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杨夏鸣 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
内容摘要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用16毫米家用摄影机拍摄了1937年南京沦陷前后日军暴行的影像。现存马吉影片从字幕编辑可分为“田伯烈版本”和“菲奇版本”；从收藏地可分为“美国国家档案馆版本”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版本”；从马吉后人提供的胶片可分为“37分钟版本”“17分钟版本”和“耶鲁版本”。排除重复的画面，有关南京暴行，包括难民营等画面时长共45分13秒。其中有些画面一目了然，惨不忍睹；另一些虽看似平淡无奇，但背后的故事同样骇人听闻。1938年3月该影片开始在美国传播，5月《生活》杂志刊登了该影片中的10幅静态画面，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首次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1942年、1944年更多的人在纪录片《时代在前进》和《我们为什么战斗：中国之战》中看到了马吉影片的画面。1991年马吉影片在美国“重见天日”。以此为素材，日本每日放送电视台制作并于1991年10月6日播放了纪录片《马吉影片见证的南京大屠杀》。美国“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也制作了《马吉的证言》等纪录片。上述图片和纪录片产生了广泛影响。
关键词马吉影片 南京暴行 影片版本 传播与影响
约翰·马吉（John G. Magee）1884年出生于美国匹兹堡的一个富裕家庭，其家族中有多位知名人士，如他的哥哥詹姆斯·马吉（James McDevitt Magee）曾任美国联邦众议员。其长子小约翰·马吉（John G. Magee Jr.）作为飞行员写的诗歌《高飞》（High Flight）在盟军飞行员中广为流传。1986年1月28日在悼念“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的演讲中，里根总统引用了该诗。
在照相机尚未普及的年代，拥有一台16毫米家用摄影机十分罕见。正是约翰·马吉的这一爱好，留下了大量的历史影像，包括南京下关道胜教堂圣诞活动和学校的体育比赛、1927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复活节活动、1927年北伐军占领南京、南京修建现代道路、1929年孙中山奉安大典、1931年南京下关长江洪水、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等，这其中最重要和流传最广的是拍摄于1938年1月—4月记录日军在南京暴行的影像。201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下简称“纪念馆”）收藏的马吉摄影机及原始胶片作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随着2017年“37分钟”马吉影片的发现并入藏纪念馆，纪念馆出现了两种不同时长的马吉影片，加上美国档案馆及其他资料馆保存的相关影片，特别是将这些影片的内容与马吉所写的影片解说词（场记）对照，现存的马吉影片中仍有不少未解之谜。现有相关研究寥寥无几，故有必要对所有相关影片版本进行研究：比较内容的差异，探讨其传播的路径，分析出现不同版本的原因，以及这些版本在不同年代所产生的影响。本文将根据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等收藏的相关档案进行这一尝试。
一、现存的不同版本
为了便于人们了解影片内容，约翰·马吉于1938年写了长达24页的英文解说词，这至关重要。马吉在解说词的引言中强调，由于受到时间和胶片的制约，没能拍摄更多的场景。另外，为了避免被日本人发现，拍摄只能秘密地进行，因而无法直接拍摄日军屠杀的场景和尸体大规模堆积的画面。现存与南京有关的镜头总时长（排除重复部分）共45分13秒，根据马吉的解说词可知，往往一个只有数秒的镜头，背后却有一个骇人听闻的悲惨故事。从时间上看，这些镜头可分为日军占领南京前和占领南京后；从地域范围看，占领南京后的镜头又可以分为南京城区和东北郊栖霞江南水泥厂以及南京至栖霞沿途的画面，这些是所有版本的基本框架，尽管不同版本的前后顺序不尽相同。
1.田伯烈（H. J. Timperley）版本。作为向海外推介马吉影片的重要推手，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的版本是其他不同版本的基础。
1938年1月2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John Rabe）在日记中记录了总干事乔治·菲奇（George Fitch）突然被批准乘坐英国炮艇前往上海，“今天田中先生出乎意料地批准菲奇先生去上海，并允许他6天后返回。后者将于明早9时搭乘英国炮艇‘蜜蜂’号（普里多-布龙先生也乘此船）去上海，一个星期后将乘美国炮艇‘瓦胡’号返回。我认为此事有点奇怪，特别是日方没有给他任何书面的东西，比如通行证或是诸如此类的东西。昨天晚上在我请求福井批准菲奇先生出入城申请的时候，还遭到了他的粗暴拒绝”。在第二天的日记里，拉贝补充道，“英国领事普里多-布龙先生和乔治·菲奇先生带着我的日记于今天早上9时乘坐‘蜜蜂’号起程了”。实际上，菲奇不仅带了拉贝的日记，而且还带了马吉拍摄的胶片。田伯烈在上海看了马吉的影片后，认为该影片非常有价值。在2月4日给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迈纳•贝茨（M. S. Bates）的信中，田伯烈写道：“（影片）让我又有了一个想法。我告诉乔治（菲奇），我认为他应该立即前往美国，在华盛顿向国务院官员、议员等人讲述他的经历。我认为这将唤起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以及证明美国政府尽其所能让你们和其他身处中国不同地区的美国人尽可能坚持下去的重要性，并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任何看过马吉影片的人都不可能不认识到你们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作为基督教青年会（YMCA）成员、兄弟会（Shriner）会员和扶轮社（Rotarian）社员，乔治的联络潜力巨大。我认为他肯定会被要求面见（国务卿）赫尔，甚至可能见到总统。他的华盛顿之行很可能对未来美国对华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这封信明确无误地表明，1月29日菲奇前往上海时带去了马吉的影片。
显然，田伯烈非常希望美国官员能够看到马吉拍摄的影片。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田伯烈对马吉影片进行了必要的编辑，并根据马吉所写的解说词为影片加了字幕，但由于有的画面仅有数秒钟，所以无法对所有的画面都加字幕进行说明。这些字幕全部是用英文大写字母，这也是“田伯烈版”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2月16日给美国国务院东亚司司长斯坦利·霍恩贝克（Stanley Hornbeck）的信中，田伯烈对其编辑工作进行了说明：
