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那年，我偷红薯被大队妇女主任逮住她说：去派出所还是跟我回家|二狗|凤凰村|刘桂香|生产队|番薯|红薯|跟我回家

楔子

1980年深秋，我饿得两眼发花，蹲在七队的红薯地里刨了半垄，兜里塞了仨红薯，裤裆里还夹着俩。刚要溜，一双千层底布鞋就杵到我眼前。抬头一看，妇女主任刘桂香叉着腰，脸上的痦子都在抖。她说：“二狗，去派出所，还是跟我回家？”十六岁的我腿一软，心想完了，这下整个凤凰大队都该知道老赵家出贼了。可我哪知道，这句“跟我回家”，竟是我这辈子最值的一笔买卖。

一

那年月，粮食金贵得像命。我们家八口人，爷爷瘫了三年，奶奶眼睛不大好使，爹在采石场崩断了两根手指头，拿不了重东西，工分挣得比别人少一半。娘天天天不亮就去自留地浇水，回来还要给一家人熬能照见人影的稀饭。我排行老三，上边一个姐嫁到了邻县，下边两个弟一个妹，正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年纪。

那天傍晚，我实在是饿得前胸贴后背。中午那碗稀饭，我让给了发烧的小妹，自己灌了两瓢凉水。在地里薅了一下午草，眼冒金星，满脑子全是红薯那股子蒸熟了的甜香。七队的红薯地在山坳那边，挨着坟圈子，平常没人去。我猫着腰摸过去，土是松的，红薯藤绿油油的趴了一地。

我跪在地上用手刨，指甲缝里塞满了泥。头一个红薯出来时，我差点没哭出来——大，足有一斤多重，紫红皮儿。我连着又刨出四个，兜里揣不下，两个小的塞进裤腰里，用裤带勒住。刚要猫着腰从沟里撤，一抬头，刘桂香就站在田埂上。

她那时候四十出头，短发别在耳后，蓝布褂子洗得发白。凤凰大队六个生产队，就她一个女干部，厉害是出了名的。谁家婆媳吵架，她往门口一站，两嗓子就能吼得屋里鸦雀无声。我小时候偷摘她家院里的枣，被她追出二里地，鞋都跑丢一只。

“二狗。”她叫了我一声，声音不高，但特别沉，“你怀里鼓鼓囊囊的是什么？”

我站着没动，也没敢跑。跑能跑哪儿去？凤凰大队巴掌大的地方，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她走过来，伸出手在我腰间一拍，两个红薯“咕咚”滚到地上，兜里的也露了馅。五个红薯在暮色里泛着土红色，我一个都没吃上，就被人赃俱获了。

“去派出所，还是跟我回家？”她说这话时表情特别平，不像生气，也不像笑话我。

我的腿是真的软了。派出所设在公社，去了就得记档案。那年头偷生产队的东西叫“损害集体”，轻则游街批斗，重了真能送进去蹲几天。我爹要是知道了，他那两根断指头的手非得抽我不可。

“刘主任，我……”我嗓子眼发干，“我小妹发烧，两天没吃上东西了，我……”

“行了。”她弯腰把五个红薯捡起来，掂了掂，“跟我回家。”

二

从七队到她家，走了二里多地。她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路过谁家门口我都把头低着，生怕被人瞧见。可她倒好，走得稳稳当当，见了谁还打招呼，手里那五个沾泥的红薯就那么大咧咧地拎着。

刘桂香家在二队，三间土坯房，院子不大但扫得干净。她男人姓陈，在公社农机站当临时工，平时不怎么回来。她俩儿子，大的当兵去了，小的在县里读高中，家里就她一个。

进了院，她把红薯往水盆里一泡，扭头对我说：“站着干啥？去灶膛烧火。”

我愣了。

“咋，等着我喂你？”她眼睛一瞪，那个熟悉的刘桂香又回来了。

我赶紧蹲到灶膛前，把柴火往里塞。她系上围裙，从缸里舀了两瓢水倒进大铁锅，又把那五个红薯洗了，拿刀削了皮，切成滚刀块。“呲啦”一声红薯下了锅，香气一下就窜出来了。我那肚子不争气地叫唤，在灶膛的火光里响亮得像打雷。

