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奋（蒋立冬 绘）
在算法与碎片化信息主导的当下，个体记忆与微观经验常被迅速冲淡。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近年来正致力于通过口述史与微观史的路径，打捞这些隐没在时代变迁中的个体声音与日常生活痕迹。
张力奋拥有深厚的国际媒体从业背景。1984年复旦新闻系毕业留校，1988年留英攻读博士。完成博士学位后，曾长期任职于BBC，后加盟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担任《FT中文网》创刊总编辑，并出任驻京记者、FT副主编，长达十二年。2016年重返母校复旦执教后，他开设了“深度与调查报道”“都市、田野调查与记录”“中国新闻人口述史”等课程，指导学生深入城市肌理，在扎实的现场观察、史料研究与口述访谈中聚焦个体与微观社会，“考古”与还原记忆，探索新闻与历史的交汇点。
近日，张力奋推出了两部新作：一部是带领学生对复旦教工第一宿舍“庐山村”所作的记忆“考古”，这部师生合撰的《国年路102弄：复旦“庐山村”教授宿舍往事》（将于9月中旬面世），记录了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常与精神轨迹；另一部则是历时近四年、基于二十次深度访谈完成的《我的九十六年：汤钊猷医生口述史》，忠实记录了著名肿瘤外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的医学人生，已正式出版。
围绕这两部新著及口述史写作、田野调查的实践方法与纪录伦理，以及中国近年来微观史研究的兴起，我们与张力奋展开了一场对话。
《国年路102弄：复旦“庐山村”教授宿舍往事》，张力奋主编，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都市、田野调查与记录”课程组撰，学林出版社，2026年9月即将出版
《我的九十六年：汤钊猷医生口述史》，张力奋采访、撰述，复旦大学出版社，2026年8月出版
您回到母校复旦执教十年，最引人瞩目的工作之一便是创办并践行“都市、田野调查与记录”课程。2023年，您的第一部课堂成果《平凉路2767弄：上海十九棉百年工房口述史》正式出版，将目光投向了杨浦区定海路街道被称为“下只角”的纺织职工社区；两年前，您又将田野转回了复旦家门口，即将推出《国年路102弄：复旦“庐山村”教授宿舍往事》。从平凉路那片机器轰鸣、充满底层烟火气的纺织工人生活区，到国年路一舍这片曾云集陈望道、苏步青、周谷城、全增嘏等一代智识精英的教授住宅，您的都市现场发生了一次戏剧性的空间与阶层跃迁。在您看来，从“平凉路”到“庐山村”，这两场田野考古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内在连接性与学理张力？对于那些生于二十一世纪初、对二十世纪历史（您戏称为“史前社会”）有着天然隔离感的学生而言，这种赤脚踩在历史遗存废墟上的感官撞击，究竟在如何重塑他们的历史意识？
张力奋：我的助教曾对我说：“张老师，我们完成了平凉路2767弄这个面临动迁的百年老弄堂、工人社区。回过头做复旦本校‘家门口的考古’，应该会轻松、容易很多吧？” 我当时的回答正好相反：国年路102弄，难度要大得多。