我与此片相关的工作仅限于剪掉看似冗余的部分，并插入少量字幕以便影片能自我说明。我们并未试图刻意“渲染”该片。我相信当您观看后也会同意，即使没有任何解说词，该片本身传达的信息也极具震撼力。字幕主要依据马吉先生提供的描述编写，我随信附上的马吉所写的解说词，供您参考。我们中有些人认为您应当观看此片，因为它生动地展现了日军占领中国首都后所遗留的可怕后果。
在这封信里田伯烈还透露了另外两个重要的信息：一是商务参赞安立德（Julean Arnold）已于2月16日的前一周，也就是2月9日搭乘“日本皇后”号轮船离沪赴美，并将马吉影片带给斯坦利·霍恩贝克；二是菲奇定于3月5日离开香港，拟乘坐泛美航空公司飞机前往华盛顿，“抵达华盛顿的时间大约与安立德携影片到达的时间相同。乔治可能也会随身携带一个影片拷贝”。为什么还要带一个影片的拷贝？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为了保险，确保斯坦利·霍恩贝克能够收到该影片；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田伯烈已经知道了菲奇会带来马吉之后拍摄的更多的画面，菲奇携带的拷贝会有更多内容。笔者认为第二种可能性大一些。
这封信写于2月16日，而“菲奇版本”里有2月16日—17日马吉去栖霞江南水泥厂及沿途拍摄的相关画面，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菲奇于2月20日第二次去上海时，又携带了马吉拍摄的5—6号影片的胶片，在菲奇动身前往美国前，一个包括1—6号影片的新版本在上海制作完成（5—6号影片的内容没加英文字幕），并最终带给了斯坦利·霍恩贝克。换言之，安立德于2月9日带往美国的版本不可能有马吉于2月16日—17日在栖霞江南水泥厂及沿途所拍摄的相关画面。
2.菲奇版本。有资料显示该版本最早被捐赠给了“洛杉矶的一家历史影片协会”，后又捐赠给了“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等机构。前文提到，根据田伯烈的记述，安立德和菲奇各带了一个由田伯烈编辑的拷贝给美国国务院的斯坦利·霍恩贝克，其中菲奇带去的拷贝有栖霞的画面，但现存的“菲奇版本”与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两个版本（编号分别为h-hf-68和h-hf-68×1），即斯坦利·霍恩贝克收到的两个拷贝有很大的区别：一是该版本为影片加了题目《中国被入侵》（China Invaded）；二是字幕字体与田伯烈所加的字体不同，而且不完全是根据马吉的解说词写成，一些字幕是根据画面进行了大致的描述；三是该版本有马吉1938年2月16日—17日拍摄的江南水泥厂医务室和难民营及沿途的画面；四是该版本前3分13秒加了中山陵、明孝陵等景点及人民日常劳作的画面；五是该版本将马吉影片中路边和池塘尸体画面相对集中在一起，将被严重烧伤的两个男子的画面和颈部被严重砍伤的两个女子的画面分别放在了一起，而这在马吉的解说词中实际上是四个不同的案例。需要指出的是，“菲奇版本”将一张包括两个儿童在内的三人照片，放在栖霞难民营的一组画面中，画面的字幕为“房屋被烧毁的农民，在难民营寻求保护，搭建了自己的茅草棚”，而《拉贝日记》中这张照片被放在了夏淑琴一家遇难的一组照片中，但没有说明照片中的儿童是夏淑琴。另外，影片最后字幕是“急需救济！1美元能使一个成人维持一个月；20美元将使一个孩子生活一年”的募捐字幕。
显然，该版本不是菲奇带给斯坦利·霍恩贝克的拷贝。正如前文所言，田伯烈是菲奇此次返美的主要推手，他成功地说服了菲奇，向美国官员介绍南京的情况意义更重大，而且购买飞机票的资金也是田伯烈负责筹措的，在田伯烈看来，菲奇到华盛顿的首要任务就是将影片带给斯坦利·霍恩贝克，并放映给国务卿，甚至是总统观看。
根据当年相关的论文和报纸报道，菲奇还在更多的场合演讲、介绍南京和中国的情况，鼓励听众捐款支援中国，反对美国向日本出售战略物资。由于菲奇携带的拷贝要送给斯坦利·霍恩贝克，可能的解释是菲奇到达加州后制作了更适合用于演讲时放映的另一个版本（开始三分多钟是介绍南京的风土人情，概括了暴行的画面，最后加了募捐字幕）。
据亚瑟·柏爱德（Arthur N. Bierkle）的后代透露，菲奇回国后在加州多个社区放映马吉影片，但后来他由于健康原因无法继续已安排好的放映，菲奇就请柏爱德继续他的工作。他们是在之前放映时认识的，他们有着支持中国、反对美国向日本出口废钢铁的共同理念，此外，柏爱德曾于1923—1935年在中国生活，并在金陵大学学习过一年的中文。之后，柏爱德主要在南加州继续放映马吉影片。后来这盘胶片就一直被遗忘在柏爱德女儿家的地下室里，1995年，他们将该版本的马吉影片捐赠给美国国会图书馆电影部，该机构设法修复了大约13分钟的内容。可见，美国国会图书馆电影部保存的拷贝就是“菲奇版本”。
3.美国国家档案馆版本。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两个版本，一个时长12分12秒，另一个16分06秒。“12分钟版本”应该就是安立德于1938年2月9日乘“日本皇后”号轮船带给国务院斯坦利·霍恩贝克那个拷贝。理由有二：一是根据相关规定，美国国务院所有的文件和资料都需分类归档，最终移交给美国国家档案馆；二是该版本结束部分是南京门东新路口5号夏淑琴一家及其房东家人遇害尸体的画面，没有栖霞江南水泥厂的相关画面。正如前文所言，马吉是于1938年2月16日—17日前往栖霞江南水泥厂，并在沿途、厂区和附近的难民营拍摄了不少镜头。由于动身的时间较早，安立德带去的拷贝是不可能有这些画面的。该版本的画面和字幕与马吉1—4号影片的英文解说词一致。
“16分钟版本”应该就是菲奇带给斯坦利·霍恩贝克的拷贝，最终也移交给了美国国家档案馆，除了斯坦利·霍恩贝克表示拒绝外借马吉影片外，另一个原因是这个版本有了栖霞江南水泥厂和医务室及难民营的画面。菲奇2月20日前往上海时带去了第5—6号影片的胶片。从该影片看，夏淑琴一家及房东家人遇害尸体的画面结束后有数秒的空白画面，拼接的痕迹非常明显。而且后面的画面就没有英文字幕了。合理的推测是，由于时间（菲奇于2月25日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或其他原因，田伯烈未能给5—6号影片加字幕。
“美国国家档案馆版本”字幕的字体是英文大写字母，分为“南京，日军占领前”和“日军占领后”两个部分需要指出的是，与其他版本相比，“美国国家档案馆版本”的第一部分，也就是“南京，日军占领前”有更多的字幕，字幕依次是“日军于12月13日占领中国首都前一些日军空袭的镜头”“下关沿江边起火的建筑，火是中国军队放的，目的是防止入侵军队将其用作掩体”“随着日本人临近，难民们纷纷出城（画面的背景是小桃园城墙和南京挹江门）”“漂亮的交通部大楼起火”。其他版本没有后三条字幕。
遗憾的是，美国国家档案馆电子版本的画质很低，如“12分钟版本”只有192M。
4.“37分钟版本”“17分钟版本”和“耶鲁版本”。这三个版本的共同特点是来自约翰·马吉次子大卫·马吉的地下室，换言之，是由约翰·马吉后人提供或者是捐赠的。
