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作者马克·林奇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事务教授，著有《美国的中东：一个地区的毁灭》。
自1991年以来主导中东的秩序，已经成为美以对伊朗战争造成的又一个牺牲品。
美国和以色列未能推翻德黑兰政权，证明几十年来依靠制裁和武力的政策已经走到尽头。美国既无法保护海湾盟友免遭伊朗袭击，也无法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畅通，这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美国在中东部署军事基地网络所依据的核心安全交换关系。
与此同时，以色列的姿态越来越具有威胁性，也彻底放弃了与巴勒斯坦人达成妥协的表面意愿。华盛顿几十年来试图把阿拉伯盟友与以色列整合进一个持久安全伙伴关系的努力，也因此宣告终结。
过去三十五年，美国在中东的首要目标，一直是把各不相同的盟友锁定在一个以保护以色列为核心的秩序中，同时遏制对手。
最初被遏制的是伊朗和伊拉克，后来变成伊朗及与德黑兰结盟的非国家力量。
特朗普发动的战争并没有偏离这一战略，反而是把这一战略推向了逻辑终点，试图通过一次军事行动彻底消除伊朗威胁。就像美国领导人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前所做的那样，也像以色列在对真主党和哈马斯的战争中所做的那样。
战争的设计者极度夸大了军事力量能够取得的成果，低估了对手调整和适应的能力，理所当然地认为盟友会跟随行动，同时冷漠地无视普通人的生命。
华盛顿这场冒险并不是偶然失误，更像是美国中东战略内在缺陷的最终体现。
乍看之下，这场战争似乎并没有对构成美国地区秩序的联盟产生多大影响。面对一场没有明确结果的战争，以及实力和信心都得到增强的伊朗，海湾国家可能会增加军购，同时要求美国重新提供安全保障，这会制造出一种旧秩序仍在延续的假象。
但事实上，旧秩序正在让位于新的体系。
今天，人们把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视为英国和法国帝国力量在中东最后一次挣扎，但当时的帝国体系并没有立即消亡，而是经过多年才走向不可避免的终点。
美国的主导地位也不会马上消失。不过，多年来不断累积的对美国实力和战略目标的怀疑，如今已经越过临界点。
伊朗战争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此前以色列在加沙战争中展现出来的现实，已经改变美国盟友和对手的判断。
即使再次爆发战争，或者美国换一位总统，也无法修复这种裂痕。
未来几年，中东很可能出现更多冲突和分歧。
以色列和伊朗都希望中东维持一种缺乏规则、充满暴力的状态，而美国已经几乎没有手段能够约束任何一方。
以色列希望扩大事实上的边界，包括尽可能吞并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地区，并通过武力在中东大片区域强行执行自己的意志。
与此同时，只要伊朗政权近期不会垮台——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非常低，一个更加大胆的德黑兰就会试图巩固并扩大地区影响力，把华盛顿拖入无休止、没有明确边界的“灰色地带”冲突。
这类冲突一直是伊朗最擅长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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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最终愿意放弃失败的战略，那么一个旧秩序的崩溃，仍可能成为建立一个新的、更好秩序的机会。
诚然，目前的条件远谈不上理想。中东大多数国家的领导层和民众都迫切希望摆脱军事打击和经济混乱，但他们同时也强烈不满华盛顿把整个地区拖入这场灾难。
不过，如果美国能够放弃支持独裁者、纵容盟友、通过军事手段遏制敌人的这些政策，就可能以一种更健康的方式重新参与中东事务，并最终实现华盛顿长期以来一直声称希望实现的持久稳定。
基础开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美国在中东的战略雄心主要由与苏联的全球竞争决定。这让华盛顿对中东政治拥有异常强烈的兴趣，但同时也让美国对公开军事干预保持谨慎。