从社会学的标本意义来看，平凉路2767弄（前身是日商公大第一纱厂建于1921年的职工宿舍，解放后更名国营上海第十九棉纺织厂工房）是一个极其外显的、充满烟火气、相对封闭的熟人社区。那里的百年历史，是伴随着纺织女工细纱接头、拿摩温式管理、大跃进的生产红旗和八十年代后下岗潮的阵痛展开的。在平凉路，日常生活是裸露的，阶层与生活方式的分化是隐形的，工人区情感的摩擦与表达是高分贝的，比如老居民达叔（达世德先生）在居委会二楼手绘出整条弄堂的格局，清楚记得哪家几号曾住过某全国劳模，她能在几秒内接好一个细纱头，还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在平凉路拆迁的废墟上，我像个“拾荒者”一样去淘老物件、老照片、病历，甚至挂历，居民们曾非常诧异：“一个英国回来的大教授，跑来我们这儿‘捡破烂’干什么？”但最终他们认可了我们记录的合法性，因为他们也渴望被听见。
《平凉路2767弄：上海十九棉百年工房口述史》，张力奋主编，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都市、田野调查与记录”项目组撰，学林出版社，2023年6月出版，2024年1月增订本出版。
而国年路102弄（复旦“庐山村”）则相反，它安静得像一位躺在藤椅里打盹、不愿被打扰的老人。这里原本是1939年日军为江湾机场空军军官建造的日式别墅，1945年抗战胜利复旦从重庆北碚“复员”回沪后，由国民政府接收并划归复旦，根据教授资历分配。这里有二十世纪中后期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命运星图、学术起伏以及深不可测的政治运动。这里的知识分子（很多留洋归来）和他们的后代，其精神世界、政治创伤以及隐私边界与八公里外的平凉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对于二十一世纪初出生、伴随中国经济与国力曲线向上增长的Z世代学生来讲，他们已习惯平视西方，也习惯了“中国故事”的宏大叙事，对中国二十世纪的国运与曲折历史毫无体感，遍布盲点（这不是他们之过），如同面对“史前社会”。回国执教十年，我印象中，学生对于父辈或祖辈所经历的动荡、流离与日常物质匮乏所知极少，存在天然的认知断层。
“庐山村”田野，第一堂课开课仅五分钟，我就把学生们“赶出”了教室，让他们尽快抵达我们的“田野点”。寻路是最基本的新闻专业训练。除了地图与地址，我没有透露任何有关“庐山村”的历史背景，而让他们直接赶去“一舍”现场。我故意保持“真空状态”。我认为，历史探寻不应该从灌输概念开始，而应该从抵达“现场”与感官的惊醒开始。当这群同学一小时后回到课堂，脸上写满不适甚至失望。他们问：“张老师，这不就是一片废弃危房，许多门窗被厚木板和钉子封死了，已是一个垂死的社区。这学期，您到底要我们寻找什么？”我回答是，这门课的目标是“看到”，而不仅仅是“看”。在荒芜多年的砖木水泥背后，隐藏着中国现代学术奠基者们的真实肉身。意大利口述史学者亚历山大·波尔泰利（Alessandro Portelli）曾提出，口述史的价值往往不仅在于记录客观发生的事件，更在于记录“人们想要做什么，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做什么，以及他们现在认为自己做了什么”。在平凉路，学生们体会到“每个人都很重要”（Everyone matters）的平民与自然史观，比如欧柯男同学为2767弄制作的《十九棉植物志》，记录了荒废墙角里的葱蒜、花卉和八十年的老银杏树；而在“庐山村”，他们则是在上一堂跨越时空的生命与生存启示课，穿透那一层层由日常生活、中西融汇、学术、政治交织而成的历史重力。这种感官的重连，是任何教科书和PPT都无法替代的“第一性知识劳动”。
师生与曹景参先生（已故曹亨闻教授之子，后排右二）在“庐山村”前的合影。
