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人，还剩下什么选项吗？|凯茜|快乐|老了十岁|职场|还剩下什么

人们年轻时常听到这样的话：大好人生等着你呢，不管是工作还是别的什么事，都别过早下定论。而当人们意识到人生只剩半场时，往往会开始思考，自己是否还要继续将某件事做下去，只因自己在某个时刻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了。

——《谈论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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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剩下什么选项吗？寻找一份有成就感的工作

“我能做什么？我想要什么？我想在哪儿工作？和谁一起？我的人生价值是什么？”这是扎比内，四十多岁，她用这五个问题给自己迄今为止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句号。她先前在一家创意机构担任办公室主任，辞职后踏上了自己的创业之路。她起初为一家播客公司、一位小提琴制造商，以及一个由众多从事成人教育工作的女性组成的松散协会提供服务。扎比内说，人们可以称她为“项目与社区经理”，她非常庆幸自己敢于迈出这一步。与之前相比，她更能认同新客户的工作内容。当然，也有些活计是她为了挣钱而做的，“但至少团队相处起来是舒服的”。另外，她还能自主安排工作与休息时间，甚至收入也更高。

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这是中年人常做的。在感到或多或少的不满时，人们往往会说：“我到底是怎么到了这儿，还待下来的？”但引起中年事业危机的不只是不满。一些人在思考职业生涯的下一步该怎么走，另一些人则更想慢下来，少干点活。还有些人（而且很可惜大多是母亲），把孩子拉扯大后开始自问，自己现在是否还有可能在事业上取得点成就。

很多事有可能但并非一切都很有可能

人们年轻时常听到这样的话：大好人生等着你呢，不管是工作还是别的什么事，都别过早下定论。而当人们意识到人生只剩半场时，往往会开始思考，自己是否还要继续将某件事做下去，只因自己在某个时刻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了。“十分典型的就是一位想当瑜伽老师的投资银行家”，“翻转就业市场”项目发起人兼教练凯茜·纳里曼说道，该项目以非正统的方式为找工作的人提供帮助。她还一直期待着某天也冒出一位护理员，说自己想成为一名投资银行家。不过中年人换工作时，考虑的很少是工作中的刺激和赚大钱。他们更多是从脑力劳动转向某种集脑力与体力于一体的职业，即一些“更有意义”的事，一些“用上双手”、“与他人一起”或“能留更多时间给自己”的事情。

比如对我来说，每当我做够了脑力劳动后，跑去当木工学徒的念头总会在脑子里盘旋。早在大学学建筑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在木工坊里学习如何专业地处理木材，然后制作出非常漂亮的东西。不过迄今为止，我始终非常热爱我的工作，没必要真把它换了。但用双手做点实际的东西，这件事对我来说越来越重要，就像跟那些有意思的人一起工作一样。而且很棒的是，通往其他职业的大门偶尔也会向我打开。几年前，我主动向一位建造游乐场的朋友提出，想在一个日本的项目里当实习生，毕竟带着具体任务去一个遥远的国家并沉浸式体验完全不同的日常，没有比这更赞的事了。

而且我以前好歹在工地上待过很长一段时间。他还真把我捎上了，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个大胆的尝试，而我在日本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其实不如期望的那样能胜任土方工作和焊接工作。我那位朋友可能早就猜到了，所以往我手里塞了台相机：“你就负责这个，拍点什么出来吧！”至少实习结束后，我拍摄并剪辑了自己的第一部小短片。去年，在一场长长的采访中，一位园艺师告诉我，有位五十出头的记者真在她那儿当了学徒，采访结束后，她也表示愿意给我提供实习机会：“您随时都能来，我们总会需要人！”而最近，又是一次采访后，一位画廊老板也邀请我去实习，以便更深入地了解幕后工作。这些相遇让我深受启发，因为我能感觉到：如果我出于某种原因不得不或想要放弃现在的工作，还有其他能带给我成就感的事情，还有愿意帮助我实现它们的人，而且也总会有办法的。