她没回头，嘴里念叨：“你爹那个人，死要面子。前儿个在队部开会，他拿手指头夹不住笔，让人笑话了半天，回来愣是没吭一声。你娘也是，自留地的菜下来，挨家挨户送，就是不送干部家，怕人说她巴结。”

我不知道她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只盯着锅里翻滚的红薯块。她又往锅里舀了半勺苞米面，搅和搅和，成了一锅黏糊糊的红薯玉米糊。

“吃吧。”她盛了一大碗递给我，又从橱柜里拿出个窝头，“就这个了。”

我端着碗，手抖得不行。第一口下去，烫得我龇牙咧嘴，可那股甜香顺着喉咙滑到胃里，我觉得自己活了。窝头是苞米面掺了榆钱蒸的，咬一口掉渣，就着红薯糊，我连吃了三碗。她就在旁边坐着纳鞋底，时不时抬眼瞅我一下，什么话也不说。

吃完天已经黑透了。我把碗放下，抹了抹嘴，终于憋出一句：“刘主任，那红薯……多少钱一斤，我让我爹……”

“让你爹啥？拿他那俩指头去跟人打架？”她把鞋底一撂，走到我跟前，“二狗，我不送你上派出所，是因为你还没坏透。你偷东西你不对，但你是为了你妹。可你要记住，偷就是偷，这一次我替你兜着，下一回让人逮住，就不是跟我回家这么简单了。”

我点头，眼眶发酸。

她想了想，又说：“这样吧，你往后下了学，上我家来干点活。我家后院那两分地该翻了，还有猪圈也得起粪。你干一天，我给你管一顿饭。年底生产队分的粮食，也匀你点。但你得答应我，好好念书，别跟你爹似的，大字不识几个。”

我没想到她会说这些。在那年月，多一张嘴就是多一份负担，她跟我非亲非故，图什么？

“你别瞎琢磨。”她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我是大队妇女主任，眼瞅着谁家孩儿走歪路不能不管。再说了，”她顿了顿，“你大姐当年出嫁，是我给保的媒。你爹那会儿不太乐意，可那后生人不错，如今在县机械厂当工人，你姐日子过得好着呢。我算是对你们赵家有点责任。”

三

从那往后，我真就下了学去刘桂香家干活。下午四点半放学，从学校到二队走上二十分钟，到了就抄起铁锹翻地、担水、铡猪草。干到天黑，她留我吃饭，有时候是红薯糊，有时候是菜疙瘩汤，赶上她男人从公社捎回来点白面，还能吃上回面条。

她家后院那两分地种的是萝卜和白菜，我翻了土，又挑了十几担水浇透。猪圈里那头黑猪见了我直哼哼，我起粪的时候它就拿鼻子拱我屁股。刘桂香站在屋檐下看着，笑得痦子都在颤：“这猪跟你熟了，下回宰了给你留块大的。”

我娘起初不知道这事，后来听人说了，晚上把我叫到跟前，眼圈红了又红：“二狗，你刘婶是好人。人家不图你啥，就是拉你一把。你可不能没良心。”

我爹在灶房门口蹲着，闷头抽烟，半天说了句：“你刘婶那个男人，姓陈的，在公社农机站，他外甥女在县教育局当干事。你要真想出息，把书念好，往后兴许能找个门路。”

我那时候念初三，成绩不上不下。数学还凑合，语文一塌糊涂，作文从来写不够三百字。可刘桂香管我管得严，吃完晚饭不许走，点着煤油灯在堂屋写字，她就在旁边纳鞋底陪着。不会的字她也不认识，她就让我读出声来，说念几遍就记住了。

有一天晚上，我写到“毅力”俩字，忘了怎么写。她拿过我的本子看了看，用针锥子指着：“这个‘毅’啊，左边一个‘立’，右边一个‘殳’，底下再加个‘几’。”她写了三遍，歪歪扭扭但能认出来，“我以前上过两年夜校，就学了这么几个字，都给你了。”