今天的中东秩序形成于老布什政府时期。当时苏联解体，美国又在1990年至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把伊拉克军队逐出科威特，美国由此取得了地区主导地位。
面对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华盛顿有可能在这个长期由列强争夺的地区确立无人挑战的优势。美国于是通过建立军事基地和安全安排来遏制伊拉克和伊朗，并让自己成为中东不可或缺的力量。
美国的军事和政治支持，实际上支撑着这个地区几乎所有政权的生存。
为了让这种角色看起来不只是赤裸裸的支配，华盛顿启动了阿以和平进程，希望把阿拉伯盟友与以色列整合进一个共同安全体系。
最终形成的格局，是中东被分成两个阵营。
一边是美国领导的阵营，包括以色列、土耳其和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另一边是组织松散得多的对立阵营，包括伊朗、阿萨德家族统治下的叙利亚，以及哈马斯、真主党和胡塞武装等非国家力量。
尽管过去三十年全球政治、中东政治和美国国内政治发生巨大变化，这一基本结构却出奇稳定。
按照华盛顿的说法，这种秩序在保护石油贸易、以色列安全和反恐等美国核心利益的同时，也为中东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稳定。
从很多方面看，这确实是事实。
自1973年以来，以色列再也没有面对过来自另一个国家的同等级安全威胁，也没有同实力相当的对手打过战争。这种长期安全环境，也许让以色列低估了攻击伊朗的难度。
虽然巴以冲突始终没有得到公正解决，但阿拉伯国家仍然与以色列合作，共同对付共同的敌人。
大多数时候，石油供应保持稳定，价格也处于相对合理的水平。
没有任何竞争性大国真正挑战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各大国也一直满足于坐享美国提供安全环境所创造的经济机会。
对华盛顿而言，这套秩序带来的战略收益，似乎足以抵消维持体系所需要承担的战争成本。
但对于生活在中东的人而言，代价要高得多。
过去35年，以色列多次对实力远弱于自己的邻国发动规模较小的战争。巴以和平进程彻底崩溃。哈马斯发动了10月7日袭击，随后以色列开始摧毁加沙。
在伊拉克，美国实施了长达12年的严厉制裁，其间不断轰炸，同时进行了失败的政权更迭和防扩散行动，最终又发动灾难性的2003年入侵和占领。这些行动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代价。
在美国主导地区事务期间，灾难性战争还摧毁了黎巴嫩、利比亚、苏丹、叙利亚和也门。
这套地区秩序建立在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基础上，而美国不仅保护阿拉伯国家，也至关重要地保护统治这些国家的独裁者。
压制民主诉求，与防范伊朗军事袭击一样，都是这项交换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0年至2011年的阿拉伯起义期间，要求变革的力量一度看起来势不可挡，但除此之外，这套安排基本有效。
美国联盟体系中的几乎所有政权都保住了权力。抗议浪潮过去后，大多数政府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控制。
美国支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也鼓励这些政权推动私有化。结果是精英阶层的腐败迅速膨胀，大多数民众却变得更加贫困。
与此同时，华盛顿发动反恐战争，也鼓励盟友采用更具侵入性的监控手段，并以维护安全为名镇压潜在反对力量。
富裕的海湾产油国，以及阿拉伯社会中很小一部分精英阶层，在这套体系中获得巨大利益。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美国主导的秩序只意味着暴力、绝望和贫困。
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发展指标来看，美国主导下的中东，表现几乎都远逊于世界其他地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反而鼓励盟友无视华盛顿自身的政策利益。
大多数盟友都认为自己不会遭到外敌入侵或攻击，由此形成了典型的道德风险：他们可以推进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计划，却不用担心遭受真正严重的后果。