您在《国年路102弄》后记中提到，历史的探寻不仅在于其物理空间、社群和家庭的变动，更在于对“日常生活”感官颗粒度的感知与挖掘。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许多令人震撼的微观细节：哈佛归来的全增嘏先生，在1984年去世前不久那场极具古典仪式感的“道别”，他挨家挨户敲开邻居家门，委婉“告别”；独家抢发开罗会议、西安事变等重大新闻的名记者赵敏恒先生，抗战后他获聘出任复旦新闻系教授，成为复旦居民，他的家庭在长达二十五年的艰辛岁月经历了八次“越搬越差”的地理流离；还有新闻系主任王中教授被贬在汽车间居住八年，家人在漆黑冬夜为他女婿抓鼻涕虫煮瘦肉汤治病的酸楚温情。作为记忆的打捞者，您和学生们是如何穿透这些被历史风尘扭曲的叙事，从咖啡香气、邻里围观北京牌电视机、全村共用葛传槼先生家糯米粉石磨，还原出这代知识分子真实的傲骨与体温的？
张力奋：这是一个关于复杂人性的方法论问题。我们知道，有时日常生活的微观细节往往能够挑战并颠覆宏大历史的单向阐释。你提到全增嘏先生，他是“庐山村”（第一宿舍）9号原住民。全先生和夫人胡文淑（留英的资深翻译家）1964年拿到一笔合译查尔斯·狄更斯名著《艰难时世》的稿费，买下全套二十卷本《鲁迅全集》，整整齐齐摆在红木装饰橱里。然而，1984年他身体抱恙，自觉来日无多时，这位哲学家没有悲泣，而是怀着一种古典、近乎神圣的仪式感，穿戴整齐，安安静静地出门，一一敲开第一宿舍邻居们的房门。他不言病痛，不惊扰他人，若邻居当时不在，他过两天会再敲，直到与每位同辈学者完成最后道别。这不仅仅是风骨，更是那代学人生命中对秩序、体面与人情人性最极致的守护。
“庐山村”建筑外景，摄于1949年。
赵敏恒先生一家的搬迁轨迹，则是一部令人长叹的知识分子流离史。赵敏恒可谓民国时期最了不起的华人国际记者：清华学子，获庚款奖学金，就读密苏里新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长期担任路透社驻华首席记者，曾独家抢发李顿调查团报告书、西安事变及开罗会议。抗战后复旦新闻系主任陈望道邀他加盟复旦任教。1955年，他的人生急转直下，最终于服刑期间离世。他儿子赵维承先生向我们做口述时，绘制了十二张详尽的住宅示意图。他们全家在上海经历了八次地理迁徙：从最初圆明园路四百多平方米英式豪宅公寓（小孩可在里面骑车），退居苏州河畔河滨大楼，继而复旦“筑庄”、“中心村”、“牙专”、第七宿舍陋室，最终被迫入住毛竹泥巴糊成的“新民里”工棚。即便如此，赵敏恒的太太谢兰郁——这位曾拥有两部专车、两位保姆，作为宋美龄与邓颖超共同闺蜜的民国杰出女性，依然保持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自尊，为了不连累邻里，她二十五年间没跨入第一、第二宿舍铁门半步，她养两只流浪猫，在泥地工棚里滚煤球、扫弄堂。她曾卖掉金牙、卖掉“小黄鱼”金条、卖掉二十枚“袁大头”，直到最后卖掉路透社颁发给赵敏恒的冠名白金烟盒（全世界仅有十枚，刻着他英文名“Thomas”）以此来维持家人体面与老人赡养。当被赶出家门，那套最精致的沙发无处安放，谢兰郁把它寄存在新闻系主任王中教授家中。
王中教授及家人的经历同样令人嘘然。他1957年因撰写《新闻学原理大纲》推行新闻变革而罹遭厄运，降级减薪，后来全家搬入政熙路5号“汽车间”，长达八年。他的幼女王进军曾向我回忆，父亲在时，平时口袋里常放一把“开洋”（干虾肉），常与烟丝混在一起，口袋里带着鱼腥烟草味；他抽烟太多，味蕾退化，于是总让小女代他品酒，再转告他酒感过瘾。女婿肝癌晚期十分痛苦，听民间土方称鼻涕虫可减轻癌症痛苦，全家人和孩子同学曾在冬夜拿着玻璃罐，在汽车间外冬青树丛里到处抓鼻涕虫（蛞蝓），再与瘦肉煮汤服用。王进军说她对父亲所谓“高光时期”毫无印象，但却记得在头顶仅有一扇天窗的汽车间，那反而是全家在重压下相对自由、精神最富裕的快乐时光。王中先生有喜笑怒骂的幽默，而隔壁邻居、王中遭贬后接掌新闻系的李龙牧教授则性格沉默、严肃，但这并不妨碍王李最后结成儿女亲家。王进军和李龙牧儿子李新第一次约会，是在复旦工会楼前，没半句风花雪月，而是极其奇怪地直接讨论起了“婚事”。