我看着她粗糙的手指头捏着铅笔的样子，忽然觉得心里特别踏实。在这个家家户户为一口吃食较劲的年头，有人愿意把自个儿仅有的那点东西掰给你，哪怕只是几个字，那也是实打实的情分。

四

转年开春，我考上了公社高中。这件事在凤凰大队算个不大不小的新闻，毕竟老赵家往上数三辈，就没出过一个上高中的。我爹那天破天荒地打了二两散酒，喝得满脸通红，把我叫到跟前：“二狗，爹没本事，往后就靠你自己了。你刘婶那边，你得记着一辈子。”

高中的学费一学期八块钱，书本费另算。我娘翻遍了箱底，也只凑出五块三。我爹蹲在门槛上半天没动弹，末了说：“我去采石场再干几天。”

“你那手……”

“不碍事，绑紧了照样搬石头。”

正说着，刘桂香来了。她进门也不客套，从兜里掏出一卷钱，数了十张一块的，又夹着几张毛票，往桌上一拍：“学费、书本费，剩下的买点纸笔。高中不比初中，作业多。”

我娘眼泪“唰”就下来了：“桂香姐，这咋行……”

“咋不行？”刘桂香嗓门大了起来，“二狗是我看着长大的，他有出息我脸上也有光。你们别磨叽，这钱算我借的，等二狗日后挣了大钱再还我，还得算利息。”

我爹把那卷钱攥在手里，指尖微微发颤。我看见他转过身去，拿袖子在脸上抹了一把。

高中在公社所在地，离凤凰大队十里地，得住校。每个礼拜六下午回来，礼拜天下午再走。我的铺盖卷是刘桂香给收拾的，一床旧棉被拆洗得干干净净，还塞了一双新布鞋。她说：“学校里别让人看扁了。鞋底我纳得密，够你穿一学期。”

我走的那天早上，刘桂香送到村口。春天刚化冻，路两边的柳树冒了嫩芽。她站在那棵老柳树底下，头发被风吹得有点乱：“二狗，到了学校别惹事，也别怕事。谁欺负你，你就报我的名——就说凤凰大队刘桂香是你婶。”

我背着铺盖卷走了好远，回头看，她还站在那里。蓝布褂子在一片灰黄的田野里格外扎眼。

五

高中三年，日子紧巴但还算过得去。刘桂香每个月托人给我捎点咸菜、炒面，有时候还有几个煮鸡蛋。我知道那是她自己舍不得吃攒下的。放假回去，她家后院那两分地年年都是我翻，她家的猪也年年都是我起粪。那头黑猪换了好几茬，每一头都认得我，见了我就哼哼着要吃的。

高二那年夏天，公社要招一批民办教师，条件是高中毕业以上学历，经过考试选拔。刘桂香特意跑到学校来找我，跟我说了这个消息。我们坐在操场边的树底下，她扇着蒲扇，满头是汗：“二狗，这是个机会。民办教师虽然比不上正式工，但好歹不用下地了，一个月还能拿十几块钱。你好好考，考上了就在公社这边上班，离家里也近。”

我说我还没毕业呢。她说提前准备着，机会来了不能让它跑了。

那一年我十七岁，已经有了些心事。学校里有个女生叫周晓梅，她爹是公社供销社的主任，家里条件好，长得也周正。我们坐前后桌，有时候她回头问我数学题，递回本子的时候手指头碰一下，我能心跳半天。但我从来没敢多想过——人家是干部子女，我连条像样的裤子都没有，裤腿上还打着补丁。

有一次礼拜天下午回学校，刘桂香给我装了一兜子煮红薯让我带着。到宿舍一打开，发现兜子底下压着一块的确良布，蓝格子纹的，叠得整整齐齐。我拿着那块布愣了好一阵——那布是刘桂香攒了很久的，她说过想给她男人做件新褂子。

我把那块布又带回去了。刘桂香见了直瞪眼：“给你你就拿着，做条裤子，别在学校里穿得破破烂烂的。”

“陈叔的褂子……”

“他那褂子还能穿两年。你先把你自个儿收拾利索了，别整天跟个叫花子似的，让人瞧不起。”

