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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过年，农村最隆重的一件事便是杀年猪，但对我来说，杀猪的场面，却是童年里很可怕的记忆。

逮猪要三四名壮实的汉子出力，把肥猪死死按在杀猪石上。猪受了惊吓，声嘶力竭地拼命嚎叫。屠户握着长长的屠刀，对准猪的脖颈狠狠捅进去，鲜血哗哗流进地上接血的大盆。随着鲜血不断流出，猪的叫声一点点微弱下去，最后彻底归于寂静。

最初每次看见捉猪杀猪的场面，我都会吓得哇哇大哭。见的次数多了，慢慢也就变得麻木，不再惊慌。

猪杀完之后，要在猪蹄上划开一道小小的口子，插上管子，用气枪往里面打气，整头猪被吹得圆鼓鼓的。接着拿滚烫的开水一遍一遍浇淋猪身，趁热开始刮净猪毛。

毛收拾干净，就用铁钩勾住猪的后脚，倒挂在木架子上。屠户剖开猪肚皮，取出全部内脏，把整猪一分为二，再砍成一块块的猪肉，要么售卖，要么担回家，放大腌缸淹上些天，再拿出来晾干。用柏树枝叶点燃产生的烟雾熏成腊肉。一部分过年食用，一部分留着做全年的肉食和食用油。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寻常农户平日里是杀不起猪的，只有过年才会杀年猪。那时是集体生产，种地全靠人畜粪便做肥料，粮食产量不高。家里仅有的自留地种出来的蔬菜先要供人吃，剩下用来养猪的老菜叶少得可怜，还得漫山遍野去打猪草，挖野菜回来喂猪，猪的饲料总是不够。因此，能养出肥猪、杀得起年猪的人家并不多。

那时候的政策，是要保障城里非农业人口的肉食供应，鼓励农户把肥猪卖给国家。农户想要自家杀年猪，有硬性条件：先要上交一头肥猪卖给国家，本地人叫“调猪”，之后才允许自己杀一头过年。要是没有上交，自家杀猪，就要把半边猪肉上交国家，只留一半自家食用。

杀猪这天必定要吃一顿丰盛的杀猪菜。一盆新鲜猪血，煮上鲜美的猪肝汤，再炒上几盘鲜肉。这一天油水充足，饭菜可以吃得酣畅尽兴。

也有不少人家，到了年关却杀不了年猪，养的猪个头太小，达不到出肥的标准，食品站不给宰杀。

有一年，轮到我们家杀年猪，生产队另有一户人家也盼着杀猪过年。可他家的猪长得瘦小，达不到标准，食品站不同意杀他家的猪。大人小孩眼巴巴盼着过年吃上一口肉，那户人家的便来找我父亲求情。当时食品站的站长，正是我的大姑父，也就是二祖母的大女婿。

父亲出面帮他去说情，大姑父沉着脸，一言不发，没有松口。眼看着我们家的猪已经宰杀完毕，那户人家生怕父亲一走，事情就彻底无望，猪只能原封不动牵回家，于是又再来央求父亲。

方才姑父态度冷淡，父亲不便再替他求情，便跟他说：“你自己不是会杀猪吗，那就自己动手杀嘛。”说罢还动手帮忙，把那头小猪拉到杀猪石旁。那人拿起屠刀，当场就把猪杀掉了。

事情已经做下，大姑父才过来，责备父亲不该帮这个忙。父亲回道：“猪都已经杀完了，实在不行，我写检讨行不行。”

事后姑父才道出缘由：那头猪实在太小，别家同等大小的猪都没有宰杀；就算执意要杀，也该放到最后，不然影响不好。

父亲心想：方才你始终不表态，谁知道你咋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