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下了一整天,傍晚才歇。乡邮员老陈骑车到铺子门口,车轮在泥水里打了个滑。

他从雨衣底下掏出一个牛皮纸包裹,上面贴满洋文,收件人一栏写着我的名字。

我接过来时,没来由地手抖了一下。字迹我认识。十年了,一笔一画都像是从旧梦里抠出来的。

三个女儿围过来问是谁寄的,我蹲在门槛上拆开。

最上面是一张旧照片。

韩旭抱着婴儿,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背面写着两个字,笔尖很深,划破了相纸。

“对不起。”

我一屁股坐在门槛上,半天没缓过气来。他不是早就……不在了吗?这包裹又是谁寄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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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那年我二十四岁,在迪拜一家中餐馆打工。

餐馆不大,在一条老巷子深处。老板是温州人,雇了我和另外两个姑娘。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能攒下钱来。

韩旭是常客,每个礼拜来三次,固定在靠窗那张桌子。一盘回锅肉,一碗酸辣汤,两碗米饭。吃完了也不急着走,就那么坐着,看街上的行人。

头一回跟我说话,是因为我端汤时洒了一点在他袖口上。我慌得拿纸巾去擦,他摆摆手说:“没事,一点点汤而已。”声音很稳,普通话带点洋腔。

后来他跟我说,那天回去袖口都是回锅肉的味儿,洗了两遍也没洗掉,但心里头热乎乎的。

我没敢接这话。

那时候我只知道他是做生意的,中东华裔,在国内有几家公司。

至于多大的生意,我不知道,也没敢问。

一个在餐馆端盘子的姑娘,跟客人之间的分寸,我还是拎得清的。

架不住他来得更勤了。

有一回店休,他不知从哪儿打听到我住的地方,开了一辆白色越野车在楼下等。我推开窗户看见他靠在车边,手里拎着一兜橘子,抬头冲我笑了笑。

“怕你一个人在屋里闷得慌,带你出去转转。”他说得自然,倒像是认识多年的老邻居。

那天下午他开车带我去了海边。迪拜的海,跟我老家那条干巴巴的河完全不是一个劲儿。蓝色的,一望无际,浪花卷到脚边又退回去,凉丝丝的。

他跟我讲他的父母早年在沙特做生意,后来搬到迪拜,再后来他回中国开厂,两头跑。

“你呢?将来打算回老家还是留在这儿?”他侧过头看我,夕阳打在他侧脸上,轮廓很深。

我说:“攒够了钱就回去,开个小店,把我爸妈接出来。”

他笑了:“这愿望不难,你肯定能成。”

我没告诉他,那时候我兜里统共就三千多块钱,存的都是褶子。但他的话像颗定心丸,让那天下午的海风都格外软。

我们交往的事,没有瞒着餐馆老板娘。

她操着一口温州普通话跟我说:“闰女,那个韩老板背景不简单的,你自己想清楚。”我没细想。

结了婚以后才知道,他说的是“家里在中国有几家公司”,可没说有几家。

但这是后话了。

韩旭带我回了一趟老家。

我爸萧广进蹲在院门口择豆角,听完他的话,手里的豆角扔在地上。我妈丁玉婷把人让进屋,泡了茶,没说话。

“太远了。”我爸蹲在门槛上抽烟,“迪拜,那是个什么地方?我听都没听过。”

韩旭从背包里拿出户口本和护照,还有一些公司文件,摊在我爸面前。

我爸没看,把烟屁股掐灭了:“小伙子,我不是嫌你穷还是富,我是怕我闺女嫁过去受了委屈,连个哭的地方都没有。”

我妈在旁边抹了一把眼睛。

我铁了心。晚上趁他们睡着了,偷出户口本,第二天天不亮就拉着韩旭去了县城民政局。

我爸知道后,气得三天没跟我说话,第四天早上起来,在院子里劈了一上午柴,劈完了冲屋里喊了一声:“捡日不如撞日,办了吧。”

婚礼在县城宾馆摆的,十二桌。韩家只来了他妈一个人。

林惠敏穿一身藏青旗袍,头发盘得一丝不苟。坐在主桌上也不怎么说话,别人敬酒就微微欠一下身,面子上挑不出礼,但骨子里透着一股生分。

她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在婚礼间隙。

韩旭出去接电话,她端着茶杯过来,声音不大不小:“晓雪,我就这一个儿子。他喜欢你,我这个当妈的拦不住。往后日子长着呢,慢慢处吧。”

走的时候她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不轻不重,但我总觉得那手掌底下压着点别的东西。