根据《大公报》记者陈旻得到的“联合会”首任会长邵子平先生当时的工作笔记记录，他从1991年7月1日起，开始全力以赴地寻找马吉影片。7月1日他致电圣公会，查询马吉的下落。7月2日打电话给南德克萨斯圣公会总部，进一步了解情况。7月7日邵子平找到马吉牧师所在圣公会总会电话，并找到其曾任职过的耶鲁大学和华盛顿特区教会。7月9日他找到了约翰·马吉次子大卫·马吉儿子的电话号码。7月11日他联系上了大卫·马吉，并于当天中午拜访了大卫·马吉，但未能找到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相关影片。第二天，邵子平再度登门，终于在地下室找到了数十个约十厘米大小的柯达胶卷小方盒，每个盒子里存放着一小卷胶片，方盒子上有马吉牧师标注的胶片内容，这些就是构成“37分钟版本”的原始胶片。邵子平等人根据盒子上的提示，挑选出13卷胶片，送到曼哈顿一家叫做DuArt Video的专业公司，转成类比电子档案，存储在富士公司的“一吋盘”上。据业内人士介绍，“一吋盘”是为电视播放设计的，将历史影片的类比信号档案迁移到“一吋盘”上，相当于普通的DVD画质。这也是2018年姜国镇先生找到该公司，将“一吋盘”进行检测和数字化，很快得到了画质远远高于马吉影片其他电子版本的原因，这是“37分钟版本”的一个显著特点。
“37分钟版本”的前11分21秒是淞沪战役的画面，其中有四行仓库、饶家驹、战场的痕迹、焚烧简易棺材等，其余画面与南京暴行有关，与其他版本相比，无疑是时间最长、相关画面最多的版本。但该版本缺失栖霞难民营及难民、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难民生活和城南断垣残壁的画面等，而其他一些版本中有这些画面。
2002年，在“联合会”成员的陪同下，大卫·马吉夫妇前往南京，向纪念馆捐赠了马吉当年使用的贝尔-豪威尔16毫米摄影机。大卫·马吉夫妇回国后，同年又寄了4盘原始胶片，后来这4盘胶片数字化，这就是纪念馆“17分钟版本”马吉影片。播放该片时可以清楚地听到放映机转动的声音，这是其他版本所没有的。“17分钟版本”有近三分钟（09：09—12：06）的画面与南京无关，并缺失了不少南京暴行相关的画面，如没有夏淑琴一家及房东家人尸体的画面，而“37分钟版本”则有35秒的相关画面。这可能是由于岁月侵蚀，4盘胶片不少内容已经无法读取。
“耶鲁版本”也有类似情况。2015年11月，约翰·马吉的孙子约翰·马吉三世向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捐赠了约翰·马吉拍摄的所有电影胶片，南加州大学大屠杀基金会（The USC Shoah Foundation）免费将其制作成电子版。其中两盘与南京暴行有关，时长共计22分钟。第一盘（12分45秒）包括马8号、9号和11号马吉影片解说词的部分内容。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的场景，有魏特琳、程瑞芳、邬静怡、索恩等人的画面，还有魏特琳日记中多次提到的4位盲女的画面，也有曾住满难民的体操馆以及难民洗衣服、拔草、上识字班、排队接种牛痘、复活节演出等画面，这是其他版本所没有的。
第二盘开始部分为栖霞江南水泥厂人们用简易担架抬伤员的画面以及在水泥厂诊所等待看病和护士给伤员治疗的画面。缺失了其他版本都有的鼓楼医院日军暴行受害者、上海路等画面，但有8号片解说词所描述的基督教学校刘厨师一家的画面（其长子死里逃生）、9号片案例3的画面（一位姓何的农民，家住在秣陵关，被火烤折磨）和10号片描述的南京湖北路80号陈姓小店店主和刘姓少年的画面（他们都是被押送到江边死里逃生），还有国际救济委员会总部妇女们递交请愿书寻求帮助的画面，镜头中有索恩、斯迈思和米尔斯等。该盘还有近3分钟反映南京城遭受破坏的画面，镜头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远处的江宁方山和灵谷塔。这些画面也是其他版本所没有的。
出现这一情况，除了岁月的侵蚀造成部分内容无法读取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卫·马吉于2002年将4盘与南京有关的影片捐赠给纪念馆，因此“耶鲁版本”缺失了这4盘影片的内容。但栖霞的画面不在这4盘影片中，所以纪念馆“17分钟版本”里没有栖霞的画面，而“耶鲁版本”（第二盘）则是从栖霞画面开始的。正如前文所言，这是5号和6号影片里的部分内容，是由菲奇1938年2月20日带到上海的。
二、影片的内容
影像的表现力是文字所无法比拟的，马吉影片所产生的效果也是独一无二的。鼓楼医院、栖霞急救医院和大学医院诊所里拍摄的日军对南京普通民众造成伤害的画面不言自明，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但如果结合马吉所写的长达24页的英文解说词（详细记录了64个案例），有些画面背后的故事则更加骇人听闻。如除“耶鲁版本”外，所有马吉影片版本里都有的两位女子颈部被刀砍后留下的巨大伤口的画面，惨不忍睹。马吉在解说词中介绍了画面中躺在病床上的第一位女子，“她是英国公司和记洋行的职员”，占领南京后，日本士兵闯入这位年轻女子位于下关的家里，一家人除了她丈夫不在家幸存外，均被杀害。“日本士兵用军刀砍她的颈部，伤到了她的脊柱，留下了一个可怕的伤口。她最后死于脑膜炎。她没有对日本士兵进行过任何反抗。”
另一位女子“和其他5名女子一起被从难民区的一个收容所里抓走，去给日本军官们洗衣服。她被带到一所看上去像是军人医院的楼房中。白天她必须洗衣服，夜晚供日本士兵们消遣取乐。根据她的报告，年龄较大的和长相一般的女子一晚要被强奸10—20次，而一位比较漂亮的年轻女子一晚被强奸达40次”。马吉继续写道：“1938年1月2日，两个日本士兵要她跟他们走。她被带到一所空房内，他们企图砍下她的头，但没有成功。后来人们发现她躺在血泊中，就把她送进了鼓楼医院，在那里她逐渐恢复了健康。她的后颈被砍了4刀，刀口很深，颈部肌肉都撕裂了。此外，她的手腕也有一道严重的刀伤，身上挨了4刀。这女子一点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杀死她，她也不了解其他女子的情况。”影片中除了颈部的巨大伤口外，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身体侧面的4处刀伤。
另外两名男子面部严重烧伤的画面同样令人恐怖。其中一位眼睛还能注视着摄影机，意识清醒。马吉解说词写道，“这位男子是扬子江上一条小舢板的主人，他被一名日本兵用枪击中下颚，然后被浇上汽油焚烧，他身体的上部和下部被严重烧伤。他在被送进教会（鼓楼）医院两天后死去”。影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破碎的下颚和其他烧伤部位的画面。
另一位男子在马吉拍摄时已经死亡，“这是一具男子的尸体。他和其他70个人被从金陵大学蚕厂抓走，他们全是被枪杀或是被刺刀刺死的，然后浇上汽油焚烧。这个男子被刺了两刀。虽然他脸上和整个头部被烧得很可怕，但他还是拖着残躯艰难地来到医院，到医院20个小时后死去”。
另一个惨不忍睹的画面是一位大脑组织外露的伤员，他是一家搪瓷店的职员，一天一名日本士兵向他要香烟，“因为他没有香烟，头上就被这名日本兵劈了一刀，砍破了他一只耳朵后的脑壳，脑组织都露了出来。这是在这个受伤者被送进鼓楼医院6天后拍摄的。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脑组织还在搏动，一部分脑浆从伤口外溢，他身体的右半侧因此完全瘫痪，但病人并未失去知觉。他在被送进医院后还活了10天”。
在大部分版本马吉影片中都有这样一段画面，时长十多秒——一位老奶奶悲伤地站在十几具大部分已被裹起来的尸体前。马吉根据年龄大的幸存女孩（夏淑琴）的描述，并经过一位邻居和一位亲戚的证实，修改了一些细节，大致还原了惨案发生的经过：