朱利安是位音乐家，也是名给商务旅行杂志写稿的自由撰稿人，中年转行当了教师，因为他想通过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历史和地理领域的工作，推动社会做出点改变。安德烈亚斯换了好几次工作，现在到了中年还想换：这位起初在新闻界，后来又从事气候保护和动物保护工作的生物学家现在接管了一家露营地。奥雷莉娅之前一直在一家美妆企业的电子商务部门工作，但渐渐发现自己对社交媒体上的工作越来越提不起兴趣。于是她决定开辟属于自己的事业，面向的是自己与之更有共同语言的目标群体。如今她在线上销售高端眼镜链，这种配饰已不像从前那样被视为奶奶才戴的东西，恰恰相反，刻意凸显了人们对眼镜这类助视器的依赖。奥雷莉娅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作为家里的主要经济支柱，她在47岁时放弃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而这一决定不仅要有事业心和积蓄做支撑，还需要极大的勇气。不过奥雷莉娅当然也担心自己会失败。

“很多事有可能，但并非一切都很有可能”，安内特·法桑如此描述另起炉灶的中年人所面临的发展前景。安内特是柏林洪堡大学的微观社会学教授，专注于传记和人口学研究。在她看来，按照典型德国人的人生轨迹，在完成了进入职场、打拼事业、寻找伴侣、生孩子和买房这一系列任务后，职业问题又会在中年阶段再度提上议程。她说：“偶尔会冒出一种巨大的空虚感。”人们缺少对人生后半段的规划。因此，重新审视那些吞噬了我们大部分时间的事情——通常来说是工作——是极有意义的。

安内特·法桑还注意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开始转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人们开始对职业提出新的要求：不仅要挣钱，还得“带来满足感和成就感”。这一发展的先驱就是前面提到的脑力劳动者，即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对工作的期望很高，以至于在现实中难以完全实现。

此外，也存在许多创造家。即使面前是苛刻的定期合同，他们在年轻时便总能在工作里牢牢抓住快乐并实现自我。不过到了中年，他们也厌倦了这种缺乏前景的工作，转而更想有份稳定的收入。他们关心更多的是：如果我哪天得了重病，或因年龄大了而不再受欢迎，该怎么办？在哪里可以找到更多安全感？

机构创始人在放羊

在事业的“意义危机”（当然你得先能承受住它）之外，偶尔还会出现真正的生存危机，也许是因为丢了工作，人们便被迫去寻找一些新的东西。当然还有疲惫危机，即职业倦怠，它使得人们没法像从前那样继续工作了。但不论人们因何渴望起“和谐的”工作，这种渴望在中年时期都是很重要的。卡特琳·布林克霍夫是一位系统教练，在工作中接触了许多想改变人生方向的人，她认为这种做法不只是合乎逻辑。因为随着年事的增高，人们难免会意识到生命是有限的，从而变得谦卑。因此顺理成章地，我们应该做的是那些真正触动内心的事，做自己擅长的事，做自认为有意义的事。而对于职场上的高潜力人才，以及那些具有高度职业认同感，却在工作过程中部分迷失自我的人来说，“有意义”有时很简单，指的就是放缓节奏、放慢脚步、简化生活。

然后一位机构创始人忽然就跑到了牧场上，和一群羊待在一起，不惧风雨，并在这种俭朴的生活中找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因为除了羊，他什么也不用操心。或是一位已经在家踌躇满志地烤了很久酸面包的领导，现在把一切都押在面包房上，踏上了人生的新征程。这些无疑都是经济杂志和报纸周末特刊经常呈现的图片与故事，但里头只字不提这些转行者的优越背景和他们手上的缓冲资金。新起点越别开生面，要承担的经济损失越大，这种改变就越能夺人眼球。钱是次要的，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吧——这就是他们想告诉你的。听从你的内心！

但也有一些转行到全新领域的人，他们的新职业其实与先前从事的工作有所关联，虽然乍看去可能毫不相干。在我们新闻行业的圈子里，许多人在中年时转行到殡葬行业——可能是因为失去了至亲或挚友，或是因为对新闻工作感到沮丧。他们从记者变成殡葬司仪，而且通常进入的是非传统的殡葬服务公司，因为转行者在那里能得到重视。“从工作方式上来说，新闻报道和葬礼主持没有太大区别，”一位朋友曾如此解释道，“你也要查资料、核查事实，以及与人交谈。”这种转行当然是一种基于信念的行为，但比起媒体与创意行业的许多低薪工作，它也提供了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保障。一位前同事说：“在成为殡葬从业者后，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签订了劳动合同。”