还有留美的知名核物理学家卢鹤绂，一位在核武重器与和平主义之间寻求平衡的一级教授，他内心反核。他的儿媳马开桂回忆，卢老爷子写汉字和英文都坚持规规矩矩，因为“写东西是给别人看的，人家不认识怎么行”；他喜欢把香烟壳子剪开，整整齐齐钉起来当记事本，上面曾记录：“几点，鸟儿叫”；特殊时期，当他到物理二系准备接受枇判，主持人暗中对他说，“卢鹤绂，你来干什么？赶快走”，把这位核物理学大家放走了。
这就是感官细节的考古价值。当我们把这些日常切片——葛传槼家逢年过节排队轮流被人借用的石磨，陈望道校长每周差遣儿子去市中心买一两咖啡以求“新鲜”的执着，他配备全上海三辆之一的奔驰公车绝不准生病孙子使用，却喜欢“借”王中五岁的小女儿坐车兜风的道德自律——放在一起时，历史才真正长出了细腻的血肉。我试图解释，即便在严酷的时期，这代中国人中最优秀的头脑，依然通过微小的感官寄托，守护着他们的得体为人与自尊。
“庐山村”门口教授子弟合影，摄于1968年9月。后排左起：陈明先（陈守实之子）、蒋维新（蒋学模之子）、曹景参（曹亨闻之子）、李北宏（李振麟之子）、李伟（李龙牧之子）；前排左起：董文祥（董承良之子）、葛备（葛传梨之子）、胡庆沈（全增嘏之子）、李心南（李笠之孙）、李湘（李龙牧之子）。
您的另一部新著《我的九十六年：汤钊猷医生口述史》，为我们打开了一片全然不同的心灵图景。汤钊猷医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届医学生，亲身经历了欧美医学、苏联医学与传统中医的交汇激荡，更是中国小肝癌早期诊断的奠基人。这样一位从医七十余年的医学泰斗，在您开始口述采访时已九十二岁高龄，记忆的失真、衰退已难以避免。作为“医学的门外汉”，您是如何借助访谈、背景研究与繁复的交叉考证，最后完成这幅“有骨有肉”的记忆拼图？更重要的是，您如何一步步引导，深入到这位顶级西医外科大家的内心？面对夫人走向生命终点，他对中国医院当下存在的过度诊疗，对传统中医的失落有很多尖锐的思考。
张力奋：坦白说，我对医学（特别是癌症）不仅是门外汉，更在情感上有一种深层恐惧。我母亲从我十几岁起就卧床生病，终身备受疾病折磨，这是我少年期的一个阴影。之所以有勇气接下这个长达三年多、历经二十多次的高强度对谈任务，是因为我的好友、耶鲁医学院毕业的医学记者兰迪·赫特·爱泼斯坦（Randi Hutter Epstein）的鼓励与推动。她父亲曾任美国癌症协会主席，1979年该协会将极具分量的“早诊早治”金牌奖颁发给汤钊猷医生与其他两位中国同行，以表彰他们在亚临床肝癌诊断领域的奠基性贡献。几乎每次见面，兰迪总对我说：“力奋，你已回到上海，应该去拜访Dr. Tang。否则将很遗憾。”当然更重要的是，我被汤医生那种极少见的人文悲悯与哲学深邃所打动。
2023年11月，应张力奋教授之约，汤钊猷医生重返汤家在上海的最早居所，虹口区多伦路一个弄堂内。左起：张力奋，汤钊猷，儿子汤特年。
做科学家的口述史，最大的忌讳就是人云亦云，或由于相关学养不足而过度诠释或误判。为此我花了半年多时间用于背景阅读和文献搜集。我在网上搜罗并买下了五十年代的一医油印版教科书。有一次我在网上找到一本汤医生早年写的科普书籍《无痛医院》，原本以为此书已失传。我送给他时，我看到了他孩子般的惊喜。
为了还原汤医生早期行医的历史现场，我一直在挖掘细节。比如1957年，还是住院医生的汤医生参与了崔之义教授主持的“真丝人造血管”研发。那时中国极度贫困、资讯封锁。他们跑到南京路上著名的老绸缎庄“老介福”，挑选高档真丝布料“电力纺”，然后由缝纫间女工裁剪缝制，在动物房上百条狗身上做胸主动脉置换实验，最终在1962年罗马第二十届国际外科大会上报告了结果，令国际医学界关注。
1964年，汤钊猷为《科学大众》杂志撰写科普文章，介绍丝绸制成的血管。
又如1965年，他与华山医院手外科的杨东岳教授合作，完成世界首例“游离足趾移植重建拇指”手术。由于缺乏精密仪器，汤医生跑到组织胚胎学教研组借了解剖显微镜，请中山医院后勤“铜匠间”师傅用落地架改装成手术显微镜，用极粗的针在砂石上磨细，自己研发无损伤缝针线，在极其简陋的“铜匠间科技”下完成了血管微米级缝合。