12月13日，约有30名日本士兵出现在南京城东南的新路口5号门前，准备入内。姓哈的房东是回族，他刚刚打开门，就立即被手枪打死。一位姓夏的先生（房客，夏淑琴的父亲）在哈死后跪在士兵们面前，恳求他们不要杀害其他人，但他也遭到同样命运。哈太太质问日本士兵为什么杀害她的丈夫，也同样被枪杀。先前抱着1岁的婴儿逃到天井另一房间一张桌子下的夏太太，被日本兵从桌子下拖了出来，婴儿被刺死，她的衣服被扒掉，一个或几个士兵强奸了她，然后在她阴道里塞进一只瓶子。几个士兵走进隔壁房间，那里有夏太太的76岁的父亲和74岁的母亲及16岁和14岁的两个女儿。他们要强奸两个女孩时，外婆试图保护她们，立刻就被手枪打死了。外公去扶外婆，也遭杀害。日本士兵撕下了两个女孩身上的衣服。她们分别被两三个日本士兵轮奸。后来大女孩被刺死，而且他们还将一根木棍插进她的阴道。小女孩也被刺死，只是她没有像她母亲和姐姐那样遭受被用异物插入阴道那么残暴的恶行。后来，士兵们又用刺刀刺伤了在房间里的夏太太的另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夏淑琴）。最后还杀死了房东哈先生4岁和2岁的两个孩子。4岁孩子被刺刀刺死，2岁孩子的脑壳被军刀劈开。那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受伤后爬进隔壁房间，那里躺着她母亲的尸体。她在那里同她没有受伤的4岁的妹妹待了14天。两个孩子靠着炒米和她们在一口锅里找到的锅巴活命……这孩子还说，士兵们每天都会来，以便把屋里的东西拿走，但没有发现她和她妹妹，因为她们藏在旧床单下面。
马吉还对这些镜头做了说明，“画面上也可以看到16岁和14岁两个女孩的尸体，她们和其他尸体排列在一起，这些人都是在同一时间被杀害的。夏太太和她的婴儿同样可在画面中看到”。由于画面清晰度较低，现在人们很难辨别出这两个女孩的尸体，但这一骇人听闻的惨案被文字、影片、幸存者的证言所记载，构成了《南京大屠杀档案》的重要内容。
所有版本马吉影片中都有一具儿童尸体的画面，背后的故事同样令人愤慨。马吉在解说词中两次提到这个孩子，在4号影片解说词后面写了一段有关这个男孩的补充信息，“这个孩子的母亲先被日本士兵杀死，这个孩子跑向其父亲，他（父亲）也被杀死。接着这个孩子腹部被刺了5刀，其中一刀刺穿了胃。鼓楼医院的外籍护士长说，他是一位特别可爱和勇敢的孩子，但不幸的是他在入院3天后死亡”。
除了上述惨不忍睹的画面外，还有一些画面看似平常，背后的故事却同样悲惨。如所有版本影片都有（画面出现的顺序不一）一位躺在病床上的男孩的面部特写镜头，他的表情很痛苦，时长只有12秒，仅凭该画面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更无法了解其背后的故事马吉在影片解说词中写道，“1月11日，3个日本士兵强迫这个十三四岁的男孩把蔬菜挑到城南，在那里日本士兵抢走了男孩的钱，用刺刀向他背部刺了两刀，另一刀刺进下腹。两天后他被送进鼓楼医院时，他的大肠从伤口拖出来约一英尺长。送到医院5天后他死去了。给他摄影时，病人非常痛苦，连医生都不敢把伤口上的绷带解开”。
另一段只有“37分钟版本”和“17分钟版本”有的画面中，天空飘着雪花，一位眉清目秀的年轻女子站在鼓楼医院的救护车前，手上拿着一个好像信封的东西，头戴一顶帽子式的东西。画面仅有5秒钟，如果没有马吉的描述，人们很难知道这位年仅15岁的姑娘，家人被屠杀，自己被强奸，并被迫充当“性奴隶”的遭遇。马吉在影片解说词中写道：
一位15岁的女孩站在教会医院汽车旁，这辆车刚把她送到医院。她的父亲余文华（音）在日军到达芜湖时有一个店铺。一些士兵来到他们家开始搜寻贵重物品。他们洗劫了店铺和余家。帮助父亲经营的大哥像大多数同龄年轻人一样受过训练，有一套军服。（日本）士兵发现后，说他是（中国）士兵。据女孩说，他们试图强迫哥哥跪下以便砍头，但他拒绝了，于是他们杀了他。母亲和父亲跪在日本兵的面前为孩子们的性命求饶。士兵们随后试图强奸死去儿子的妻子（她是一名受过培训的护士）。当她抵抗时，他们杀死了她，同样杀死了也进行抵抗的大姐。然后他们杀死了跪着的父母。所有人都是被刀杀死的。父母临终前告诉这个小女孩，士兵要她做什么就做什么。由于她晕倒了，她被绑起来带走。她在另一个地方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地上，在昏迷中遭到了强奸。她发现自己在一栋大约有200—500名士兵兵营的二楼。楼里有一些妓女，她们有自由并受到良好对待；也有一些像她一样体面人家的女孩，来自南京、芜湖和其他地方。她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她们都像她一样被锁着，衣服大概也被拿走了，这个孩子的情况就是如此。她知道一个和她同时被抓的芜湖女孩自杀了，也听说过其他类似的事情。当士兵试图强奸她时，她拒绝，然后脸上挨了耳光。她每天被强奸两三次，持续了一个半月。当她病得太重时，他们放过了她。她病了一个月，期间经常哭泣。一天，一个会说中文的日本军官走进她的房间，问她为什么哭。当她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后，他开车把她送到南京，在南门内放了她，并在纸上写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那所著名的教会学院，在最危险时保护了超过10000名妇女和姑娘。女孩病得太重，第一天无法走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于是在途中一所中国人的房子里避难。第二天她到达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并从那里被带到教会（鼓楼）医院。
在数十分钟的影片里，类似的仅有数秒钟的画面不胜枚举，其背后的悲惨故事却往往不亚于那些骇人听闻、一目了然的画面，由于篇幅的原因，这里无法一一列出。
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吉解说词中还有一些具体描述的场景，由于未知的原因所有版本影片中都没有这些画面。如在拍摄发生在新路口5号的惨案3个月后，马吉又去了现场，并在7号片解说词里做了补充。马吉到达惨案发生地时，发现墙壁上张贴着日本海报，海报上一名日本士兵抱着一个小孩，给其母亲一桶米，给其父亲糖和其他食物。海报右上角写着：“回到你们的家去！我们会给你们饭吃！相信日本军队！你们将得到救助！”马吉补充道，“这样的海报经常出现在发生过惨案的房屋上或附近”。在马吉看来，这真是太具讽刺意味了。
马吉接着说明了拍摄的画面和顺序。首先拍了夏淑琴和她的妹妹，并说明“这是两个孩子的画面，年龄大的有七八岁，她妹妹只有三四岁”，马吉说明拍摄她们的地点，“她们正站在通向院子的大门口，当时院子里的房间躺着她们的两个姐姐，一个16岁，一个14岁，都是遭到强奸后被杀死”，“大姐被刺刀刺进背部和侧面而死”。接下来的画面是“她们穿过门，站在一张桌子的旁边，这是惨剧发生的地点之一。血溅在桌子上、地面和房间其他地方。她们的外公和外婆被杀死在同一房间里”。接下来的镜头是夏淑琴的舅舅，马吉写道，“画面中出现的那个男人是她们的舅舅，他和妻子在惨案发生前逃到安全区”。后面的画面是“这两个孩子站在她们母亲被强奸、杀死的房间门口，她们在那里待了14天，直到有人救出她们。”马吉还拍摄了夏淑琴的伤口，“这是三个月以前这个女孩被刺刀刺伤留下的伤痕”。接下来的画面，“这是哈姓房东在小院被杀害的地方，那块石头上仍有他的血迹”。最后马吉写道：“日军进城后，离这一惨剧发生地不远的新路口街，曾有400—500人被杀害。”遗憾的是所有版本的马吉影片都缺失这些画面。
现存版本中缺失的画面还不止这些。1938年3月15日，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11点30分，马吉和我去城南拍了一些有关一个案例的画面——一位48岁的妇女被强奸了十八九次，她的76岁的母亲被强奸了两次。这个故事残酷得让人难以置信。南门的一些大街上仍然很少有人，即使有人的街上，也几乎看不到妇女，除了年迈的几个人。”