如果既能实现人生意义，又有适宜的工作条件，那自然是最理想的。但职业咨询师凯茜·纳里曼建议人们先好好确认一下，让自己在另一份工作中找到满足感的东西是否真的是价值观。安德烈亚斯多年来在不同的非政府组织里全心全意地为各种慈善事业加班加点，但后来他还是精疲力竭地放弃了。他自己也发现：“精神道德是我的动力，但它并没有给我带来快乐，在最糟糕的时候，它甚至让我不快乐。”

就像殡葬司仪能在新工作中用上自己掌握的新闻技能，安德烈亚斯也曾走过一条通往职业梦想（即露营地经营者）的“桥梁”：2015年，他临时接管过一家难民收容所，其间发现，自己在领导和组织上小有天赋，还能从中获取快乐，外加上这位面包车司机私下也很喜欢去露营地。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和能力，凯茜·纳里曼总是鼓励她的学员在通往未来职业的旅途中，想想自己迄今为止成功完成并从中获得了快乐和满足感的事情，也包括工作以外的事。随后，她会引导学员关注自己在那件事中所运用的具体能力，由此可以推断，一份或许能让我们比现在更快乐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人们如果被困在一份长年累月耗费心力的工作中，就很难跳出来看看其他职业是什么样的。一位在策划部工作的朋友表示，自己其实早就出现了工作危机，但直到四十多岁，他才觉得是时候真的做点什么了。只是，做什么呢？

对困于其中的许多人来说，对工作的矛盾情感一直堆积到中年。时光流逝，失意滋生，同样滋长的还有对其他事物的渴望。一些人主动寻求新事物，比如直接找份兼职，而有些人被公司辞退，也因此被迫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活。虽然人们总会觉得被解雇来得不是时候，但凯茜·纳里曼也观察到，大多数人其实早就隐隐地觉得自己的工作不太对劲了。换个积极的角度来看，被解雇也可以是开启职业新征程的终极动力，而这也是人们靠自己的主动意愿无法实现的。

而我的朋友奥雷莉娅是主动辞职的。她在美妆公司做了多年电子商务，也挺喜欢这份工作，但问题是：四十多岁的她觉得自己太老了。所有同事都比她年轻，她缺乏动力去学习新的沟通策略，对抖音之类的平台也提不起兴趣，这些都让她不开心，也因为她总想要“掌控全局”，这是她自己说的。所以她辞职了，就像在她之前离开的其他中年同事一样。“他们就是在某个时候消失了，”奥雷莉娅说，“提前退休，或者不知道去了哪儿。”她则开始创业，因为觉得自己虽然有多年的工作经验，但作为中年女性，她在常规的职场招聘中毫无机会可言。

卡特琳·布林克霍夫认为，“人们有时也可以通过换岗来解决工作危机”，比如承担更多责任，找到创造的乐趣。但这也可能意味着放弃领导岗位，职业阶梯下降一级。“可惜大家始终还是忌讳这种做法，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离开管理岗位就等于贬值。”但这也可能意味着，重新回到那最初推动自己进入这一行业的工作中去。我们那位在策划部工作的朋友就证实了这些想法：“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想当领导。”但作为资深员工，现在他被换到其他岗位的成本太高，而他自己也不想工资缩水。

最佳搭档

似乎有许多人始终如一地热爱自己的行业，但其实当下或一直都被困在一个并不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在此，我们不妨问一个天真的问题：不管是哪个层级或哪个部门，为什么公司不把经验丰富的员工放到他们能“发光”的岗位上呢？这样明明不仅对老板有好处，还能提升员工的满足感，最终通过合理的薪资，还能让他们的钱包鼓起来。