后来那块布真给我做了条裤子。是我娘拿去找村东头的王裁缝做的，裤线熨得笔直。我第一次穿去学校，周晓梅回头看了一眼，笑了笑说：“赵二狗，你换新裤子了？”

我脸一红，没接话。但心里头美得冒泡。

六

1983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参加了民办教师招考。那会儿招考刚恢复没几年，公社缺老师，报了二十多个人，录三个。我考了第二名。消息传回凤凰大队那天，刘桂香正带着妇女们在晒场上打麦子。有人跑过去告诉她：“刘主任，你家二狗考上教师了！”

她把连枷一扔，围裙上扑棱扑棱地拍着麦壳子就往大队部跑。到了那儿，公社教育组的同志正给我办手续，她挤进去一把攥住人家的手：“同志，是我家孩子，是我家孩子！”

那天晚上刘桂香做了四个菜，把我爹我娘也请去了。炒鸡蛋、炖豆腐、拍黄瓜，还有一条用荤油煎的小鱼。她男人老陈也从公社回来了，买了瓶高粱酒。酒桌上我爹跟老陈碰杯，两人都喝红了脸。我娘坐在刘桂香旁边，拉着她的手一直没松开。

老陈喝高了，拍着我的肩膀说：“二狗，你刘婶当年一眼就看出你是个好苗子。那回你在七队刨红薯，她回来跟我说，这孩子有股子劲儿，就是没人引。她还说，要是那天送你去了派出所，你这一辈子就毁了。”

我端着酒杯，嗓子眼堵得说不出话。

刘桂香在边上翻了个白眼：“老陈你喝多了胡咧咧啥？吃饭吃饭！”可她自己眼圈也红了。

民办教师分在公社中心小学，教四年级语文。头一个月工资发了二十八块钱，我从邮局取了钱，买了两斤红糖、一包茶叶、一斤点心，走了十里地回凤凰大队。进了刘桂香家的院子，她正喂鸡，看我拎着东西回来，手里的瓢“咣当”掉地上了。

“你这孩子，买这些东西干啥？钱留着自个儿花！”

我把东西放在堂屋桌上，又从兜里掏出剩下的钱，数了十块：“刘婶，这钱是还您的，当年借的学费。剩下的等我再攒攒。”

她把那十块钱捏在手里，翻过来掉过去看了半天，忽然“噗嗤”笑了：“还真还啊？我还当你忘了呢。”转身进了里屋，再出来时手里多了个红布包，“这是你这些年在我这儿干活，我给你攒的。你干一天我记一笔，按工钱算的，不多，二十来块，你拿着。”

我打开红布包，里面是一卷毛票，花花绿绿的，有些都磨毛了边。每一张都叠得整整齐齐。我攥着那卷钱，后槽牙咬得紧紧的，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七

本以为日子就这么顺顺当当地过下去了。可没想到，1984年秋天，出了大事。

那天我正在上课，公社教育组来人叫我，说县教育局要清退一批民办教师。原因是上面下了文件，要整顿教师队伍，学历不够或者教学考核不达标的，一律清退。我虽然高中毕业，但不属于师范科班出身，恰好就划在了那个边缘线上。

我拿着那份清退通知，站在教育组的院子里半天没动。天阴沉沉的，要下雨不下的样子。从公社回凤凰大队有十里地，我走了一路，脑子全是空的。到了村口，我没敢回家，拐到刘桂香那儿去了。

她正在院里晒萝卜干，见我进来，抬头看了一眼就愣住了：“二狗，你咋了？脸白得跟纸一样。”

我把通知递给她。她认字不多，但“清退”俩字还是认识的。她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刘婶，我……”我一屁股坐在她家的门槛上，“我完了。我除了教书啥也不会，回生产队干活都干不过人家。”

刘桂香把通知叠好揣进兜里，走过来蹲在我面前：“二狗，你给我听着。清了就清了，天塌不下来。你考了第二名，说明你有本事。他们不要你，你就再找别的门路。你才二十岁，路还长着呢。”

“啥门路？我能干啥？”我抬起头，眼圈肯定红了。

她想了想：“你等着。”

她进屋去了，过了好一阵才出来，换了件干净衣裳，头发也重新梳过了。“走，跟我去县里。”