魏特琳日记为人们提供了这个案例拍摄的具体时间，马吉在7号片解说词中则提供了更多的细节。该女子姓朱，大约47岁，她母亲77岁，她小女儿10岁。多年来，她们一直住在离南门不远的一条很偏僻的街上。她的丈夫9年前去世，他曾在国家造币厂工作，死后给她留下了一大笔钱，这笔遗产已投资到煤矿。1937年12月13日日本兵多次闯入她家，抢走了所有的钱。
14日和15日，日本兵每天又去了一二十次，抢走了13件金饰品及其他物品。这三天里朱女士被粗暴地强奸了十二三次。15日下午，城南燃起大火，她领着老母亲和小女儿带着铺盖向城北逃亡。在离她们家不远的地方，朱女士与老母亲走散了，她和女儿悲痛万分，一起跳进了路边的一口井里，幸运的是井很浅。她们在井里从5点一直待到8点，这时一位路过的小贩发现了她们，并坚持要救她们。一开始她拒绝，但后来同意了。她和女儿在这位贫穷的小贩家里住了一晚。16日下午，她们到达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与此同时，她的老母亲也在很艰难地朝北走，后在一家小店前的长凳上歇脚。一名日本兵从里面走出来，喊她“老姑娘”，让她进去。她以为这个日本兵可能觉得她很可怜，让她进去休息，但哪想到这个日本士兵根本不是友善地对她，而是把她强奸了。该士兵喝醉了酒，吐得老妇人满身都是。第二天晚上，又有一名士兵强奸她。在离家后的第三天，她的老母亲终于到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与女儿、外孙女团聚。到难民营后，她已累得走不动路了，在去难民营的两天路程中她都是露宿街头。
12月22日，大量的年轻姑娘涌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不得不劝说上了年纪的妇女回家，尽管这意味着危险，而且要遭受极大痛苦。朱女士和她的母亲、女儿就回家了。当晚三个士兵轮奸了她，并用刺刀威胁，逼迫她做他们想要她做的事，她不敢抗拒。老妇人则没有受到伤害。第二天天刚亮，她们不得不返回难民营寻求保护。
马吉对画面进行了说明：“她们站在大院的门口。”下一个画面是“从大街去她家的入口处”。马吉还进一步说明，“站在左边的第三个妇女正在哭泣。她丈夫姓王，租了朱女士的一间房子。她和她的女儿、儿子在日本人进城前就搬进了安全区，她丈夫还留在家里。日军进城后的第一天，日本兵就闯入他家索要妇女。（她丈夫）说他找不到妇女，日本兵就用刺刀刺伤了他的头。第二天，他们再次向他索要一名年轻的姑娘。他说他实在找不到，日本兵就把他杀了。王夫人的大儿子在安全区被抓走，从此杳无音信。王先生58岁，儿子24岁”。
马吉接着说明下一个镜头是“朱女士和她的小女儿站在井边。这是她们试图跳进去自杀的那口井”。现存所有版本的影片里都没有这一很容易辨识的画面。
7号影片中另一解说词是关于拍摄于3月15日的画面——地点是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总部，人群中有许多妇女，她们的男性家眷被抓走或杀害，她们正在向委员会递交请愿书，请求帮助，该画面只有“耶鲁版本”里可以看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画面之前的3组画面（鼓楼医院救护车、来自芜湖15岁女子；行驶的日军坦克；鼓楼医院救护车内一位被打伤妇女）中，地上有积雪，天空飘着雪花，显然这组画面是数月前拍摄的。为什么3月15日左右拍摄的画面大部缺失，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8号、9号、10号影片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城西南一蔡姓男子被日军吊在一架木梯子上遭受折磨，最后被枪杀，其妻子跪着求情，头和背部被刺了数刀，马吉拍摄了那架梯子及蔡夫人和孩子的画面，但现存所有版本都缺失这一画面。8号片里一家四口的画面、10号影片中一位中年男子与少年的画面只存在于“耶鲁版本”中。仅凭这些画面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地方，但如果结合马吉的解说词，背后都是死里逃生的惨剧。
对画面缺失这一现象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岁月的侵蚀，这些画面无法播放出来，故数字化的影像里缺失这些具有明显辨识度的画面。另一种是早于马吉三世捐赠近25年的“一吋”没有收入这些画面。根据邵子平的回忆，他们是根据柯达胶片盒子上马吉的摘要，对着光一段一段仔细察看，挑选了13盘，并将其内容存入“一吋盘”，在这一过程中，可能遗漏了一些不起眼的画面，如两个孩子（夏淑琴与其妹妹）、一口井、一架梯子、两个男子等画面。
三、影片的传播及影响
1938年，马吉影片以不同的方式传播到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毋庸置疑，是菲奇最早将马吉胶片从南京带到上海的，但他在1967年出版的回忆录《我在中国八十年》中对发生在近30年前的一些细节描述不够准确。他写道：“在与日本人长期交涉后，我最终得到了乘英国炮艇‘蜜蜂’号去上海的许可，该炮艇刚刚送英国领事和随员到南京。我已记不清上船的确切日期，但应该是1月底。”大约10天后菲奇返回南京，原因是他向日本当局承诺他将返回南京，但“我向我的朋友保证返回南京后，我将立刻与日本人交涉下次离开的许可”。此次行程菲奇只字未提马吉影片的事，但在第二次行程中，他详细描述了携带影胶的过程：
第二天早上6:40我乘坐日本的军用列车前往上海。我挤进一节满是日本士兵的三等车厢，人们可以想象出里面的气味。我有点紧张，原因是8卷有关日军暴行案例（大部分拍摄于大学医院）的16毫米底片缝在我的驼绒大衣的衬层内。当我们到达上海时，毫无疑问，我的行李会被日军仔细检查。如果他们发现了这些底片会发生什么？！幸运的是它们没有被发现。到达后，我尽可能快地将它们送到柯达办事处去冲洗。这些底片大部分是美国圣公会传教团的约翰·马吉拍摄的，他后来成为华盛顿圣约翰美国新教圣公会的主持。这些镜头是如此可怕，不是亲眼所见简直难以置信。柯达公司的代表鲍勃·博尔杰（Bob O Bolger）为我匆忙地冲洗了四套影片，当然我被要求在美国社区教堂和其他一两个地方放映。
正如前文所言，拉贝、魏特琳在日记中都记载，菲奇是1月29日乘坐英国炮艇“蜜蜂”号前往上海，这一细节与菲奇在回忆录中的描述基本吻合，但未提及马吉影片。田伯烈在2月4日给贝茨的信中提及，在看了马吉影片后，他认为影片很有价值，并产生了让菲奇立刻带着这些影片返回美国的想法。显然，菲奇乘坐英国炮艇“蜜蜂”号去上海时，带去了马吉影片。从时间看，菲奇只可能带去了1—4号影片。从内容上看，美国国家档案馆“12分钟版本”和马吉4号片解说词都是以城东南新路口5号所发生的惨案结尾，没有栖霞江南水泥厂的相关画面。
原因是马吉是2月16日—17日前往栖霞，并拍摄了与江南水泥厂急救医院和栖霞难民营有关的画面，美国国家档案馆“16分钟版本”和“菲奇版本”都有栖霞的画面，也就是说，2月20日菲奇乘坐日本军列第二次去上海时的确携带了马吉影片的胶片，即5—6号影片（6号片的结尾是栖霞难民营），而7号之后的影片，在菲奇离开时尚未拍摄。
为什么在其回忆录中菲奇只字未提携带马吉影片乘坐英国炮艇前往上海，而只是描述了乘坐日本军列秘密携带胶片的经历？可能是因为，对菲奇而言，乘坐英国炮艇与乘坐日本军列携带胶片的紧张程度不可同日而语。另外，乘坐英国炮艇也没有那么具有戏剧性和英雄主义色彩，随着岁月的流逝，其逐渐淡出了菲奇的记忆。