“翻转就业市场”项目的凯茜·纳里曼表示，劳动力市场上的直接比较与竞争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在招聘中，往往最终被录用的是满足于较低的薪资却动力十足、一周工作60小时也没意见的人。这明显不利于中年员工，因为与年轻竞争者相比，他们作为“资深”员工薪资要求更高，但可塑性和服从性更低。凯茜·纳里曼断定，这样是找不到最佳匹配岗位的。成绩、学位、年龄、金钱，这些并不能说明这个人及其能力是不是最适合某个团队。如果想在中年（以及其他时候！）摆脱市场规律的束缚，那么最好别与他人比较，而应该采取非正式的行动，即联络现有的人际关系网络，或最迟现在就开始有针对性地把它建立起来。“在职场上，大家其实不是竞争对手。我们需要的不是考试考满分的人，而是那些对某项工作感兴趣并能好好完成它的人。”

但德国的公共机构、大学和研究所在招聘时，很难实现凯茜·纳里曼所说的完美匹配，因为年龄、学历、论文和证书依旧举足轻重，特别是在传统的职业晋升中。我有位朋友是一家大型博物馆的馆长，多年来一直在申请其他机构的教授和主任职位。但他没有博士学位，尽管斗志昂扬地想承担起更多责任，但晋升的列车似乎已经在遥不可及的远处开走了，他注定要么停滞不前，要么开始走下坡路。

在私营经济的某些行业里，情况可能好点。在那里，生活经验和工作经验丰富，但简历并非完美的女性现在也能获得不错的机会，至少做猎头的尤塔·奥姆斯是这么认为的。她的工作是为所谓“生活方式品牌”企业物色管理人才。“这些公司无法对当前的多元化讨论视而不见”，这意味着，以往的选拔标准正受到质疑。她讲到，如果十年前推荐42岁以上的人，公司会不屑一顾，但今天人力主管的态度则更加宽松——她最近就将一位53岁的女性成功推荐到时尚行业的高管岗位。

我们这就又回到了开头的那句话：“很多事有可能，但并非一切都很有可能。”因为这种聘用情况毕竟还只是少数。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已经达到职业顶峰的人在求职时仍会陷入自我怀疑：“市场竞争依然十分激烈，社会的全面竞争也在我们身上打下烙印。我也经常遇到一些身居高位的男性和女性，他们还会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足够优秀。”

在此，再提出一个天真的问题：“不管是成功人士、有志之士，还是只想做好本职工作的人，如果在工作中，他们的经验、技能和行业知识受到重视，他们因此不再有理由自我怀疑，岂不是更美好，也更有成效吗？”

不平等的累积

安内特·法桑表示，年长的女性处境尤为艰难，因为与上了年纪的男性不同，她们被贴上的标签不是睿智，而是“婆婆妈妈”——没错，你可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况且在德国，转行的念头碰上的是这样一种就业市场，里面只有极少数人会在人生的后半场转变航线。“人到中年，事业已经定型，不会再有什么大发展了。”意思是，不同于充满流动性的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在我们当前的劳动力市场上，那些此时再度变道的人更像是异类。我们的朋友朱利安是这么形容的：“50岁的人可能还会考虑换份新工作，但60岁的人不会，因为那时已经快到退休阶段了。”我们有位朋友的父亲住在美国，现在75岁，不过他去年又签了份新合同，薪酬也不低，而且不是因为他不得不签，而是因为他自己想签。

而在德国，安内特·法桑表示，人们的收入只会在中年前出现大幅增长，随后涨幅会越来越小。因此，许多中年人虽然深陷工作危机，但并未选择去改变什么，宁愿继续维持现状，这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些跳出既有职业结构的人当然也会失去一些东西，而重新开始的人也可能会失败。安内特·法桑说，这种担心并非毫无道理。不过，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大家担心的原因是不一样的，这里又要考虑到出身、教育背景和早期晋升机会。