“干啥？”

“找我那外甥女。她在县教育局当干事，我跟她说道说道。”

刘桂香男人老陈的外甥女叫陈玉兰，在县教育局政工科。我们搭了拖拉机到镇上，又转班车到了县里。到教育局门口的时候天都快黑了，门卫不让进。刘桂香就在门口站着，愣是站了一个多小时。后来陈玉兰下班出来，看见她姨妈杵在门口，吓了一跳：“妈呀，您咋来了？”

陈玉兰把我们领到附近一个面馆，要了三碗面。刘桂香把我那份清退通知推过去：“玉兰，你给看看，还有没有缓和的余地。这孩子是正经考进来的，成绩第二名，教了一年多书，学生都喜欢他。”

陈玉兰看了通知，眉头皱起来：“姨妈，这是省里的政策，各县都得执行。不过……”她停顿了一下，“政策上说的是清退学历不达标和考核不合格的。二狗是高中毕业，不算不达标，只是不是师范出身。要是他能在两年内考个师范函授的文凭，再回来申请转正，这事儿就有商量。”

“函授是啥？”刘桂香问。

“就是边上班边读书，自学考试，发正规文凭。只不过得自己找接收单位，一边工作一边考。”

刘桂香转头看我：“你考不考？”

我咬着筷子头：“考。可是接收单位……”

“这不有我呢嘛。”陈玉兰笑了笑，“我们教育局下面的印刷厂刚好要招一个校对，活儿不重，半天班，剩下半天你自个儿看书。就是工资低了点，一个月二十块钱，你干不干？”

我差点把面碗打翻：“干！”

八

印刷厂在县城东街，一间大厂房，机器轰隆隆响，油墨味儿呛鼻子。我干的校对活其实就是看稿子，把排字工人捡出来的铅字稿跟原稿对照，有错字就标出来。干了半个月我就上手了，因为看稿子比教书还适合我——我从小不爱说话，就爱琢磨字句。

白天在印刷厂，下了班我就去县文化馆的自习室看书。师范函授要考十几门课，我给自己定了计划，一年过六门，两年全拿下来。工资低，我只能省吃俭用，住的是印刷厂仓库隔出来的小间，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吃饭基本就是馒头就咸菜，偶尔下一碗挂面，就觉着是过年。

刘桂香隔一阵就来县里看我。来了也不空手，有时候是一兜子腌萝卜、一罐子猪油，有时候是几个煮红薯。她看我那间屋又小又潮，嘴里骂骂咧咧：“这地方哪能住人？你也不怕得风湿。”可骂完了，下回来照样带东西。

有一次她来，正赶上我发烧，裹着被子在床上发抖。她二话没说，去街上买了药，又熬了一锅姜汤灌我喝下去。我迷迷糊糊地躺着，她坐在床边纳鞋底，一边纳一边念叨：“二狗啊，你说你图啥呢？在老家当个民办教师不比在这儿受罪强？可你既然选了这条路，就得咬牙走下去。咱庄稼人，别的没有，就是有把子力气。你把力气使在读书上，准没错。”

我烧得昏昏沉沉的，听着她絮叨，忽然想起那年秋天在地里刨红薯的情景。那时候我就觉得刘桂香是天底下最厉害的女人，能一句话把我从派出所门口拽回来。后来我才慢慢明白，她哪是厉害，她是心软。她见不得一个半大孩子走上歪路，就硬生生用自个儿的肩膀把人给扛起来了。

1985年冬天，我考完了函授最后三门。最后一科是教育学，交卷出来那天，天上下着小雪。我在考场门口站了好久，雪花落在脸上凉丝丝的。陈玉兰提前跟我说好了，只要拿到文凭，她就帮我递转正材料。我知道，最难的那段路总算走过去了。

回印刷厂的路上，我在街边买了一个烤红薯。捧着那个热气腾腾的红薯，我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旁边一个老大爷瞅了我好几眼，大概以为我饿疯了。