黄嫣是婚礼快散场时来的。

她穿一件鹅黄色连衣裙,烫着大波浪,进门先跟韩母抱了一下,才转过来对我笑:“你就是晓雪吧,我是旭哥的发小,从小一起长大的。祝你们白头偕老。”话说得周到,笑也甜。

只是她敬酒时指尖有些发颤,我看见了。

韩旭介绍她:“黄嫣,我爸老朋友的女儿。”就这一句,别的什么都没提。

夜里回新房,我问他:“黄嫣跟你们家关系很好?”他脱外套的动作顿了顿,说:“小时候走得近,后来她去国外读书了,来往少了。”

我想追问,但他过来揽住我的肩:“别瞎想。今天累坏了吧?早点睡。”

那晚我做了个梦,梦见黄嫣站在海边冲我笑,笑着笑着脸上的皮一块一块掉下来,里面露出一张我没见过的脸。

醒来时韩旭还睡着,窗外是迪拜的清晨,远处传来清真寺的诵读声。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在他肩窝里,觉得自己想多了。

02

婚后半年,我怀孕了。

检查结果出来那天,韩旭在医院走廊里抱着我转了三圈。

那个平时板板正正的男人,高兴得像个孩子。

他打电话跟他妈报喜,我站在旁边,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也带着笑意。

三个月后做产检,医生说是三胞胎。

韩旭当场愣住了,问了三遍:“三个?”

医生笑着点头。他走出诊室,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了半天,忽然站起来对我说:“我得回去告诉我妈。”

婆媳关系算不上好,但也没起过正面冲突。

林惠敏给韩旭打电话的次数明显多了,每次都要问:胎象稳不稳?

营养跟不跟得上?

有没有去医院做检查?

她问得很细,细到像抽查账本。

她来迪拜住了一个星期。

那段时间她对我客客气气的,但说的话总让人心里硌得慌。

有天吃完饭我在刷碗,她端着一杯茶站在厨房门口:“三胞胎好啊,热闹。不过我们韩家没出过双胎的,你这肚子倒是争气。

我说:“妈,孩子健健康康的就好。”

她“嗯”了一声,转身走了。我听着她的脚步声远了,才把手里的碗放下,深深吸了一口气。

韩旭夹在中间,两头宽慰。

他对我越发体贴,每天晚上趴在肚子上听动静,一边听一边念叨:“三个小东西,别闹你们妈。”那样的日子让我觉得,这个人的心是实打实在我身上的。

七个月的时候,韩旭要出席一个商业酒会。他说:“你天天闷在家里,陪我出去透透气。”我想了想,换了一条宽松的裙子,跟他去了。

酒会在帆船酒店的一个宴会厅,水晶吊灯垂下来,亮得晃眼。

韩旭挽着我的手,跟这个敬酒、跟那个打招呼。

我挺着肚子跟在他身边,笑到脸颊发酸,却觉得幸福。

黄嫣也在。

她穿一件黑色晚礼服,锁骨上戴一条细链子,远远看见我们就端着酒杯走了过来。

“旭哥,嫂子,好久不见。”她笑着碰了碰我的杯子,“嫂子这肚子,看着得有三四个月了吧?”

我说:“快七个月了。”

“哦,七个月。”她目光往下瞥了一眼,嘴角的笑纹没变,“那可得小心点,别磕着碰着。”

她递了一杯橙汁过来:“你没喝酒,喝这个吧。”

我接过来喝了半杯。橙汁有点苦,可能是柚子类的水果混着榨的,我没在意。

后来我去了一趟洗手间。站起来的时候头有点晕,我扶着桌沿缓了一会儿,觉得不碍事,就顺着走廊往洗手间走。

走廊灯光昏昏的,脚下像踩着棉花。

再醒来时,我躺在一间休息室的沙发上。

脑海里像灌了一锅粥,转不动。

低头一看,衣服扣子散了两颗,裙子往上卷了一截。

旁边沙发上坐着一个男人,正低头系皮带。

我尖叫着弹起来:“你是谁?”

他抬起头,年轻面孔,三十岁上下,咧嘴露出一个奇怪的笑:“嫂子别慌,是有人叫我进来照顾你的。”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门“砰”地被推开了。闪光灯咔咔响了好几声。门口站着两个举着手机的男人,还有一个服务员。

我认得其中一个,是黄嫣的弟弟,黄磊。

他们拍完照转过身就跑,我追了两步,腿软得站不住。

扶着门框,看到走廊尽头黄嫣正从拐角走过来,脸上带着一副关切的表情:“嫂子?出什么事了?”

