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又病了。电话里母亲语气焦灼：“老毛病，反反复复，医生说主要是心气郁结。”我赶回老家时，外婆正靠在床头看窗外的柿子树。她见我来，摆摆手说：“不碍事，等腊月二十三，我亲手把那仨字一写，病就丢出去了。”
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的日子，外婆管它叫“丢病日”。这个习俗我从小就知道——每年这天，外婆要取一张红纸，裁成巴掌大小，用毛笔蘸着墨，端端正正写下三个字，然后去灶膛前烧掉。烧完，她会长长舒一口气，仿佛真的卸下了什么重担。小时候我觉得这是迷信，如今坐在她床边，看着她枯瘦的手，我忽然想认真问一回：“外婆，你每年写的，到底是哪三个字？”
外婆笑了，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一叠往年写过的红纸——当然都烧了，但她说每年写之前，都先用铅笔在草稿纸上记下来，攒着。我一张张看过去，八十岁那年写的是“不服老”，七十六岁写的是“原谅他”，七十岁那年的字被水渍洇了一半，依稀辨认出“不较真”。去年的草稿纸上，铅笔字歪歪扭扭写着三个字：放得下。
原来每年那三个字都不一样。外婆说，什么堵得慌，就写什么。心头有怨，就写“不怨”；放不下的人，就写他的名字再划掉；若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就写“算了吧”。写的时候要一笔一画，像把堵在胸口的那口气，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吐。写完了，看着墨迹慢慢干透，那些纠缠了整整一年的情绪，就牢牢钉在了那张红纸上。最后一把火烧掉，不是烧给灶王爷看，是烧给自己看——你看，那些压着你的东西，化成灰了，风一吹就散了。
“病”这个字，外婆说，不是光指身子骨不舒服，心里拧巴也算病。她年轻时性子烈，为邻里一句闲话能气三天，跟外公吵架能半个月不说话。这些气都攒在身体里，后来查出了甲状腺结节，医生说就是气出来的。从那年起，她开始过这个“丢病日”——不是等腊月二十三才临时抱佛脚，而是用这一整年来察觉：今年是什么堵了我？是别人的眼光，还是自己的执拗？是放不下的旧事，还是够不着的执念？她像打理一座园子，定期看清哪处长出了杂草，然后在冬天最冷的那天，亲手拔掉它。
那天傍晚，外婆撑着身子下床，让我帮她裁红纸、研墨。她握着毛笔的手微微颤抖，却格外郑重地写下三个字：不担忧。墨迹映着夕阳，像一道小小的符咒。她把红纸对折，走到灶膛前，划了根火柴。火苗舔上纸角，那三个字先是变焦，然后卷曲，最后化成一缕青烟，顺着烟道飘向灰蓝色的天空。外婆拍拍手上的灰，回头对我笑：“好了，明年的病，今天就丢干净了。”
我忽然懂了。这世上哪有什么神奇的日子能真的把病丢掉？外婆不过是用一个郑重的仪式，逼迫自己在这一天，亲手把缠绕心头的藤蔓斩断。她写给自己的三个字，是对过往一年的慈悲总结，也是对未来一年的温柔承诺。
临走时，外婆塞给我一张裁好的红纸：“你也写一个吧，不用等到腊月二十三，今天就是你的丢病日。”我握着那张空白的红纸，在返程的车上想了很久。窗外的田野正掠过最后的暮色，我终于提笔，在纸上写下这些年最该丢掉的那三个字——“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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