九

1986年春天，我拿到了师范函授专科文凭，同月，县教育局下发了转正批文，我重新成了一名人民教师。这次分的学校在县城二中，教初中语文。工资从二十块涨到了五十六，还分了间单身宿舍——虽然还是小，但有窗户，能照进来阳光。

我拿到第一个月工资那天，又去买了红糖、茶叶、点心。这次多了两样——一块的确良布，深蓝色的，还有一包大白兔奶糖。我搭班车回了凤凰大队，一路上把那块布摸了又摸。我打算好了，布是给刘婶做新褂子的，奶糖给她孙子孙女吃——她大儿子前年结了婚，生了个小闺女。

进了村，道两边的杨树已经绿了。路过七队那片红薯地时我特意停了停，地里的麦苗正旺，绿油油的一片。我在田埂上站了一会儿，笑着摇了摇头。

刘桂香家的院门半开着，我推门进去，听见屋里有说话声。走近了一听，是我娘的声音。

“桂香姐，你说我这心里过意不去多少年了。那会儿家里穷，二狗偷红薯，要不是你……你说他万一真进了派出所，书也念不成了，名声也臭了，哪还有今天……”

“嫂子你可别再说了。”刘桂香的声音还是那么亮，“那年月谁家不穷？二狗那孩子打小就懂事，我就是搭把手的事儿。再说了，”她笑起来，“你看如今多好，二狗当了正式老师，一个月挣五六十，往后还能涨。你跟我老赵哥总算能喘口气了。”

“可你那时候……”我娘的声音又低了，“你那时候自己家也不宽裕，还给二狗管饭、借钱，里里外外搭进去多少……”

“嗐，提那干啥。”刘桂香的声音顿了一下，“说实话嫂子，那年我把二狗领回家，头一顿饭给他煮了五个红薯，那孩子饿得跟狼似的，三碗糊糊灌下去，连个嗝都没打。我看着他那样，就想起我自个儿的弟弟。”

我站在院子里，手拎着东西，脚底下像钉了钉子。

“我弟十五岁那年饿得受不了，偷了生产队的苞米，让人逮住游了街。回来他就再没出过门，后来……后来就疯了。疯了好些年，前年走的。”刘桂香的声音沙哑了，“我那时候就想，赵二狗跟我弟一样一样的，饿急了眼才去偷的。可他俩不一样的是，二狗有人拽他一把。我当年没能拽住我弟，我不能再看着二狗走那条道……”

院子里静了好一阵。我听见我娘在抽鼻子。

我深吸了一口气，抬脚跨进了屋。刘桂香坐在炕沿上纳鞋底，看见我进来愣了一下，手一抖针扎了指头。“哎哟”一声，她把手指头含在嘴里。

我把东西放在桌上，走到她跟前，扑通一声跪下了。

“刘婶。”

“你这孩子！”她伸手拽我，“快起来！这是干啥！”

我跪着没动。那几年的点点滴滴全涌上来了——那年秋天她把我从地里领回家，煤油灯下教我写“毅”字，半夜起来给我煮姜汤，把攒了半年的布给我做裤子，站在村口的老柳树下送我上学……我一桩一桩都记得。

“刘婶，往后我就是您儿子。您管了我一回，就得管我一辈子。”

刘桂香拽着我的手忽然没劲了。她蹲下来，粗糙的手掌贴在我脸上，掌心是热的，带着针眼上渗出来的血星子。“二狗，”她说，“你起来，你给我起来。”

我起来了。我娘在旁边抹眼泪。刘桂香转过身去，拿袖子在脸上蹭了好几下，再转过来时眼睛红通通的，却还硬撑着笑：“好小子，有出息了。那啥，红糖我收了，奶糖也收了——你陈叔前些天还说牙疼，这奶糖让他干看着，馋死他。”

十

在县城二中教书的第二年，我带的班语文成绩在全年级排第一。校长找我谈话，说再干两年可以评职称，让我好好准备。周晓梅——那个高中坐我前桌的姑娘，后来考上了师范专科，毕业分配在县一小学教书。我们是在一次全县青年教师座谈会上重逢的，她见了我第一句话就是：“赵二狗，你裤子没补丁了。”

我笑了：“早没了。”

她歪着头看我：“你变了。”