还有1979年，在中美建交年获得纽约癌症研究所“早治早愈”金牌奖，他身上怀着一千美元，宴会上他“厚着脸皮”向美国电脑商格林（Roger Green）询问，最终获赠一台价值四千五百美元、刚问世的48K APPLE II Plus个人电脑，这或是中国医学界引进的第一台个人台式电脑，可存储上千例肝癌病人的病历。更传奇的是，为从美国带回五对免疫缺陷的白色裸小鼠，他特意申请了客舱第一排座位，把笼子放在自己脚跟前。此后这些裸小鼠在中山医院已繁衍了很多代。
汤钊猷从纽约带回中山医院的苹果电脑
我多次要求他找回他的第一部书稿。1964年“自然灾害”时期，平江路三平米小厨房里，在用锁链上下的折叠木板上、就着微光，他写就二十万字科普手稿《发展中的现代医学》。最后，我们如愿以偿。当时他太忙，手稿还是由他已退休的父亲和生病的大哥一页一页手抄誊写的。汤医生读着这些六十年前的泛黄手稿，多次对我说：“这本书，我现在再也写不出来了。”
1950年代，汤钊猷医学文献笔记。
1970年代，手术中的汤医生。
在医学哲学层面上，最让我震颤，也最值得读者深思的，是汤医生作为顶级西医外科专家对现代西方“精准医学”的反思与拷问。
这一反思的导火索是痛苦的——他一生风雨相伴的大学同窗与爱人、“西学中”西医李其松医生2016年突发重病，在生命最后一百九十八天里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汤医生看着夫人身上插满胃管、导尿管、深静脉插管、气管插管、十二指肠管、胸腹水引流管等“七根管子”。为了防止无意识拔管，她的双手还必须被约束带死死绑在病床上。汤医生坐在床前，见证老伴从日行千步迅速干瘪为皮包骨头，面对大剂量抗生素带来的严重副作用，他痛苦地意识到，现代医学正将治病变作单纯的“修理机器、更换零件”，彻底剥夺了生命的基本尊严与“精气神”。
汤医生毕生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中西医如何协调互补，将中医“不变、恒变、互变”的太极阴阳观和“消灭与改造并举”引入抗癌研究。他是一位中医针灸坚定的实践者，曾用银针在阑尾穴得气运针，成功治愈老伴、七岁儿子，乃至九十一岁高龄患穿孔腹膜炎（却死活不肯住院）的母亲。一家三代阑尾炎，皆免于开刀。
在汤医生口述里，口述史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家的生平记录，而是一部关于现代性、生命伦理，以及中西智识冲突与融合的思考。
汤医生读片，2000年。
您的一系列微观口述考古，实际上触及了极富张力的口述史认识论。在您田野教学的班群微信日志里，您反复强调，在今天这个AI大语言模型可以随意推演、重构海量宏大历史公文的时代，我们去田野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挖掘极具“体温与刺痛感”的细节，是人工智能永远无法替代的“第一性知识劳动”。但同时，您的助教也曾记录过一个案例：平凉路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在做完口述（内有年轻时痛苦生活的细节）后，因恐慌曾给学生发微信，要求销毁访谈初稿。作为记录者，面对记忆在拨动时代创伤时的“惊恐抗拒”，以及您身上那种被戏称为“英国病”（对历史细节、实物档案近乎偏执的归档与拾荒癖好）的记录习惯，究竟该如何在历史记录的公共性与微观生命的保护之间，寻找一个合理的平衡？
张力奋：这是极有分量的问题，折磨过很多口述史学者的伦理与认识。口述史曾长期处在历史的边缘或夹缝中。很多年前，我曾有机会与口述史学先驱唐德刚先生在纽约餐叙。他为胡适、李宗仁等民国重要人物做过系统的口述史，可作信史读。记得席间他对我发出过一声“边缘人”的喟叹。他说客居美国一辈子，“弄得英文也不行，中文也不行”。喟叹背后，其实是宏大历史断裂在个人心灵深处留下的创伤印记。
