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正月十六，我揣着三百块钱到深圳。
布吉关外，五金厂，冲压工。底薪四百五，加班另算。宿舍八个人，风扇吱呀转一夜，谁也睡不踏实。
我叫高小亮，二十岁，湖南益阳人。
来之前我爹说，出去闯，混不出个人样就别回来。
我没打算回去。
进厂第三个月，我发现宿舍楼下那条街，晚上十一点以后全是下夜班的工人。炒粉摊只有一家，老板娘手脚慢，排队的人能拐过弯。
我花八十块买了辆二手三轮车，又花一百二打了个铁皮灶。煤气罐是跟老乡借的，说好了月底还。
每天下午五点半下班，我回宿舍冲个澡，换件背心，推车出门。
炒粉，炒饭，炒田螺。五块钱一份，加蛋加一块。
卖到凌晨两点，收摊，洗锅，三点躺下。早上七点半，打卡上班。
一天睡四个半小时。
头一个月，我亏了。
火太大，粉炒糊；盐放多，客人吃两口就走。隔壁卖糖水的阿珍看不下去，端了碗绿豆沙过来，说你这样炒，锅都要哭。
阿珍是广东人，比我大两岁，家在河源。她说话软，做事利索。
她教我，粉要先过水，油不能省，大火翻勺，手腕要活。
我照着做，第二天就有人回头。
第二个月，纯利一千八。
第三个月，三千二。
阿珍的糖水摊挨着我的炒粉摊。她卖绿豆沙、豆腐花、番薯糖水，三块钱一碗。
夜里忙起来，她帮我递盘子，我帮她搬煤球。收摊晚了，我俩坐在马路牙子上，她喝一碗自己的绿豆沙，我抽一根五叶神。
她说，小亮，你这么拼，为了什么。
我说，存钱。
她笑，存多少是够。
我没答。
那时候我心里有个数 —— 二十万。够回老家盖栋两层楼，够娶个媳妇，够我爹在村里抬头走路。
九九年夏天，厂子赶订单，天天加班到十点。我出摊就晚，少做一个多钟头生意。
我跟领班吵了一架，没用。
后来我想了个办法。中午休息一个钟头，我不睡觉，骑车去附近工地卖盒饭。十块钱一份，一荤两素，我早上五点起来炒好，装在泡沫箱里。
工地门口，半小时能卖四十份。
那阵子我一天只睡三个钟头。站在冲床前，眼皮打架，有一次手套卷进去半寸，机器停了，我手心全是汗。
阿珍知道了，三天没理我。
第四天她塞给我一包茶叶，说你再这样，人就废了。
我把茶叶揣在口袋里，没舍得喝。
九九年底，我盘了一下账。
存折上十一万三千六。
我蹲在银行门口，抽了半包烟。
比我预想的快。炒粉摊稳定了，中午盒饭也没停，加上厂里工资，一个月能存七八千。
但我知道，这是拿命换的。
胃疼是从那年冬天开始的。饿的，还有烫的 —— 出摊时顾不上吃饭，收摊了随便扒两口冷粉。
阿珍给我熬粥，小米粥，放一点点盐。她坐在我对面看着我喝，不说话。
有一回她忽然说，小亮，我家里给我介绍了对象。
我手里的勺子顿了一下。
我说，哦。
她说，在河源，教书的。
我说，挺好。
她没再说话，收拾碗走了。
我没追出去。
那时候我满脑子都是存钱。我觉得只要钱够了，什么都能解决。阿珍等我两年，我攒够钱，风风光光去她家提亲。
我太蠢了。
二〇〇〇年春天，阿珍走了。
她留了个纸条，压在我灶台上的酱油瓶底下。字很秀气：小亮，粥要趁热喝，人也是。
我那天晚上没出摊。
坐在三轮车上，喝了一瓶二锅头，吐了一地。
阿珍走后，我反而更拼了。
不是赌气，是不知道停下来干什么。
我加了夜宵品类，炒花甲，烤茄子，还从老乡那里学了做卤味。摊子从一辆车变成两辆车，雇了个老乡打下手，一个月开他八百。
生意最好的时候，一晚上流水两千多。
二〇〇〇年腊月二十六，我去银行。
柜员是个年轻姑娘，她数了两遍，抬头看我，说，先生，您确认都存定期？
我说，存。
存折打出来，三十九万八千七。
加上兜里的现金，四十万出头。
我用了两年，从三百块到四十万。
走出银行，深圳的太阳很亮，刺得我睁不开眼。
我买了瓶可乐，蹲在路边喝。喝到一半，忽然想起阿珍的绿豆沙。
三块钱一碗，甜的，冰过，夏天喝下去，人能活过来。
我那时候总觉得，等钱够了再喝也不迟。
现在钱够了，糖水摊没了。
第二年开春，我回了趟老家。
两层楼盖起来了，瓷砖贴得亮堂堂。我爹在村口放了一万响的鞭炮，烟散了半条街。
亲戚都来，说小亮有出息，说深圳的钱好赚。
我笑着递烟，没说话。
没人问我这两年睡了几个钟头，没人问我胃疼不疼，没人问我那个卖糖水的姑娘去哪了。
也没人知道，我存折上的四十万，有一半是阿珍教我炒粉的时候，一勺一勺炒出来的。
后来我没再回深圳。
在老家开了个小饭馆，生意还行。娶了个镇上的姑娘，老实，会过日子。
只是每年夏天，我都要自己熬一锅绿豆沙。
放很多糖，冰在井水里。
喝一碗，甜得发苦。
我媳妇问我，你怎么爱喝这个。
我说，以前在深圳，有个人熬得比我好。
她没再问。
九八年到现在，二十多年了。
那辆三轮车，我没卖，靠在老家杂物间里，锈得不成样子。
有时候我想，要是那年阿珍问我 "存多少是够" 的时候，我答一句 "够娶你就够"，后来会不会不一样。
可人生没有要是。
四十万存下来了，有些东西，永远存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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