“哪儿变了？”

“说不上来。就觉着人稳了，不像以前，跟个小刺猬似的。”

我想了想，大概吧。以前的我确实像只刺猬，见人就竖着刺，总觉得别人要看不起我。后来有个人把我兜里的红薯一个个摘下来，煮了，让我安安稳稳吃了顿饭。从那天起，我的刺就慢慢软了。

1988年春节，我把刘桂香和我爹娘接到了县城，在馆子里吃了一顿年夜饭。刘桂香头一回到馆子里吃饭，菜单翻过来掉过去看了半天，最后点了盘拍黄瓜和一盘炒土豆丝，说别的太贵了。我笑着把菜单拿过来，加了红烧肉、糖醋鱼、四喜丸子，还要了一瓶好酒。

酒过三巡，老陈喝得脸通红，拍着桌子说：“二狗，你刘婶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就是把你领回了家！”

刘桂香拿筷子敲他：“喝你的酒！嘴上没个把门的！”

我爹端着酒杯站起来，手还是有点抖，那两根断指头永远伸不直了。他对着刘桂香举了举杯：“桂香妹子，我赵老七不会说话。这杯酒，我敬你。”

刘桂香也站起来了，两个中年人碰了杯，酒花溅出来。她喝了那杯酒，坐下来擦嘴，忽然说：“老赵哥，嫂子，其实我还有个事儿，一直没跟你们提。”

我们都看着她。

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爹我娘：“二狗偷红薯那年，我把他领回家。可我第二天就去大队部把七队那块地的损失报了，说是我家猪拱的，扣了我二十个工分。”

屋里安静了一瞬。

我娘“哎呀”一声：“桂香姐，你……”

“二十个工分不算啥，顶多就是少分几斤粮食。”刘桂香笑着摆了摆手，“可我要是不报，生产队查下来，二狗就跑不掉。我报了我家的猪，这事儿就结了。那年头，一根红薯都能把人送进去，我不能冒那个险。”

我端着酒杯的手在抖。我一直以为那天的事就那么悄没声地过去了，却不知道她在背后替我担了二十个工分，那几斤粮食里也有她男人的、她儿子的口粮。

“刘婶，”我嗓子哑得厉害，“您咋不早说？”

“早说干啥？让你记我一辈子好？”她白了我一眼，“我刘桂香是那种人吗？行了行了，大过年的，净说些陈芝麻烂谷子。吃菜吃菜，这鱼凉了就腥了。”

十一

1990年，我评上了中级职称，又把周晓梅娶回了家。婚礼在县城办的，不大，摆了六桌。刘桂香坐了主位，穿的是我买的那块深蓝色确良布做的褂子，鬓角的白发用黑夹子别得整整齐齐。周晓梅敬酒的时候，她拉住晓梅的手，从手腕上撸下来一只银镯子——那是她娘家陪嫁的，跟了她一辈子。

“晓梅啊，二狗这孩子倔，可心眼好。以后你多担待他。他要敢欺负你，你告诉我，我拿烧火棍抽他。”

晓梅笑着应了，回头冲我挤眼睛。

婚礼散了以后，我送刘桂香和陈叔回凤凰大队。老陈坐在拖拉机斗子里，靠着粮食袋子打盹。我跟刘桂香坐在另一边，春天的风吹过来，带着麦苗的清气。

“刘婶，那个银镯子……”

“你别说话。”她打断我，“镯子是我给儿媳妇的。晓梅就是，我都认了。”

我侧过头看她。她靠在车帮子上，闭着眼，脸上的皱纹在春风里显得很柔和。那个叉着腰在田埂上堵住我的妇女主任，那个嗓门比男人还大的刘桂香，老了。可她在我心里，永远是那个站在暮色里问我“去派出所还是跟我回家”的人。

“刘婶，”我说，“我这一辈子，欠您的，还都还不完。”

她没睁眼，嘴角弯了一下：“那就慢慢还。你还长着呢，急啥？”