华盛顿又过度关注美国国内政治，对中东复杂的地区细节缺乏重视，同时夸大俄罗斯在当地扩张的威胁。这让美国很容易被地区力量操纵。
几十年来，美国因此屡次无法真正约束以色列，也无法阻止阿拉伯盟友推行破坏美国公开战略目标的政策。
这些名义上的盟友，无视美国对他们在利比亚、苏丹、叙利亚和也门发动破坏性干预的批评。
几乎所有盟友都积极反对2015年伊朗核协议，而奥巴马政府原本希望这份协议能够帮助稳定中东。
2017年，阿联酋（UAE）和沙特阿拉伯主导对卡塔尔实施封锁，又严重破坏了特朗普“极限施压”战略所需要的统一反伊朗阵线。
2010年至2011年的阿拉伯起义，推动阿拉伯政府采取新形式的对外干预政策。部分原因是这些政权开始失去对美国的信心，不再相信美国有能力、也不再相信美国愿意应对他们眼中的紧迫威胁。
这些独裁盟友原本就担心政变和民众起义。随着伊朗支持的什叶派组织、伊斯兰主义和圣战主义运动，以及年轻的自由民主派活动人士不断发起挑战，这些风险在他们看来突然变得迫在眉睫。
抗议活动以惊人的速度传播，让这些政权意识到，国内威胁可能从任何地方开始，甚至可能从国境之外蔓延进来。
2011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被推翻，又让这些国家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自己面对国内挑战，不能指望美国出手相救。
如果这些政权希望确保自身生存，就必须主动出击，自行遏制危险。
但他们一次次进行的干预，往往产生灾难性后果，包括推动埃及发生军事政变，并加剧多场内战。
这套秩序同样鼓励伊朗和以色列采取破坏稳定的政策，只不过两国的方式不同。
伊朗政权从一开始就把外部敌意视为既定现实，并围绕这一前提设计自己的生存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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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制裁让伊朗民众陷入贫困，却强化了控制黑市的政权内部人士，因此伊朗政府基本并不在意这些制裁。
几十年来，伊朗建立并武装起一个非国家盟友网络。这些力量恰恰在美国、以色列和沙特发动战争留下的废墟中不断壮大。
由于无法获得美国和欧洲的军事技术，伊朗转而投资低成本军工生产，开发无人机和廉价弹道导弹，以对抗对手技术复杂、价格极其昂贵的武器系统。
和中东大多数政权一样，伊朗领导层在面对抗议时也迅速进行镇压，因为他们担心抗议背后存在外国势力操纵，尽管这些运动实际上源于真实存在的民众不满。
以色列则拥有美国最坚定的安全保障。
虽然以色列至少对犹太公民而言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历任总理也经常陷入与美国独裁盟友相似的困境。
以色列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同时深信美国会提供支持。这使以色列领导层更愿意优先维持执政联盟、抵御国内政治威胁，而不是认真处理巴勒斯坦问题或缓解地区不稳定。
但10月7日袭击打破这种自满之后，以色列的应对方式却是全面升级军事行动。
以色列在整个地区使用武力的程度不断升级，同时进一步强化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甚至黎巴嫩和叙利亚部分地区的军事占领。
美国主导的秩序之所以能够维持这么久，部分原因是体系核心的安全交换关系从来没有真正经受过考验。
中东领导人多年来不断抱怨美国“抛弃”他们，但实际行为却从未显示他们真正相信美国可能放弃自己。
很多年里，国家之间发生战争也不是特别现实的威胁。
以色列经常轰炸加沙和黎巴嫩，但与美国结盟的阿拉伯国家并没有特别担心自己会遭到以色列攻击。
伊朗是他们更大的担忧，但就连伊朗直接发动袭击，在当时看来也极不可能。
伊朗代理力量发动的间接袭击，反而强化了一个核心判断：美国拥有如此明显、如此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以至于伊朗不敢直接挑战。
这种信心从2019年开始动摇。当时，沙特石油设施遭到被认为与伊朗有关的袭击，美国没有进行军事回应。
2022年，胡塞武装无人机袭击阿联酋，又进一步削弱这种信心。
中东安全体系仍然存在，但裂缝已经开始出现。
与此同时，美国正在试图把中东秩序制度化，推动阿拉伯盟友和以色列建立公开的军事与政治合作。
这并不是新的目标。
自1991年以来，在美国领导下建立反伊朗联盟，一直是历届美国政府的目标。
