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王希季是唯一一个同时扛过“运载火箭总设计师”和“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两副担子的人，也是唯一一个亲手覆盖了“探空火箭→运载火箭→返回式卫星→载人航天论证”全链条的元勋。
王希季院士晚年的标准官方肖像照
他的贡献纯粹聚焦于空间技术，不涉及核武器，在23位元勋中是最完整、最集中的空间技术实践者。中国18种探空火箭，他担任型号负责人的有12种；中国成为世界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他是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总设计师。
探空火箭起步，12种型号他占三分之二
1958年，37岁的王希季从热电厂发电领域被一纸调令拉到上海机电设计院，任务是研制探空火箭。他带着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团队，用稻田当发射场，用废弃厕所改测试室，用自行车打气筒给火箭加压加注燃料。
王希季在实验室中调试航天设备部件
1960年2月19日，T-7M探空火箭在上海南汇老港的稻田里升空，飞行高度只有8公里，但完整验证了液体燃料发动机、空中点火、头体分离、降落伞回收等全套技术流程。
这枚小火箭的意义不在高度，在它让一支从零起步的团队跑通了火箭从图纸到升空再到回收的每一个环节。此后T-7把高度提到60公里，T-7A突破100公里，搭载小白鼠和小狗“小豹”“珊珊”进行生物高空试验，为后来载人航天积累了生物耐受数据。
中国试验成功的18种探空火箭中，王希季担任型号负责人的有12种，这个数字本身就是结论。
长征一号方案设计者，也是返回式卫星总师
1965年，王希季主持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总体方案论证，创造性地把探空火箭技术与导弹技术结合，提出以中程液体推进剂导弹为第一、二级，固体推进剂火箭为第三级的方案。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将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中国成为第五个独立研制并发射卫星的国家。
长征一号还没发射，王希季已经被调去攻克更难的课题——返回式卫星。卫星送上去只是第一步，让它“回得来”才是真正的技术壁垒。他确定了弹道式返回、大返回舱的方案，这个方案此后几十年一直是中国返回式卫星的基本方案。仅回收系统就做了58次空投试验。
1975年11月26日，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别人沉浸在发射成功的喜悦中，王希季提着行李赶往测控中心，三天三夜没合眼，直到卫星返回地面才放下心来。这颗卫星带回了覆盖全国的首批高清遥感胶片，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
你可能想问，长征一号和返回式卫星有没有更深层的技术关联？有。1966年，王希季主动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轨道倾角从42度改为68.5度，与后续返回式卫星的轨道需求统筹考虑。
用他同事李颐黎的话说，这是“把困难留给自己”——轨道倾角增大意味着运载火箭的研制难度上升，但为后续型号打通了道路。
载人航天论证，三次关键决策都有他的声音
1980年代“863”计划启动，国际潮流是发展航天飞机，国内多数专家也倾向于跟风。王希季写了一篇论文叫《重复使用的并不都是经济的》，指出航天飞机的经济性依赖极高的重复使用次数，以当时中国的技术和财力，上马航天飞机可能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他力主从飞船起步，这个方向最终被采纳，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
神舟七号任务中，他鲜明提出“中国人第一次太空行走应该穿我们自己的航天服”。该意见被采纳，2008年翟志刚身穿国产“飞天”舱外航天服完成出舱。
在交会对接方案讨论中，他不赞成用神舟飞船留轨舱作为对接目标，主张研制专门的空间实验室，最终促成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的研制。
23位元勋中，他的定位是什么
23位元勋按领域大致分为：核武器领域10人，导弹/火箭领域4人，卫星/空间技术领域6人，材料/光学等支撑领域3人。王希季是卫星/空间技术领域6人中，唯一同时担任运载火箭总师和卫星总师的人，也是唯一覆盖“上天+回收”全链条的人。
钱学森是航天事业奠基人、战略领军人，孙家栋是多型重大卫星工程总师，赵九章是空间科学先驱——王希季的角色和他们都不一样。他是“工程开创型”的拓荒者：中国航天最早的探空火箭、最早的运载火箭方案、最早的返回式卫星，都出自他手。
他自述“我愿做太空的铺路石”，这六个字准确概括了他一生的定位。
80岁担任地球空间双星探测计划工程系统总设计师，90岁为空间太阳能电站奔走呼吁，95岁主持“互联网+航天”课题研究，百岁后仍组织探月工程和空间站应用课题研讨。
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时，78岁的他说：“如果中国不发展空间技术，如果党、国家和人民不交给我负责研制火箭和卫星，我也不会成为现在的王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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