那些早年就享受到一定优势的人，往往在一生中会积累越来越多的优势。反之，那些起步条件较差的人，比如学历不高、家境贫困的人，他们终其一生积累的则可能更多是劣势。这不仅与金钱有关，也关乎寿命、心理健康、满意度等指标。在极端情况下，就会是这样的：一个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早早地有了孩子，打着临时工，拿的是最低工资，有时还会没工作，可能经历了好几次分手、搬家，离了次婚，为此还花了好多钱。这些人生履历很可能就将以一份微薄的养老金画上句号。反之，一位年轻的律师不到三十岁就赚得“盆满钵满”，并开始积累财富，然后投资到股票或房地产上，同时还能抓住一些职业晋升的机会。

安内特·法桑认为，这些“不平等的累积”会贯穿一生，使得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而到了中年，这种差距还会达到高峰，教育体系和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平等会变得尤为明显。对此，女性更深有感触，因为她们往往处于劣势，薪酬更少，而且如果她们在家庭中承担起兼职妈妈的角色，那还要无偿做着顾家带娃的工作，无法保持事业的持久发展。有些人到了中年才猛然意识到：“啊，我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刚离婚，做着低薪的兼职，还带着两个孩子，怎么办？！”安内特·法桑表示，一个巨大的问题是夫妻家务分工，因为它会加剧女性的劣势，即工作时间更少。“传统的家庭模式对女性的独立性与就业参与率产生了负面影响。”

能让人好好老去的工作

从工作上来看，中年是社会的一面放大镜：不同事业道路导致人们的收入大相径庭，相应地，转行机会也有很大差异。这是个坏消息。而好消息是，那些在一生中经历了多次职业转型的人，生活会渐入佳境，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会愈加无畏无惧。比如我们的朋友安德烈亚斯在换了好几次工作后得出的经验是，放弃一些旧东西后，总会收获些新东西。当然这仍是种挑战。“不确定性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他说，“但这也是自由的一部分，它能带你打开新事物的大门，也许长此以往便能书写出新的人生履历。”

许多人害怕自己还不清楚到底该走向哪儿就放了手，放弃一份不喜欢但稳定的工作。对此，凯茜·纳里曼建议人们试试下面这个心理游戏：“想象一下十年后的自己。世界不断发展，所有人都老了十岁。一些建筑消失了，车和电子设备也都焕然一新。你所知的一切都变了。而你还一直停留在这个地方，一个你不满意的地方，但你没有做出任何改变。而且你还老了十岁。”这种设想会加剧恐惧，但我们真正恐惧的不是改变，而是停滞不前。

对我来说，这种提示就像一种点拨。现在每当我对事情有所不满时，就会发挥这样的想象，想象它会如何发展下去。我也想过，十年后完美的一天会是什么样的，包括工作。我把每个细节都记下来，非常细致地，从起床到睡觉。那是我与自己，以及所有我在意的人的一天，而所有人都老了十岁。这是我一年多前写下的，当时我正有份无法续签的临时合同到期了。后来我也没有真的为了实现这一愿景而积极地付诸行动，主要因为我是充满热情地投身于自己的记者工作，压根没想过就工作内容做出太多改变。但在去年，我的工作状况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些事情仍是原样，但也新增了很多客户。

许多事情就像是凭空出现的。过去的一年并非总是让我感觉良好，有时我觉得事情太多太多了，有时又原地踏步，感觉自己止步不前。我也曾短暂地产生过很大的疑虑，但现在都明朗了。而且不知怎的，我甚至觉得自己离理想的图景更近了，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我的心理学家跟我说过：“有一份能让你好好老去的工作，这很好。”凯茜·纳里曼也跟我提过类似的建议，她是这么说的：“能有一份不断发展并且让自己也能随之成长的工作，这很好，因为你会改变，会学习。”

我觉得，这两句话说到底是一个意思。我的治疗师肯定没想过在办公室里做一份稳定的工作，因为人们在那儿肯定会被埋没，直到退休。但我有过这种经历，而且我发现其实在看似僵化的结构里，也藏着比我们想象中还大的弹性空间。在一份工作中好好变老，这对我来说也总意味着自己去确认，我今天是否还喜欢着昨天喜欢的东西；去思考，我想在哪些地方投入自我；同时去要求，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想，一份能让人好好变老的工作，就是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对人有益的工作，同时——它终究也是可以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