我看着她,脑子里嗡嗡的:“你……”

她压低声音:“嫂子,你可别乱说。那间休息室是我弟朋友开的,谁知道他喝多了会走错门。你一个大肚子女人,进去不好就算了,怎么还把衣服弄散了呢?”

我的血从脚底往上窜。

我想喊,想骂,但嗓子像被人掐住了。

韩旭从那边大步走过来,手里还端着半杯酒。

他看到我的样子,又看了一眼屋里那个男人,脸色一下子变了。

黄嫣赶紧拦在他前面:“旭哥,你别急。我也是刚听到动静才赶过来的。嫂子可能是有些累,走错房间了。那个男人是王总带来的司机,喝多了。”

韩旭盯着我,声音低得像从喉咙里挤出来的:“他说的是真的?”

我拼命摇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喝了那杯橙汁就不对劲了……”

“橙汁?”黄嫣眨了眨眼睛,“嫂子,那杯橙汁是你让我帮你拿的呀。”

我瞪着她,浑身发抖。

韩旭站在我面前,眼神里翻涌着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他伸手扶住我的胳膊,力道很大,攥得我生疼。

但他没质问我,只是对那个男人说了一个字:“滚。”

那个男人抓起外套,低头从门边溜了出去。

韩旭松开我的胳膊,退后半步,声音很轻:“先回家吧。”一路上他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坐在副驾驶上,看着他握着方向盘的手背,青筋一根一根地暴出来。

那根刺,从那天晚上起,就扎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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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第二天中午,林惠敏就到了。

她没有敲门,直接用钥匙开了门进来。我正坐在客厅沙发上发呆,她走到我面前,把一叠照片摔在茶几上。

里面是我衣衫不整躺在沙发上的样子,那个男人的脸打了马赛克,我的没有。

“这是什么?”她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冰碴子,“你自己看看。韩旭的面子,韩家的脸面,你还要不要?”

我看着那些照片,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林惠敏冷笑一声,“好,那你再看看这个。”她从包里又掏出一张纸,拍在照片旁边,“这是我从查验中心拿的报告,你自己好好看看。”

是一份亲子鉴定报告。

上面写着:送检样本HCG位点不符,不支持萧晓雪所怀胎儿与韩旭存在生物学亲权关系。

我的血一下子凉透了。不对劲。这个报告不对劲。但我一时想不明白哪里不对劲。

“妈,这个报告一定是假的,我怀的怎么可能是别人的孩子?”

林惠敏看也不看我:“报告是昨天出的,样本是韩旭带回来的。你要是不信,自己去找他。”

我立刻拨韩旭的电话,关机。

打他公司电话,前台说他今天没去公司。

我坐在客厅里等了一天。

他没回来,也没打一个电话回来。

到了晚上十一点,我听见锁孔转动的声音。

他进门,一身酒气,眼眶发红。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像隔着什么厚厚的东西。他弯腰换鞋,背对着我说:“你只要告诉我一句话。”

我的心吊在嗓子眼。“这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

我看着他的背影,觉得那个人好像一夜之间变得陌生。我咬了咬嘴唇:“你不信我?”

他没回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那些照片,你怎么解释?”

“我说了我不记得!”

“不记得?”他慢慢转过来,“医生说那个房间没有窗户,门从里面反锁的。你在里面躺了四十分钟。你跟我说你不记得?”他笑了一声,笑得嘴角往一边歪,像是自嘲,“晓雪,我他妈想相信你,你让我怎么信?”

他的声音越说越低,最后像是没了力气。他走进客房,关上门,一夜没有出来。

那几天他早出晚归,不跟我说话,吃睡都在客房。我挺着快八个月的肚子,每天做一桌子菜,等他回来,凉了又热,热了又凉。他没动过一筷子。

第四天,他回来时带了一份文件,放在茶几上:“签字吧。房子、车、钱,我都安排好了。你签完字,这些就是你的。”

我低头看了一眼。离婚协议书。补偿金额那一栏,填了一串数字。我拿起那份文件,从头看到尾,又从尾看到头。然后把纸放回桌上。

“韩旭。”我开口时声音很稳,“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他站在那里,没吭声。

“你有没有爱过我?”