张力奋的第一部口述史作品《世纪末的流浪——中国大学生自白》，与复旦同学高晓岩（老愚）合作，1985至1986年写作，中国工人出版社，1989年4月出版。
你提到那个平凉路老居民的例子很典型。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几十年里他记忆的皮肉已经闭合，且外皮长得好好的，但当学生的发问重新挑开那层疮疤后，平衡打破，痛苦的记忆瞬间涌现，以至于让他产生极度的焦虑与惊恐，要求立刻撤回/销毁文稿。这恰恰证明了记忆的脆弱与复杂。作为记录者，我们没有任何合法性强迫受访者奉献他们的记忆，无论痛苦与否。但是我一直跟学生讲，记录不是占有，记录只是带着冒险的靠近。我们必须尊重个人的恐惧与抗拒，但也应看到，历史往往隐藏在那些“不愿说”“想隐藏”的沉默与禁忌之中。
至于你提到的“英国病”，我确实有点无可救药。留英读博并留下工作的二十多年里，英国人对历史、档案、收藏，甚至日常生活近乎偏执的记录习惯改造了我。在《金融时报》工作时，一位同事买下一栋十七世纪的古老民居。为了搞清楚这栋房子的前世今生，他居然请了一整年学术假，天天泡在国家档案馆、市政地契登记处和律师行里，把这栋房子过去三百年间每一笔交易记录、每一位主人身份、历次改建的建筑图纸全部找了出来。当他能够明确告诉儿子这栋房子的历史细节，它才真正有了生命灵性。
牛津大学的饱蠹楼（Bodleian Library）有近一千四百万册藏书。即便AI正席卷全球，它依然坚持收藏实体书，每天用轮流的专车把学生要借的书从馆外书库运送过来，再把用完的书放回库存。大英图书馆至今仍妥善保存着当年列宁用假名“Jacob Richter”申请的那张阅览证。这就是文明。文明需要支付极高的成本，时间、空间与经济的成本。相比之下，中国作为一个古文明的历史，比英国要早太多，但单从民间记忆、日常细节和个体的记录来看，中国或许只是一个“小国”，历史的“窟窿”也太多。我们怎么去填补这些窟窿？所以我认为，无论AI如何强大、算法如何精密，它都无法代替人类去跟另一个复杂的肉身坐在一起，去感受对方的叹息与频率、手心的温度，或眼神深处的闪躲。这就是我推崇的“第一性知识劳动”。
我记流水账日记。若在旦苑食堂用餐，我会记录自己每餐花了多少钱。我要求我的学生们做一些略有难度、有门槛的训练：比如假期回家，花一两天时间，搬一把藤椅坐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对面，打开录音笔，做一次微型口述；去学校图书馆和档案馆，找到父母出生那一天，重构那一天的中国和世界，将自己的生命重新锚定在宏大的历史谱系中。
最近几年，我常在上海坐网约车，只要与司机聊得投机，对方有故事，下车前我会厚着脸皮跟司机加微信。我说：“哪天您休息，我租您的车，不为了去哪儿，就为听您聊聊自己故事。”我已经积累了十多个网约车司机的访谈素材，他们来自全国不同省份，带着不同的阶层阵痛与时代离散。再过几年，相信又是一本有质感、有血有肉的中国社会微观记录。
1936年，邹韬奋、茅盾先生曾和一众文化先贤发起《中国的一天》写作征文计划。今天我也期望我们的媒体人、记者、学者、媒体能够重新扮演这种文明“促进者”的角色。澎湃新闻能不能发起一个《上海的一天》征文？就在某一个特定日子，让这个近三千万人口大都市的每个普通人——初中生、网约车师傅、急诊室医生、纺织女工、保洁阿姨，都写下自己在这二十四小时里的所见、所闻。
当每个家庭、每个个体都开始学习掸掉老照片的灰尘，珍惜私人记忆、遗忘宏大话语，文明才真正具备它的实质。历史，不是被权力或教科书定义好的冰冷公文。历史，是我们每个人用肉身和心灵活过的温度。
张力奋接受澎湃新闻采访（吴栋 摄）
澎湃新闻记者 林柳逸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