特朗普与前任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时，不再要求相关步骤必须与巴勒斯坦问题取得进展挂钩。
2020年，特朗普政府促成以色列最初与巴林和阿联酋签署《亚伯拉罕协议》。摩洛哥随后加入。苏丹也签署初步协议，但至今没有正式完成。
拜登政府后来试图推动沙特阿拉伯加入，却误判了巴勒斯坦问题对沙特公众的重要性，也忽视了利雅得与阿布扎比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
美国既没有看到公众对关系正常化的敌意不断上升，也没有预见即将在加沙发生的灾难。
接连两记重击
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以前也曾受到严重冲击，包括灾难性的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及2011年的民众起义，但每次最终都重新恢复。
美国政策制定者实际上和被纳入这套结构的中东国家一样，都被自己设计的体系困住。
从克林顿开始，每一位美国总统上任时都表示要减少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介入，但最终每一位总统都被重新拖回相同的政策和相同的战争。
以色列摧毁加沙，以及美以对伊朗发动战争构成的双重危机，看起来可能只是这一循环中的又一轮事件。
但实际上，两场危机叠加起来，已经给“美国主导的中东”致命一击。
美国支持以色列攻击加沙，尤其是拜登政府时期的支持，已经清除了美国原本还能声称拥有的最后一点道德权威。
特朗普在伊朗遭遇的失败，则彻底击碎了美国军事力量无所不能的幻象。
这两件事都向阿拉伯国家证明，他们在地区秩序中实际上几乎没有真正影响力，而美国安全保障能够带来的收益正在不断下降。
拜登和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官员，都没有理解以色列加沙战争造成的巨大政治震动。
他们共同抱有一种看法：只有中东领导人的意见重要，而这些领导人早就忘记了巴勒斯坦人，并且热切希望与一个军事能力强大的以色列建立更紧密关系，同时获得美国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提供的更强安全保障。
最能体现这种短视的事情之一，就是在加沙死亡人数不断上升、阿拉伯民众已经把与以色列合作视为政治毒药之后，拜登仍然不切实际地推动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实现关系正常化。
而沙特恰恰希望成为这些阿拉伯民众的领导者。
华盛顿不断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合作，又制造了新的分裂。
作为最早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的两个国家之一，阿联酋在以色列发动加沙战争期间继续与以色列合作。与此同时，以色列还先后对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也门，甚至卡塔尔发动军事打击。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对伊朗战争期间，阿联酋还与以色列和美国协调，对伊朗目标发动袭击。
沙特阿拉伯则越来越不安地看待阿联酋与以色列之间的靠拢。
利雅得和阿布扎比此前已经在叙利亚问题上严重对立。沙特支持阿萨德政权倒台后的新政府，而阿联酋和以色列一样，对这个新政权抱有敌意。
两国在也门问题上同样发生冲突，沙特刚刚把阿联酋支持的代理力量赶走。
沙特指责阿联酋支持分离主义运动，破坏地区稳定，并普遍把以色列与阿联酋之间的伙伴关系视为对自身地区领导地位的威胁。
这种分裂严重削弱了华盛顿把中东主要强国组织起来、共同支持击败伊朗行动的可能性。
如果说加沙战争让美国能否继续领导中东变得充满疑问，那么对伊朗的战争就确认了旧秩序的终结。
海湾国家领导人非常愤怒，因为美国和以色列明知他们反对战争，却没有进行任何协商便发动战争，而且行动发生在阿曼斡旋的伊朗谈判期间。
他们对战争没有发言权，却因此直接暴露在伊朗报复之下。
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确实挡住了最严重的一部分攻击，但仍然有足够多的伊朗导弹突破防御，造成严重损失，也打破了海湾地区社会和经济模式赖以维系的那层稳定表象。
