。汽车电路是直流系统的，不那么复杂。管我们的阳队长叫我把坏的蓄电池装上卡车，准备带到南京去修。我说我会修，只要把阴阳极板、木隔板和硫酸买来就行。我绕了个变压器用来焊接极板，又自制了充、放电器，几十个蓄电池便修好了，阳队长当然很高兴。后来我又设计了一个汽车电气试验台，什么马达、发电机、调节器、分电盘都能试，他就更高兴了。
电气毕竟是汽车行当的配角。看着那些修引擎、底盘的吆五喝六，我难免有点妒火中烧，尤其是那个做过国民党部队汽车修理连连长的老李，每逢车队跑长途，都是他随车修护，走南闯北，招摇过市，简直成了特殊劳改。
于是我一只眼照顾电气，另一只眼瞅着机械，只要他们把引擎、变速箱、后桥打开了，我总要假装去拿什么东西，故意凑近去瞧个仔细。我学过的机械原理、理论力学等等一大堆课程还挺管用，有些一看就懂，有些琢磨一下也明白了。有一次他们修一个后牙包，修了几天都修不好，阳队长发火了。其实我早看出他们在装配程序上有错误，于是便说：让我来试一试。反正死马当活马医，队长虽然不相信我能修好，也就答应了。我用了不到两个小时就修好了，他大喜过望，当即宣布我从此参与机械修理。我也就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用心钻研汽车技术。再说那时候文化大革命正闹得乌烟瘴气，我心里很压抑，便乐得把脑筋全放在汽车上，省了心烦，也省了许多政治上的麻烦。三年以后我成了汽车的行家里手，电气部分只是附带管一管，主要负责汽车的改装设计和施工。
由于既要"反帝"又要"反修"，不但外国汽车不再进口，而且已有的进口车也缺少零配件。那时候全国主要的汽车厂只有长春和南京两个，长春的解放牌卡车实际上是仿造苏联的吉斯150，而南京的跃进牌则是嘎斯69。我就用上述两种品牌的引擎、配件加上自己设计的零部件去改装一些破旧的外国车。由于改装成功，邻近县市的一些单位便纷纷将那些早已报废的，甚至是二战时期丢弃的老道奇、大万国拖来让我改装。随着一辆辆破车的起死回生，社会上以讹传讹，说洪泽劳改大队有一个汽车大学毕业的人。
农场的载货卡车虽然很多，但小汽车只有一辆伏尔加和一辆吉普，这是给场长和书记坐的，一般干部只能坐装篷布的货车，因此他们很想有一辆大客车。一天阳队长叫我马上跟一个驾驶员去徐州客车大修厂，到那里了解一下大客车的技术，回来要将一辆解放牌卡车改装成客车，还说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了。
不料在去徐州的路上，车子突然抛了锚。怎么也发动不了，推也推它不动，车子好像用钉子钉在了地上。像这种情况，以前确实没遇到过。我检查了半天，最后发现是一颗铝铆钉卡在飞轮牙齿和飞轮壳之间，飞轮转不了，车子当然动不了。铝铆钉显然是从离合器上脱落下来的，待我处理完了故障，已耽误了不少时间；到徐州时客车厂下班了。驾驶员只好把我带到徐州第四监狱去住一晚。在那个年代，因公出差的都是住什么招州第四监狱去住一晚。在那个年代，因公出差的都是住什么招待所，劳改分子没资格住招待所，便得由干部带去监狱和那里的犯人暂住一宿。
第二天驾驶员很晚才来接我去客车厂。我一进厂便集中注意在车厢上面，因我从没做过车厢。我前后察看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做了些笔记，驾驶员便到了。问我看好了没有，说他半路还有事，现在得往回赶了。我本来还要记录一些细节，画几张草图，但我知道跟他多讲没用，他也许以为看两个小时就足可回去造大客车了，再说他肯定有什么私事要办，所以急得像火烧房子似的。回到农场以后，我硬是靠着这两个小时的观察，设计了一些零部件，然后指挥大家把大客车造出来了。那时候汽车是靠国家分配的，想买也买不到。苏北某酒厂想出了一个鬼点子，派采购员老孟到全国各地搜购解放牌卡车上万个零件，企图组装一台解放牌卡车。阳队长把任务交给我之后，我立即着手将所有零件登记列表。阳队长见我在绘图桌上接连写了两天字，一脸怒气地说：怎么到现在还没开工？我解释说：我初检了一下，发现缺少的零配件很多，还有不少买错了，比如两个半轴都是右边的，变速箱的齿轮也不对……我要仔细登记一下，才知道缺什么，缺的要赶快买，买不到的我得马上绘图送到外面去加工定制，否则将来会停工待料。