菲奇于1938年2月25日前往香港，3月8日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返回美国。在洛杉矶菲奇放映了马吉影片，引起轰动。菲奇还接受了包括《洛杉矶时报》在内的多家媒体采访。菲奇的回忆录记述，其在华盛顿的4天日程安排得很紧，18日应邀前往斯坦利·霍恩贝克的宇宙俱乐部（Cosmos Club），见到了包括前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 Stimson）在内的多位重要人物，并放映了马吉影片。他还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放映了马吉影片，以及为记者们放映过影片。之后去纽约开始了他的演讲之旅，但很少再放映该影片了，原因是他的一些朋友认为影片过于“可怕”，使一些人感到不适。
除了加州、华盛顿和纽约外，菲奇应该还在更多的地方播放过马吉影片。马吉在1938年2月21日给哥哥詹姆斯·马吉的信中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乔治·菲奇将去美国，他很有可能会去匹兹堡。我希望家庭成员能够与他见面，因为他可以比我写信告诉你们更多的消息，还可以放映影片，这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南京民众所遭受的痛苦，这些都是言语所无法表达的。如果他来的话，也许玛丽（Mary Scaife）或者一些家庭成员可以邀请一些朋友，请菲奇放映给你们看他有的东西，并讲述他亲眼所见”。可见，马吉在南京大致知道菲奇在美国的行程。
菲奇在回忆录中还提到了去日本放映马吉影片的由来。他回忆道：“英国和解团契（the 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的穆里尔·莱斯特（Murial Lester）小姐碰巧观看了一次（马吉影片），表示如果日本的基督教和政治领导人看到该影片，他们会采取措施立刻终止目前的敌对行动。她提议去日本在特定的群体里放映，如果我们提供给她一个拷贝。我对她计划的成功不抱有信心，不过我有数份拷贝，还是给了她一个拷贝。数周后，她报告说，她在东京的一小组日本知名基督徒中放映了该影片，但是他们认为进一步放映有害而无利，所以她最终放弃了她的计划。”
菲奇这段回忆显然不够准确。穆里尔·莱斯特是英国知名的和平主义者和社会改革家，现在网站有包括其日记、信件、档案在内的大量资料。她与包括甘地在内的各国领导人和知名人士有着广泛的交集和联系，她的活动与行程均有较为详细的记录。1937年她与侄子乔治·霍格（George Hogg）乘坐“玛丽皇后”号前往美国，之后前往日本旅行，1938年1月他们从日本出发，开始了为期两天的上海之行。乔治·霍格后来留在了中国，7年后在中国去世，再也没有返回过英国。
从时间和地点上看，穆里尔·莱斯特与菲奇的确可能有交集，但没有资料显示，她再次从上海返回日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1938年5月6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致蒋介石签呈（侍从秘书号：机密乙第5308号）给出了另一种解释。董显光汇报,“曾派外人四人赴日，兹四人中已有三人返华，报告工作成绩，尚有相当收获……三人之一，更携有外人在南京所摄日军暴行影片四百尺，曾密约东京各使领馆人员及开明日本绅士作数次演映，迄四月中旬，日方警察尚未发现彼等宣传之迹象”。可见，携带马吉影片到日本的外国人不可能是穆里尔·莱斯特，而是另有其人，而且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在更广范围内为人们所了解的是1938年拉贝回国后他本人及马吉影片的遭遇：
几天以后我被盖世太保逮捕了。我连同我的6本日记被两名官员用汽车带走。到了警察总局(阿尔布雷希特街)，我在那里被审讯了几个小时。后来，他们责成我要保持缄默以后，又恭敬地把我释放了。从此以后，不再允许我作报告，不准我出书，尤其是不许再放映约翰·马吉在南京拍摄的有关日本士兵暴行的影片。他们取走了我的日记和影片。1938年10月我收回了日记，影片却被警方扣留了。与此同时，帝国经济部(我曾给该部寄去过我给元首的报告副本)通知我，说我的报告已被最高层阅过，但我们的外交政策不会改变。我对此的答复是：“我没有期待过这点。我曾经答应过中国政府将我在南京看到的和经历的向元首报告。这样我就完成了我的使命。”
至于拉贝是如何得到马吉影片拷贝的，拉贝和德国驻华大使馆政务秘书罗森都有记载。拉贝在1938年2月11日的日记里写道：“约翰·马吉牧师已经拍摄了残暴罪行的纪录影片。罗森博士让人在上海制作一个拷贝，他想把拷贝寄到柏林。据说以后也要给我一个拷贝……影片中提到的好多伤员我都看见过，有几个人在死前我还和他们说过话，其中有些人的尸体，鼓楼医院还让我在停尸房看过。”显然，拉贝带回德国的拷贝是罗森请人在上海冲洗的，而且至少制作了两个拷贝。
2月10日，罗森以“关于日军南京暴行的影片证据”为主题，致信德国外交部：“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约翰·马吉牧师（他在南京居住约25年）拍摄了影片，以确凿影像揭露日军犯下的暴行。”他还介绍了马吉与德国的渊源，“其已故的姐姐曾嫁给一名奥地利外交官”。另外，“他无意将影片用于商业目的，并主动向大使馆提供拷贝，仅收取支付给上海柯达代理的拷贝成本，该拷贝将通过安全途径呈送外交部”。罗森还介绍了附件里的影片解说词，“该解说词与影片本身同为震撼人心的历史见证，我恳请将影片连同解说词文字直译版呈递元首兼帝国总理”。最后，罗森说明了信件的接收人：“因与汉口邮路不畅，本报告将直呈外交部。驻汉口及东京大使馆、驻上海总领事馆将通过安全途径接收副本。” 此外，“影片拷贝费用将由驻汉口大使馆凭本报告报销”。
值得注意的是，罗森虽然对日军的暴行深恶痛绝，希望尽其所能影响德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但又不想过于露骨，称是马吉主动向德国使馆提供影片的拷贝，只是收取冲洗费用。而根据拉贝日记记述，是罗森请人到上海柯达办事处制作了拷贝。根据其他史料可知，当时马吉还无法亲自去上海制作拷贝，故拉贝的记载是准确的。
作为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去英国传播马吉影片非田伯烈莫属。田伯烈并不是一般的记者，他与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William Henry Donald）有着密切的联系，“端纳在战争爆发时在南京找到他，请他加入（蒋介石）总司令部，做宣传工作，田伯烈当时拒绝了，他说作为在南京的唯一的外国记者，他对端纳的用处更大”。他与英、美官员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与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国务卿赫尔特别顾问斯坦利·霍恩贝克保持长期联系。前文提到的田伯烈致信向他介绍马吉影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另一个例证是1938年春田伯烈前往伦敦处理其What War Means: Terror in China:ADocumentary Record一书出版事宜，并带去了马吉影片。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影片的放映场所是在英国议会下院，田伯烈在英国政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5月11日，田伯烈应邀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演讲，通过当时的英文报纸报道，人们可以了解演讲梗概和影片放映的细节。5月13日《南华早报》以《日本受到谴责：英国记者放映南京影片，向英国呼吁》为题，援引了路透社的报道：