十二

1995年，凤凰大队变成了凤凰村，生产队也改成了村民小组。我那时候已经在县教育局当上了教研室副主任，隔三差五回村里看看。刘桂香家后院那两分地早就没人种了，改成了一个小花园，种着月季和指甲花。她退休好些年了，妇女主任的衔让给了年轻人，可她威信还在，谁家婆媳闹了矛盾、分家分不匀，还是爱找她评理。

那年秋天，我从县里回去看她，正赶上她在院子里晒红薯干。竹匾上摆了一片一片切好的红薯，金黄黄的，在太阳底下泛着甜香。

我蹲下来帮她翻片儿，她坐在小马扎上看着我，忽然说：“二狗，你还记不记得，那回你在七队刨了五个红薯？”

“记得。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五个红薯后来让我煮了，给你吃的那锅糊糊里就有。一个没少。”

我笑了：“刘婶，都多少年了，您还提。”

“我提提咋了？”她拿手拍了我一下，“我是让你记住，那五个红薯是偷来的，但后来你吃的每一顿饭，都是你用自个儿的本事挣来的。二狗，人这辈子，谁还没走过几步错路？走错了不怕，有人拽你一把，你自个儿也得往上爬。你要是自个儿不使劲，谁来拽都没用。”

我把那片红薯干翻了个面，阳光明晃晃地照在竹匾上。

“刘婶，”我低着头说，“您就是拽我的那个人。”

她半天没说话。我抬头一看，她正拿袖子擦眼角呢。

“行了行了。”她把袖子撂下，站起来拍拍围裙上的灰，“晚上别走了，我给你擀面条。你小时候最爱吃我擀的面条，一吃三大碗。”

我站起来说：“好，吃完我洗碗。”

她斜了我一眼，笑了。那笑里头有得意，有欣慰，还有一点我没法形容的东西，大概是这么多年攒下来的情分，沉甸甸的，又热乎乎的。

十三

1998年，县里搞教育改革，我参与了乡镇中小学的布局调整规划。走遍了全县十几个乡镇，去的最多的还是凤凰公社——那时候已经改叫凤凰镇了。每到一个村，我都要去当年的生产队旧址看看。七队那块红薯地早就不种红薯了，改成了蔬菜大棚，承包给了外地来的种植户。我去的时候大棚里的西红柿正红，一串一串挂在架子上，看着就喜人。

在大棚外面，我碰见了当年的七队队长，老孙头。他七十多了，牙掉了一半，佝偻着腰，但眼睛还挺亮。他认出我来了：“哎哟，赵二狗！不不不，赵主任！”

我笑着跟他握手：“孙叔，您还认得我。”

“咋不认得？你小时候那皮劲儿……”他咧着嘴乐，“对了，那年你偷红薯，让刘桂香逮住了，后来咋样了？我记得她没送你上公社啊。”

“没有。她把我领回去了。”

老孙头点了点头：“刘桂香那个人啊，是刀子嘴豆腐心。那时候谁家孩儿出了事，她都是自个儿兜着。我记得那回她还跟我说，七队的红薯让猪拱了，扣她工分。我后来才琢磨过来，哪是猪拱的，是你小子干的好事。”

我笑了，没接话。

老孙头又说：“二狗啊，你说这日子过得真快。那年月一根红薯能要人命，你看看现在，大棚里头的菜吃都吃不完。你是赶上好时候了，可你也是自个儿争气。我要没记错，你念到高中了？”

“嗯，后来还考了函授，转正了。”

“好好好。”他拍着我的肩膀，“你看你刘婶那眼光，当年她逮着你的时候，我们就说她多管闲事。可人家愣是把一个偷红薯的娃给管成了教育局的领导，你说这事儿上哪儿说理去？”

我站在蔬菜大棚前头，看着那一串串红通通的西红柿，心里头暖融融的。是啊，那年月一根红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可真正改变我命的不是那五个红薯，是那个把我从地里领回家的人。

十四

2005年，刘桂香八十大寿。我在县里的饭店给她办了酒席，来了满满四桌人。她俩儿子都从外地赶回来了，孙子孙女围了一圈，重孙子刚会走路，抱着她的腿喊“太奶奶”。她穿着我买的寿桃图案的绸褂子，头发全白了，可精神头依旧足，满场子招呼客人，嗓门还是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