阳队长还是满脸的不高兴，因为他认为只有动手才算工作，动脑动笔都不算工作，是磨洋工。我跟他说，如果再给我两天时间做检查工作，我保证三个月完成任务。队长听我说三个月完成就不多说了，因为对方只要求四个月。
酒厂的老孟偷偷送给我一打洋河大曲，这对酒厂来说算不了什么，可对我却是违法犯罪的大问题。我跟老孟说，这酒我不但喝不成，查出来我还得关小号。你不如买几本书送我吧，我把书名开给你。所以后来我读了许多汽车专业书籍，甚至有一本是英文的，那是我随车队出差时在上海旧书店淘到的。
我被叫去挑大粪当然是对我的一种惩罚，或许也有点咎由自取吧。那天化肥厂的刘师傅开来一辆马自达三轮小货车，后来阳队长交代我把它改装成吉普车。我说不行，因为三轮车上没有一件东西能用在四轮吉普上，反而白白拆毁了一辆三轮车。队长不高兴了：叫你干就去干，哪来这么多废话？我说：真是改不了，何必又浪费一辆小货车呢！这也是国家财产呀！阳队长勃然大怒：我就不相信少了你，我们的汽车轮子转不了，明天你给我挑大粪去！
粪是用水泥船沿一条小河运来的，这河是几年前由劳改犯肩挑手挖挖出来的。挑粪的先把粪桶挑到河边去上粪，然后再挑到指定的田里去，少说也有好几里地。我已经很久不挑担了，刚开始是有点不适应，几天过后就好了，再说我也不是没挑过大粪。不过我心里想：我说错了什么呢？难道维护国家财产不对吗？我的错只是因为违拗了劳改干部的意志，而他的意志就像那搞"大跃进"的意志一样，都是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上。凡是违背长官意志的就得受罚，小到挑大粪，没有什么是非可言。然而我不相信这大粪会一直挑下去，就像不相信我这个右派学生会永远劳改下去！
大粪总共挑了两个礼拜就结束了，不像二十二年劳改那么长。一天有人传话来：阳队长叫你到办公室去一趟！我说待我把这担粪挑到头再去吧！他说：队长叫你马上就去！队长叫我干啥呢？我思忖着：莫非有人发现了他正在指挥动工的吉普车的问题了！其实这事我心里早有谱了。前两天我卸了粪故意挑着空桶打车场经过，看见他们用槽钢焊了个长方形车架，两边的钢板和轮胎也安上了，只是这车将来永远转不了弯，因为前轮一打弯就碰到车架。因此这车就算能开，也只能一条直线开到底，打死回不了头！
我踏进办公室之前叫了一声"报告"，这是劳改队的规矩。阳队长满脸笑容地叫我坐下，开口便说："听说你最近挑大粪表现很不错……"这话让我一头雾水，因为我挑得比别人少得多，幸好人家知道我是"下放"来的，不和我计较，怎能算表现好呢？"为了鼓励你改造，考虑还是让你回来干汽车，不过你也不要骄傲！"事态果不出我之所料，因此大着胆子说："三轮车改吉普，我实在干不了，还是让我干点别的吧！""你看，我刚说你不要骄傲，你就骄傲起来了！我现在不管你用不用三轮车改，你只要给我做出一辆吉普车来就行，要什么零配件和材料，尽管开清单来。"
吉普车完工的那一天，队长叫了一个驾驶员来帮我试车，因为劳改队规定：劳改分子修车，只许发动，不准起步，否则以逃跑论处。修车的不能试车，就像吹笛子的要别人帮着捏孔。驾驶员都是复员军人，他们是分配来劳改农场就业的。试车的时候他告诉我：你们阳队长可被大队长训惨了，大队长指着他鼻子说，谁让你叫 xx 去挑大粪，要是给化肥厂关系搞坏了，将来买不到化肥，你负得了这个责？
听到这里，我倒有点可怜阳队长了，原来他也会被人训得像龟孙子似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人世间的规律大概就是这样的。
于疆，本名江宇，旅美作家。祖籍江西永新，1954年毕业于上海市市东中学，同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南京工学院）电力工程系，四年级时被错划为右派，其后22年在苏北劳改农场度过。1982年赴美，做过餐馆杂工、电工、电气工程师和GWC工程公司总裁，2004年退休。 业余写作，以散文和文学评论为主，曾获第十五届联合报文学奖。担任过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和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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