伦敦，5月11日，田伯烈先生，曼彻斯特卫报战地记者，今天在下院向议会所有党派都参加的会议发表演讲，这次会议的出席率非常高。在他演讲期间，田伯烈先生放映了系列影片画面，描述日军占领南京后6个星期的极端行为。该影片是由一直坚守岗位的外国传教士拍摄的，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田伯烈先生说，自他返回英国后对所有英国人对中国表达深切同情深为感动，如何将同情转化为行动是一个难点。他说英国政府明显的漠不关心正在对英国在远东声誉产生糟糕影响。如果持续的话，最终对英国与中国贸易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演讲者敦促应该大方地向中国提供贷款，中国会偿还，并心存感激。他称“日本一直在虚张声势，英国政府本可以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因为日本从不敢冒险与英国开战，现在就更不敢了，此时，日本在中国战场吃了败仗，其在中国的前景每日都在变得越来越暗淡”。
在题为《国会议员聆听关于中国的演讲，田伯烈先生指出英国在中国的声望正迅速消失》的文章里，格林（O.M.Green）称赞田伯烈在星期三向来自各党派120多名议员发表的有关中国战争的演讲非常出色，“没有高谈阔论，语速略慢，但并不令人感到不悦，演讲充满事实”。田伯烈以放映日本占领南京后的一些电影片段开始他的演讲，“一些画面，特别是受伤女性的画面是如此可怕，惨不忍睹”。
由于马吉影片当时在德国和日本放映的范围很小，时间短暂，其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路透社及其他英文报纸虽报道了田伯烈在英国的放映和演讲，但缺乏后续资料，也无法评估其影响。下面主要探讨马吉影片战时在美国所产生的影响。
正如前文所言，菲奇返回美国后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了马吉影片。根据菲奇的回忆录记述，在华盛顿观众包括国务院东亚司司长斯坦利·霍恩贝克、前国务卿史汀生、驻华商务参赞安立德、知名媒体人士乔治·索科尔斯基（George Sokolsky）等。菲奇还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放映了马吉影片。
1939年2月26日《纽约时报》报道，刚刚结束在美国巡回演讲的菲奇，在重庆出席了重庆南京商会为其颁发金质奖章和锦旗仪式，表彰他作为南京安全区总干事所做的工作，有500多名南京人出席了仪式。在仪式上，菲奇感谢南京人民，并报告了美国民众对中日战争的态度，他认为美国国会很快就会通过法案，授权总统禁止向侵略国家出售战争物资。报道还介绍了他的巡回演讲情况：“日本占领南京数月后，他带着许多由他和其他传教士拍摄的描述日军暴行的照片和影片悄悄地返回美国。带着这些和其他日本人残暴行为的证据，他在美国巡回演讲，并展示他收集的‘可怕’材料。”
《华盛顿邮报》报道了菲奇夫人在华盛顿就中国问题发表演讲，以及菲奇的背景及其在南京的经历。“授权总统禁止向侵略国家出售战争物资”可以说是包括菲奇在内一批美国人努力的具体成果，或者说是具体的影响。
显然，就受众而言，菲奇演讲听众的人数，肯定无法与拥有1700万读者的美国《生活》杂志相比。如果说菲奇4月份在华盛顿放映马吉影片的目的是影响上层人士，那么1938年5月《生活》杂志刊登了选自马吉影片的10幅静态画面，并配了解说词，影响的则是普通美国民众，这是马吉影片影响范围的一次飞跃。
《生活》杂志为这10幅画面所配的报道题目是《这些暴行解释了日本鬼子吃败仗的原因》。导言部分介绍了这10幅画面的来源，并引用了马吉解说词引言的部分内容：“南京暴行最可怕的画面本业余摄影师无法拍摄，因为他知道如果拍摄平民被射杀、家园被抢劫或房屋被烧毁，他会被逮捕，他的摄影机也会被砸碎。另外，他也非常忙，如同其他的外国传教士和医生，尽可能拯救平民。”第一幅画面是马吉在栖霞拍摄的村民用以箩筐将一伤员抬到（江南）水泥厂诊所；第二幅是12月13日30多名日本士兵将新路口5号两家共11人屠杀、女性遭强奸；第三幅是一位妇女臂膀受到枪击，其丈夫和孩子被打死；第四幅是一位头部被烧成炭色的男子，被送到鼓楼医院数小时后死亡，他是被浇上汽油焚烧的100多人中的一位；第五幅是一名喉咙部位被砍了两刀的男子；第六幅是日本士兵试图砍下一名女子的头颅，颈部留下一个巨大的伤口；第七幅是一名14岁的男孩被抓去干活，当他请求放他回家时头部被日本士兵用铁棒打伤；第八幅是一名警察（伍长德）背部有一处刀伤，他是装死才逃过了日军机枪扫射；第九幅是一名19岁的妇女（李秀英）由于反抗日军的暴行被刺了29刀，后来在鼓楼医院流产；第十幅是路边水塘里一具双手被绑在背后遭处决的尸体，南京有成千上万人遭遇这一命运。与马吉的影片解说词比对，上述说明有几张在细节上有一些出入。从“吃败仗”的用词和李秀英被刺29刀的描述看，田伯烈向《生活》杂志投稿的可能性很大。
在“孤立主义”盛行的时代，美国人第一次看到了有关南京暴行触目惊心的画面。虽无法全面评估这些画面对美国民众所产生的影响，但盖理·埃文斯（Gary Evans）转引的盖勒普民调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到1939年5月，南京暴行17个月后，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人的同情从1937年8月的43%增加到74%。”反映南京暴行的10幅画面在美国传播12个月后，民调显示对中国人同情度增加到74%，这两者之间显然是存在关联性的。
另外，马吉影片对美国精英的影响显然是深刻、长远的。1942年在传媒史上堪称里程碑式的新闻纪录片《时代在前进》（The March of Time）使用了马吉影片的部分镜头。
1944年纪录片《我们为什么战斗：中国之战》（Why We Fight:The Battle of China）也引用了马吉影片的三组镜头（一位外国医生展示一位骨瘦如柴的青年身上的多处刀伤疤痕、一位头部被铁棍打伤的14岁的男孩、一位颈部被刀砍了一个巨大伤口的妇女）。《我们为什么战斗》是马歇尔将军委任时为美军预备役少校、著名导演弗兰克·卡普拉（Frank R. Capra）拍摄的用于部队和影院的宣传教育片，观众众多。
1946年6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局副检察官萨顿前往上海、南京面谈出庭作证的人选。为了能让《纽约时报》的前记者、时任马歇尔助手的德丁（Frank T. Durdin）出庭作证，6月7日下午，萨顿与马歇尔在南京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令人愉快的会面”，“将军对东京审判显示了极大的兴趣，并针对审判提出了许多问题”。马歇尔询问“国际检察局是否放映过他指示拍摄的电影（《我们为什么战斗》），该纪录片是作为军队训练的一个组成部分放映给士兵看的……当我告诉他该片没有在这里放映过，他说他将确保将该片的拷贝送过来，在国际检察局放映，因为他认为所有从事本案工作的人员都会对该片感兴趣，并有所帮助”。
显然，马歇尔对《我们为什么战斗：中国之战》中的日军占领南京后的镜头，包括马吉影片的画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认为这可能可以作为证据在法庭上使用。