伊朗对所有海湾国家发动攻击，包括与德黑兰关系较好的阿曼和卡塔尔，但火力主要集中在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的国家，也就是巴林，尤其是阿联酋。
短短几个星期内，伊朗就成功破坏、摧毁，或者让美国维持中东主导地位所依赖的大量军事基地失去实际作用。
美以军事行动未能推翻伊朗政权，又进一步削弱海湾盟友对华盛顿的信任。
几十年来，支持轰炸伊朗的人一直声称，发动这种攻击也许会很混乱，但最终能够消除伊朗威胁。
然而，美国和以色列拥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却仍然失败了。
更严重的是，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时，美国只能无力旁观，整个海湾经济因此陷入危险。
海湾国家领导人再次感到震惊。他们震惊的不仅是美国完全无视盟友的意见，更是美国暴露出来的无能。
当美国轰炸伊朗储水设施、以色列攻击伊朗石油储存设施后，这种震惊进一步变成愤怒。
华盛顿实际上是在拿盟友的未来冒险。
如果德黑兰以袭击海湾国家的供水设施或核电站作为回应，由此引发的升级循环可能最终导致海湾国家遭受经济灾难，甚至造成严重到让部分地区无法居住的环境破坏。
海湾国家从这一切中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安全保障已经不再可靠，而这种保障恰恰是整个地区交换关系的核心。
这些国家在2011年已经认识到，华盛顿无法保护他们免受国内威胁。
现在，如果美国甚至不会事先咨询盟友，又无法击败敌人，也无法保护伙伴免受美国自己发动地区冒险造成的后果，那么美国作出的安全保证还有什么价值？
美国提供的那项基本交换已经崩溃，而且很难重建。
这一次真的不同
把伊朗战争称为华盛顿的“苏伊士时刻”，如今已经成为一种常见说法。
今天这场灾难，与1956年英国、法国和以色列试图从埃及手中夺取苏伊士运河却最终失败的计划，确实存在相似之处。
那次失败反而为埃及总统纳赛尔带来一场惊人的政治胜利。
此后，“苏伊士”成为欧洲帝国衰亡的代名词，也象征着世界从多极体系转向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体系。
但苏伊士运河危机并没有立刻终结英国和法国在中东的帝国。
法国此后又打了六年战争，试图保住阿尔及利亚。
英国则继续作为海湾地区主导力量存在了十五年，在阿曼和今天的也门镇压叛乱，直到1971年才最终撤出这一地区。
历史事件要完全显现后果，需要时间。
美国在伊朗遭遇灾难的全部影响，同样需要时间才会显现。
短期内，美国领导的中东秩序不会消失。
美国可能撤离被伊朗摧毁的军事基地，但仍将在地区防务中发挥重大作用。
海湾国家也不太可能马上与华盛顿决裂。
因为对未来感到恐惧，又看不到明显替代方案，他们甚至可能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关系。
沙特阿拉伯最近就试图通过最终敲定一份长期寻求的核协议来这样做，只不过特朗普第二天便改变协议条件，使整个安排再次陷入悬而未决的状态。
海湾国家同样不太可能对以色列构成任何军事威胁，也不会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进一步靠近伊朗。
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裂痕虽然真实存在，而且很可能具有跨世代的规模，但短期内也不会导致这个联盟破裂。
阿拉伯国家也会继续与以色列维持工作关系，并继续利用以色列的军事和监控技术。
地区国家最初作出的调整，看起来可能也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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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美国主导地位最强盛的时期，各国也一直推进自己的战略。
即便是最依赖美国的盟友，也早就精通拖延、摆脱控制以及游说华盛顿的技巧。
他们仍然会继续进行地区竞争，把政权生存放在首位，并努力保障自身安全。
有时候这意味着与华盛顿合作，有时候则不会。
然而，短期内表面上的延续，不应该被误认为这种秩序长期仍可维持。
苏伊士危机发生时，欧洲帝国体系的瓦解已经不可避免。
原因并不只是一次政策失败，而是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兴起，再加上欧洲帝国模式在经济和政治上已经精疲力竭。
