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文诚可贵,判断力价更高。

若为直觉故,二者皆可抛。

——邓小闲koki

上周我去香港大学参加 AI For Young Lawyers Forum并发表演讲。观众基本都是青年法律人和学生,让我感受到AI对年轻人无穷的吸引力。

开始前,一位采访者问我:在法律工作中,什么是 AI 无法替代的?

“很多人会说是判断力,”我回答,“但我认为是直觉。”

乍听之下,这似乎只是在咬文嚼字。法律人习惯把一切区别于机械执行的专业能力,都装进“判断力”这个词里:分辨哪些事实重要,权衡不同依据,发现风险,再给出建议。久而久之,“判断力”仿佛成了一道护城河,只要一项工作需要判断,就理应由人来做。

但我说实话,这道护城河正在变窄。

许多所谓的判断,其实可以拆成一连串看得见的动作:找出相关事实,套用明确规则,与过往案例比较,排列风险,说明为什么应当这样处理。一旦律所能把这些动作写进审查规则或工作手册,AI 就越来越有能力照着执行。

“判断力”这个大词所包含的许多具体工作,已经不再为人类独有。

真正难以界定的能力,也许发生在判断之外。

一位叱咤律界多年的资深律师看到我这篇文章后,非常赞成直觉的价值。

他负责团队招聘也很多年,他的招人方式更偏向于看本质,而不是看标化成绩。他喜欢通过随意聊天发现候选者的本质性格,浅层一点可以说是“vibe”“sense”。这种敏锐的直觉往往能把人带到更深的境界,发现一个案件中最关键的细节。

AI 越来越会回答法律问题,而真正的专业能力,常常始于发现大家问错了问题。
AI 可以沿着前提推理,但它能自己提出前提吗?

Google DeepMind 研究员 Tom Zahavy 在 2026 年的立场论文LLMs Can't Jump中提出:AI 很擅长从资料中寻找规律,也越来越会沿着既定前提推导答案,却仍不擅长在证据不足时跳出原有框架,提出一个全新的解释。爱因斯坦正是先通过自由落体思想实验,把引力与加速度理解成同一物理原理,才为广义相对论找到了新的前提。Zahavy 把这种从经验跳到新前提的能力称为“溯因跳跃”。

绝大多数法律事务都不需要创造新公理,但优秀的法律工作,经常从一次规模小得多的“跳跃”开始。

客户把一宗争议说成责任问题,经验丰富的律师却发现真正的症结在可执行性、时间或证据;

清单显示一项交易再熟悉不过,利益关系中的某个细节却让人意识到,它可能属于另一类风险;

现有依据似乎都指向同一个结论,一个不寻常的事实却迫使律师另找一套解释框架。

AI让我们走路越来越快,但直觉让我们Jump,跃升到下一个level。
法律 AI 最擅长的,是完成“Jump”之后的工作

这次盛会上,我见到了非常多的优秀Legal Builder们。如虎添翼,原本就颇具洞察力的他们,插上了AI的翅膀,做出了许多有用又很有启发的作品。

比如一位香港律师展示的 Agent,可以完成判断交易是否需要根据《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申报的规模测试。过去,手动走完整套流程大约需要一小时和 30 个步骤。她的系统把它缩短成两个步骤和大约一分钟。

还有Casebyte 能够检索超过 18 万份香港案例,但会把用户带回相关判决和具体段落。

NoAI 在文字到达云端模型前,先在本地移除敏感信息,等答案返回后再恢复原文。

还有一个工具让签署文件包工作流保持离线,并接受人工修正,以换取保密性和控制权。

这些工具都说明了一件事:一旦说明书由专业人士写好,AI便会完美执行任务,但如果没有说明书,AI便无所适从。

于是很多年轻职场人要问了,现在初级工作都是老板让AI干了,那我怎么培养写说明书的能力呢?请往下看。

如何避免“human in the loop”沦为治理表演

第一个方法是自我问答。

这次港大盛会的现场有一位嘉宾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测试:如果 Agent 给你一篇很长的答案,你看完后,刚好和客户一起走进电梯,你能不能用五秒钟给客户讲清楚这段AI答案的大意?

这也是我使用AI的一个很强烈的感觉。AI给我造成了一种假象,那就是“答案唾手可得”。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大学生拿AI做了作业,但自己却说不出个所以然。

现在已有公司法务部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禁止初级律师使用内部AI系统,这是为了避免让缺乏理解的律师参与到工作流程,也为了锻炼初级律师。

第二个方法是有意识地给AI明智分工。

明智分工是我发明的一个词,就是克制自己的懒惰,只给AI分配已经确定的低判断密度的工作,高判断密度的工作先自己做,连头脑风暴都不要先让AI帮你做,不然你就会困在AI给你的框架里。

低判断密度的工作只消耗时间,并不会明显改善律师的推理能力。

高判断密度的工作则包含选择:哪个事实具有决定性,哪个来源值得信任,哪个例外会打破规则,哪项风险对这个客户真正重要。

自动化第一类工作,可以释放能力;自动化第二类工作却不补上新的学习机制,就会制造判断力债务,也会拿走年轻律师积累直觉的原材料。

无论是哪一种方法,其实都是在避免积累大笔的判断力债务。

所谓判断力债务,指的是系统已经能完成的判断,与使用者尚未练成的判断之间,会逐渐拉开一道差距。把由此积累的长期成本被称为判断力债务。

它和技术债务很像:机构用今天的速度,换来一个留给未来解决的难题。AI 替初级律师完成一小时工作,律所确实省下了一小时。但如果那一小时原本会让律师学会哪些事实重要、错误通常藏在哪里、哪一句看似熟悉的条款其实不太对劲,那么省下来的时间里,有一部分其实是从律所未来的专业能力中借来的。

初级工作从来都有两份产出:一份交给客户,另一份留在做事的人身上。

账面可以很好看,但债不会消失。多年以后,它仍然要由律所和行业偿还:资深律师发现手里的工作已经无法放心交给下一层,客户拿到的是没有人真正理解的答案,或者机构到最后才意识到,自己自动化掉的正是专家成长的路径。

青年律师真正的to do,是驾驭AI

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从小就听说过这样一种说法:想要验证自己学会这道题没,最好的验证方式就是给同学讲题。

AI时代的工作也是这样。想要验证自己真的懂这套工作流了,最好的验证方式就是自己手搓AI工具,把AI当成你的同学给ta讲通这套工作流程。在这个过程中,你将发现原来对自己平时的工作理解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也有很多环节是AI无法代劳的,顺便缓解了AI焦虑。

开头提到的采访,给我最后一个问题是:“正确使用 AI 的年轻律师,将会变得……”

“更像他们自己。”我回答。

AI 可以拿走那些迫使律师像机器一样工作的部分:关掉情绪,忍受dirty work。

AI的辅助,应该为个人兴趣、好奇心和直觉腾出更多空间,让一名职场人能够有个性发展的空间,而不是沦为标准化的螺丝钉,像鱼肉一样被任人摆布。

我是邓小闲koki,全网同名。微信 m61502202,推特@kokisanai,加好友请说明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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