实际上，萨顿在之前调查证人、搜集证据时就将马吉影片列入了清单。在1946年5月1日写给首席检察官助理、负责协调国际检察局与美国政府各部门工作的希金斯信中，萨顿提及马吉影片及其收藏地点，并要求“得到马吉1937年12月在南京拍摄的胶卷拷贝，据报道该拷贝现在由位于纽约市哈斯奥（Hassau）街的哈曼（Harmen）基金会所拥有。从马吉处得到一份确认该影片真实性的宣誓证词，用外交信使邮路将该拷贝和宣誓证词寄来”。由于缺乏后续的相关档案，有关方面是否得到了马吉影片不得而知，但从东京审判庭审记录看，马吉影片并没有被作为检方证据提交，也没有在法庭上放映。
余 论
马吉的摄影爱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影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对照收藏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马吉为其影片写的英文解说词，有些内容在现存所有版本的影片中均已无法找到。原因是随着战争的结束，马吉影片的历史价值逐渐为人们所忽视和淡忘，其不同版本也尘封在世界不同的角落，有的永远消失了，有的则因保存不当，受到岁月的侵蚀，缺失了一些重要内容，如拍摄于1938年3月夏淑琴姐妹俩在案发现场的画面。这令人唏嘘。
在尘封了40多年后，1990年12月美国的华人组织为了抨击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在《纽约时报》刊登整版广告，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驳斥石原慎太郎，并提供了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资料。菲奇的女儿看到报纸后主动联系邵子平，将其父乔治·菲奇的回忆录《我在中国八十年》以及“菲奇版本”马吉影片等交给邵子平。
这开启了马吉影片“重见天日”和回归南京的过程。也许是历史的巧合，1991年7月12日，即日本每日放送记者加登英成在洛杉矶历史影片协会找到“菲奇版本”胶片10天后，邵子平在纽约约翰·马吉之子大卫·马吉家地下室里，找到了马吉牧师拍摄的更多胶片，并从中挑选了13盒，制作了可供电视台播放的“一吋盘”。
之后，马吉影片开始了新一轮的大众传播，特别是在日本每日放送电视台的播放，这在战时是难以想象的，正如前文所言，当时只是在非常小范围内——外交人员和宗教人士中进行了有限的传播。
加登英成在洛杉矶发现“菲奇版本”马吉影片后，根据影片上的线索，他专程来到南京，找到了在马吉影片里出现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和夏淑琴，并对她们进行了采访。此外，加登英成还采访了约翰·马吉的儿子和菲奇的女儿、女婿，查找东京审判证人证词，在耶鲁大学图书馆找到当时留在南京的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的日记，在柏林找到《罗森报告》的附件，即马吉写的影片英文解说词，制作了纪录片《马吉影片见证的南京大屠杀》。1991年10月6日，日本每日放送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该片，该片中马吉拍摄的南京暴行原始动态画面和加登英成对幸存者的访谈，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联合会”筹措了30万美元，以马吉影片为素材拍了《马吉的证言》和《奉天皇之命》两部历史纪录片，在美国的社区、大学巡回放映了近百场，并在中国台湾以及加拿大、韩国等地放映。1997年“联合会”将纪录片制成3000套录影带，寄送给联合国各会员国，同时赠予美国各地图书馆、大学与相关机构。
马吉拍摄的原始动态画面对历史真相的还原，不言自明，是任何文字表述难以达到的，也是无法歪曲和否认的。
然而，在马吉影片新一轮大众传播高潮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历史系的詹姆斯·伯恩哈姆·塞奇威克（James Burnham Sedgwick）在其论文《记忆的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南京暴行的构建与争议（1946—1948）》中专门用一章讲述夏淑琴的“故事最初是由检方通过许传音、马吉（法庭上）作证而建构的”。他引述了东京审判庭审记录中许传音的证词，“我自己与马吉去了那里。在那个房子里，有11人被屠杀，3人被强奸，3人中的两人，一个14岁，一个17岁。强奸后，他们（日本兵）将异物塞入（她的）阴道里。她的祖母给我看了该异物。这位姑娘是在桌子上被强奸的，当我去那儿时，桌子上的血迹还未完全干”。塞奇威克接着引述了马吉的证词：
那个房屋里共有13人，只有两个孩子得以逃脱（死亡）。一个大约8岁，或者可能是9岁的小女孩告诉我所发生的事……（日本士兵）进入了天井边的这个房间，在那里他们抓住并开始脱两个年轻姑娘的衣服，一个14岁，一个16岁……他们强奸了这两个姑娘，我不知道多少次，并杀死了她们……在天井边的另一个房间，母亲带着她一岁的孩子藏在一张床下。当尸体在那里被发现时，一个瓶子被塞进了这个妇女的阴道里……当我到达那里时，尸体被从房子里抬了出来，这大概是六星期后，但是到处都是溅落的血迹……如果我有彩色胶片，影像本来会展示桌子上溅落的血迹，其中一位姑娘是在那里被强奸的，地上也是血迹斑斑，另一位是在那里被杀害的。
塞奇威克称，“这两个证言的有效性由于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受到影响”,“奇怪的是，法庭的辩护律师并没有具体地指出马吉和许传音有关夏淑琴家人的遭遇所作证言的不一致性”，而是试图从其他方面诋毁证人的信誉。
其实，所谓的不一致，是被作者夸大了，年龄的差异源自实岁和虚岁的用法，存在一岁的差异实属正常。另外受害者尸体遭到侮辱，证人都进行了陈述，只是当时由于辩护律师插话，马吉的作证被打断，未能讲述大女儿尸体的遭遇。正如前文所引用马吉的解说词，“后来大女孩被刺死，而且他们还用一根木棍插进她的阴道。小女孩也被刺死，只是她没有像她母亲和姐姐那样遭受被用异物插入阴道那么残暴的恶行”。母亲和大女儿的尸体都遭到了残忍的侮辱，这是塞奇威克所不了解的史实，因而误读许传音和马吉的证词。
更令人奇怪的是，塞奇威克承认，“创伤记忆常会有差错”，“对在一个大的法庭作证所面临的压力”也容易出错，所以他对发生在南京新路口5号惨案的质疑，或者所谓的“建构”纯属文字游戏。
如果他看过马吉影片中一位老奶奶满面愁容地站在十几具尸体旁，或者马吉当时写的解说词——“画面上也可以看到16岁和14岁两个女孩的尸体，她们和其他尸体排列在一起，这些人都是在同一时间被杀害的。夏太太和她的婴儿同样可在画面中看到”，他或许会发现自己的“建构”之说既背离史实，又毫无学术价值。在这一个案中，马吉影片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原文载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6年第2期，注释从略
声 明
《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杂志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审稿费等费用，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组稿或代收稿件，本刊唯一投稿邮箱：ppcpalm@126.com.
来源 | 《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杂志社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