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同样已经衰败多年。
一次又一次政策和政治失败不断累积，最终造成共同目标消失，而最近的危机又暴露美国军事能力的局限。
华盛顿很可能会试图继续坚持过去几十年塑造美国中东政策的做法，继续依靠那些残暴、缺乏安全感、实行高压统治的领导人，而这些人本身正是美国设计的地区体系的一部分。
如果美国领导人继续走同一条道路，那么也应该预期得到同样的结果：中东持续陷入不稳定、经济和政治失败，以及一次又一次暴力冲突。
这些冲突可能只有少数时候会直接把美国军队卷进去，但持续的混乱仍会不断占用美国注意力，并毫无意义地消耗资源。
“永久战争”还会继续。
这种结果对那些已经习惯管理冲突、同时维持与恶劣行为者关系的美国政策制定者来说，也许仍然可以接受。
但华盛顿不可能通过假装一切都没有变化，就阻止中东走向新的地区秩序。
已经失去对美国信任的阿拉伯盟友，会越来越多地独立行动。
有时，这可能意味着不顾美国反对，与伊朗展开外交接触，同时加强与其他强国的关系。
另一些时候，则可能意味着干预利比亚、苏丹和非洲之角事务，或者重新点燃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的暴力冲突。
这个正在形成的新秩序，将越来越多地受到美国难以控制的力量塑造。
首先，无论美国如何看，以色列都决心继续军事干预主义。
以色列无视美国与伊朗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对真主党发动战争，也没有表现出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意愿。
以色列官员坚持表示，以色列还会继续在叙利亚驻军。
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内也没有真正强大的政治压力要求政府采取更加温和的政策。
因此，几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或者彻底摧毁加沙。
伊朗和以色列一样，也有充分动力继续推行会延续不稳定的政策。
持续不断的冲突，可以帮助伊朗政权把国内困境归咎于外部敌人，同时向伊朗公众证明所谓“抵抗战略”的必要性。
而且，伊朗仍然拥有制造暴力冲突的能力。
尽管伊朗本土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但政权仍然存在，地区力量甚至有所增强。
伊朗已经证明自己能够有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也能够袭击美国在中东的盟友。
真主党等盟友遭受挫折，也不太可能永久终结德黑兰通过代理力量投射实力的能力。
美国施压伊拉克和黎巴嫩的弱势政府，要求他们解除亲伊朗民兵组织的武装，也可能引发新的冲突。而在这样的冲突中，伊朗盟友很可能占据优势。
地区阵营也会越来越偏离美国官员设想中的反伊朗联盟。
很多海湾国家可能不再依赖美国保护，而是与伊朗单独达成安排，以免自己出现在德黑兰的打击名单上。
与此同时，地区政治的核心竞争很可能不再围绕是否跟随华盛顿，而是转向阿联酋和沙特之间不断升级的领导权争夺。
在2月底伊朗战争爆发前，利雅得已经开始组织一个包括埃及、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土耳其的联盟，用来抗衡美国支持的阿联酋与以色列联盟。
等战事逐渐降温后，这场竞争很可能重新开始，并进一步破坏那些本就陷入困境的国家。
竞争还可能扩散到更大的地区范围，不断制造新的危机，而一个注意力分散的华盛顿将越来越难应付。
最后，随着伊朗战争的后果冲击中东本已脆弱的经济，大多数政权都会面对越来越强的国内压力。
受到影响的不仅是基础设施被伊朗打击破坏的国家。
例如埃及，燃料和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战争扰乱全球航运又使苏伊士运河收入遭受巨额损失，这些问题正在进一步恶化埃及原本就严重的财政和失业危机。
很多原本已经因为美国削减援助而受损的国家，还可能失去另一个关键外部投资来源，因为富裕海湾国家也开始处理自身的经济问题。
国内长期积累的不满，再加上民众对加沙局势的愤怒，将形成极具爆发力的组合。
一场规模接近15年前阿拉伯起义的抗议浪潮，可能再次逼近。
最后的机会
旧地区秩序以暴力方式瓦解，可能破坏，甚至彻底堵死建立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新秩序的机会。
但这个时刻也可能给美国一个机会，重新设计那些长期制造破坏性结果的核心交换关系。
