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的工地理发摊支起来那天，刚好是谷雨。我扛着折叠椅、镜子、推子、剪刀，在B区宿舍楼后面找了块背阴的墙根，把“理发十元”的纸壳牌子往墙上一钉，就算开张了。

我叫李红梅，四十三，身高一米六二，体重一百四出头。南方人说“丰满”是客气，北方人就直接喊“胖”。但我胖得匀称，该有的地方都有，腰是腰腚是腚，皮肤也白，站在一群灰扑扑的工人堆里，像棵水灵灵的白菜。

第一个客人是水电工老赵，陕西人，头顶中间秃了一小块，鬓角倒是茂盛得像野草。他坐在折叠椅上，我从镜子里看见他眼神飘来飘去，就是不敢直视镜子里我的脸。

“师傅你头别乱动，”我把推子贴上去，“再动剃歪了。”

“不动不动，”他嗓门挺大，声音却发虚，“李姐你手真软。”

我没接话，三下五除二把他理完，他掏了十块钱，走了两步又折回来：“李姐，明儿还能来不？”

“天天都能来。”

第二天他来了，不但自己来，还带了四个工友。有个小伙子剃完头赖着不走，说自己后背痒痒，问我能不能帮他挠挠。我把梳子往他后脖梗子上一拍：“自己挠。”

他讪讪笑着走了。

那之后生意越来越好。工地上两千多号人，男人们来来去去，我这小摊前头从早到晚排着队。有时候人太多我就把价格涨到十五，照排不误。后来我也琢磨出味儿来了——工地上不是没有理发的地方，两公里外镇上就有，五块钱的剃头铺子，老师傅手艺比我还好。

可他们宁可排一个小时队等我。

刚开始我有点别扭。那些男人剃完头不走，蹲在旁边抽烟聊天，眼神往我身上瞟。夏天我穿短袖，胳膊上的肉白花花露着，有人盯着看能看半包烟的工夫。有回一个东北大汉理到一半，忽然说了句：“李姐，你身上真香。”

我当时手一抖，剪刀差点戳着他耳朵。瞪了他一眼，他脸一红，缩了缩脖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说好闻。”

后来我渐渐明白了。他们不是“饥不择食”，他们是太久没见过女人了。工地上除了食堂大妈就是我，食堂大妈六十了，戴着白帽子端着铁勺舀菜，舀完就吼：“端走端走别挡后面！”哪有我这儿安安静静坐十分钟，有人温声问“剃短点还是留点边”，手指轻轻撩过鬓角，洗发水的香气萦绕在鼻子底下——对他们来说，这十分钟比工钱还金贵。

钢筋工小刘二十三岁，四川人，长得清秀，就是脸上总带着淤青——绑钢筋撞的。他每次来都挑快收摊的时候，等别人都走了才磨磨蹭蹭坐下。

“李姐，”他对着镜子不敢看我，“你能不能……剪慢点？我想多坐会儿。”

我说行。那把头发我给他修了四十分钟，从鬓角到后脑勺，一寸一寸推过去。他闭着眼睛，呼吸渐渐均匀了，后来竟然打起了小呼噜。我没叫醒他，把推子关了，坐在旁边看他睡。天快黑的时候他猛地醒来，脸红到脖子根：“李姐对不起！我、我……”

“没事，”我递给他一瓶水，“喝口水缓缓。”

他攥着水瓶没喝，低着头说：“我媳妇在老家带娃，一年见一回。李姐你……你让我想起我媳妇。”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红了，但没哭。我拍了拍他肩膀：“想媳妇了就打打电话，别憋着。”

他点点头，放下五块钱走了。那钱皱巴巴的，攥了一手的汗。

最让我心里发酸的，是塔吊司机老周。五十多了，河南人，后脑勺有一道疤，说是当年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的。他来理发从来不多话，剃完就走。但每隔一阵子，他会带一袋水果来，橘子、苹果、有时候是一盒草莓，放在我的工具箱上，说一句“给娃吃”就走了。

我问他：“周师傅你咋老给我带东西？”

他站在三步远的地方，搓着手：“我闺女跟你差不多大，也在外头打工。我就想着……你在外头也不容易。”

那天晚上收摊的时候，我蹲在地上收拾推子剪刀，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喊“李姐”。回头一看，七八个工人站在那儿，人手提着一份盒饭。

“食堂剩的，我们一人匀了一份，”带头的是老赵，“李姐你忙了一天还没吃吧？”

灯光从宿舍窗户透出来，照在他们脸上。有年轻的，有年老的，有秃顶的，有扎着小辫的——都是黑黢黢的脸，咧嘴笑起来一排白牙。

我站起来，鼻子里酸酸的。接过那沓盒饭的时候，我看见最底下那盒压了一张纸条，小刘的笔迹，字歪歪扭扭：“李姐，明天我媳妇要来看我，我能不能带她来你这儿剪个头？也让她看看你。”

我攥着纸条笑了。

风从工地那头吹过来，裹着水泥和钢筋的味道，呛人，但我闻惯了。我把盒饭一样一样摆开，对他们说：“都别走了，一起吃。”

那天晚上我们蹲在墙根底下吃了顿饭，就着工地上昏黄的灯。他们聊家乡，聊老婆孩子，聊今年攒了多少钱。我听着，手里捏着那把用了二十年的老剪刀，觉得这把剪刀比什么都沉。

墙上的牌子被风吹歪了，我伸手扶正。十块钱一次，洗剪吹，外加十分钟有人听你说话。

这买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