要建立一套真正有效的新中东政策，美国首先必须重新思考一个长期战略选择：以所谓务实为理由，把与独裁和无视规则的盟友之间的关系放在首位。
几十年来，华盛顿一直认为无需过多关注阿拉伯公众的意见，因为美国可以依靠阿拉伯统治者镇压所有反对声音。
美国也一直认为，只要口头重复支持“两国方案”，即使以色列继续逐步吞并巴勒斯坦土地，并拒绝进行真正的和平谈判，也足以让阿拉伯盟友继续留在美国阵营。
这意味着美国从来没有真正考虑过推行能够获得中东民众认可，甚至得到他们支持的政策。
同时也意味着，华盛顿不可能真正认真推动民主或捍卫人权，因为美国整个地区战略本身恰恰依赖民主和人权的缺失。
特朗普政府在国内外都蔑视民主和法治，不可能改变这一点。
特朗普在各种战略之间反复摇摆，很难想象他能够设计任何一种新的地区秩序。
但他的继任者将真正有机会打破现状，制定一套更加连贯、更加有效的中东战略。
第一步应该是放弃把军事干预作为首选手段，并结束“用空袭进行外交”的做法。
华盛顿的重点应该转向防御，而不是进攻。
要清楚表达这一意图，一个办法就是不再重建海湾地区遭到破坏或摧毁的美国军事基地，而把资源集中到情报共享、为海湾伙伴建设导弹防御系统，以及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上。
美国必须通过外交和集体防御来追求中东稳定，而不是继续实行军事化遏制。
伊朗战争的惨败，已经彻底暴露那些鹰派鼓吹战争、宣称军事行动能够一举解决问题的说法有多么空洞。
华盛顿应该建立一个外交进程，把伊朗纳入地区安全体系，让德黑兰成为对体系稳定拥有现实利益的参与者。
尽管海湾国家对伊朗最近发动的袭击极为愤怒，他们仍然可能接受这种思路。
毕竟，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经历此前一轮伊朗攻击之后，仍然于2023年实现关系缓和。
奥巴马政府在谈判2015年伊朗核协议时，也曾提出类似愿景。
甚至美国副总统万斯也表示，如果能够达成新的协议，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与伊朗的关系。
这种目标并非不存在，但下一届美国政府必须迅速而明确地证明，美国准备真正执行这一方向。
美国政策的重置，也必须延伸到华盛顿对待盟友的方式，包括以色列。
目前已经出现重新思考美以关系的条件。
昆尼皮亚克大学6月公布的民调显示，接近三分之二的民主党支持者和超过半数的独立选民认为，美国对以色列支持过度。
7月中旬，美国众议院超过半数民主党议员，投票支持一项停止美国对以色列军事援助的法案。
下一届美国政府应该利用这种政治动向，对以色列施加历届美国政府长期回避的真正压力。
华盛顿没有必要抛弃以色列这个盟友，但应该要求以色列尊重所有受其控制地区居民的人权，停止逐步吞并约旦河西岸，并停止在黎巴嫩和叙利亚进行破坏地区稳定的军事干预。
更大范围来看，要实现地区层面的稳定，美国必须重新支持国际人权规范，反对叙利亚和也门等国的分离主义运动，阻止盟友在苏丹和利比亚等地发动军事干预和代理人战争。
美国也应该停止要求伊拉克和黎巴嫩政府在尚未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解除伊拉克民兵和真主党的武装。
要实现国内层面的稳定，则需要民主变革。
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鼓励改革，包括推动人权保护，同时终止那种允许独裁盟友实施严重镇压却不用承担后果的交换关系。
开罗、利雅得以及很多其他国家首都都不会欢迎这样的信息。
但如果不处理这些政权自身存在的问题，就不可能真正改变中东地区秩序。
新的美国政策不会一夜之间创造一个稳定、和平的中东。
最开始，这些政策也不会在中东赢得多少公众赞扬，因为这个地区早已习惯美国的虚伪和霸凌。
之后，如果中东出现更加需要回应选民意见的民主政府，美国可能反而会面对更多麻烦，因为雄心勃勃的政治人物会竞相批评和谴责美国。
但从长远来看，如果中东各国政府不再那么愿意追随华盛顿执行不得人心的政策，也不再那么愿意镇压国内反对声音，这样的中东很可能比今天更加稳定。
华盛顿一直很难想象一个不受美国支配的中东，也很难想象现有地区秩序之外真正可行的替代方案，无论这套秩序已经失败到什么程度。
但旧秩序正在终结。
这也许是美国领导人改变方向的最后机会。
如果他们做不到，就只能眼看着“美国主导的中东”逐渐消失，就像此前统治这里的欧洲帝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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