他的嘴唇动了动,最终没有说话。那个沉默,比任何一句话都伤人。

我点点头,拿起那份协议,翻到最后签字页,签下自己的名字。然后从中间撕开,一撕两半,再一撕,四片。

“钱我不要。”我站起来,肚子沉甸甸的,“孩子我自己养。”

我把撕碎的纸片扔在茶几上,转身去卧室收拾东西。经过他的时候,他伸手拉了一下我的手腕,又松开了。

出门前我停了一下,没有回头,只说:“那份鉴定报告我拿走了。我会搞清楚里面到底有什么问题。到时候你欠我的,不用你还,你自己心里记着就行。”

我拉开抽屉,抽走了那份报告的复印件,塞进包里。门在身后关上的那一刻,整个世界都安静了。我站在走廊里,肚子发紧,扶着墙慢慢地走。

出了小区大门,我站在路边等出租车。

深秋的风灌进领口,冷到骨头里。

我蹲在地上,把脸埋进膝盖,抱着肚子哭了一场。

哭完了,擦干眼泪,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号码。

“爸,我回来了。”

电话那边沉默了几秒,我爸的声音发哑:“到哪个站?我去接你。”

去县城的火车要坐十几个小时。

我买了一张硬座,把外套裹紧,蜷在靠窗的座位上。

十二月的天,车厢里暖气不太足,玻璃窗上结了水汽。

我看着窗外飞掠而过的田野和村庄,肚子里的三个孩子动得很厉害。

好像知道妈妈在做一件很难很难的事。

车过济南站时,我下来透气,顺便在站台电话亭给韩旭拨了一个电话。

通了。响了很久很久。没有人接。

我又拨了一次。依旧无人接听。第三次拨过去时,已经关机了。我挂上电话,鼻子发酸,正要离开,手机响了。

屏幕上跳出韩旭的号码。我手一抖,赶紧接起来:“喂?”

“嫂子吧?我是韩永利,旭哥的堂弟。”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一丝轻飘飘的笑意,“旭哥刚才喝多了,手机落我这儿了。他让我转告你一句话。”

“……他说什么?”

“他说,别再来找他了。鉴定结果不会变。”

电话挂断了。

我把手机攥在手里,攥得发烫,指甲嵌进掌心。站台的灯光昏黄昏黄的,映着铁轨向远处延伸,一直伸进无边无际的夜色里。

我转身登上火车,再也没有回头。

04

萧广进在出站口等我。

他穿一件军绿色旧棉袄,头发白了大半,站在人群里有些不知所措。

看见我的那一眼,他嘴唇哆嗦了一下,什么也没问,走过来把我手里的行李接过去。

“走吧,你妈做了你爱吃的红烧排骨。”

一路上他没说话。到家门口时他停下来,背对着我说了一句:“闺女,天塌不下来。”然后推开院门,冲里头喊了一声:“回来了!”

我妈从厨房小跑着出来,围裙都没解,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下来。她拉着我的手往屋里带,声音抖得厉害:“瘦了,瘦多了……”

三个孩子生在建安医院。

凌晨两点,我疼醒了。痛苦比预想中来得更猛。我妈吓坏了,我弟弟萧国栋连夜借了隔壁村的面包车,把我拉到县医院。医生说三胞胎早产,得剖。

签手术同意书的时候,我妈握着笔,手抖得写不成字。我在旁边低声说:“妈,我来。”我签好了字,推进手术室之前,看了他们一眼。

“爸,妈,没事的。我一会儿就回来。”

手术室的灯亮着,明晃晃的,像夏天中午的太阳。

麻醉打进去的后背一阵发凉。

我盯着天花板,数着秒。

不知过了多久,听见一声细细的哭声。

然后是第二声,第三声。

“三个女孩。”护士抱着她们给我看了一眼,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就昏了过去。

再次醒来,病房里已经亮了灯。

我妈坐在床边,眼睛红肿得像两颗桃。

“都挺好的,都在保温箱里。”她说,“老大四斤一两,老二三斤八两,老三三斤五两。”

我张了张嘴,嗓子里干得像砂纸:“……我看一眼。”

我爸跑了两趟,才从护士站要来了台旧手机拍的照片。照片里三个小东西皱巴巴的,像三只红皮小猴子,脸上挂着泪痕,闭着眼睡得沉。

我盯着照片看了很久很久,眼泪一颗接一颗砸在屏幕上。

我妈急了:“月子里不能哭!眼睛要坏的!”我摇摇头,把手机贴在心口,发着抖,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三个孩子的名字是我想了好几个晚上定的。萧雨晴、萧雨桐、萧雨薇。我让我爸去乡派出所上了户口,随我姓萧。

我爸没有意见,只问了一句:“孩子她爸那边……”我打断他:“没有她爸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就跟你姓吧。我萧广进的孙女,上老萧家的户口簿。”

出院那天,县城下了入冬以来第一场雪。

我抱着老三,我妈抱着老大,我弟抱着老二,一路从医院走回村口。

风呼呼地刮,我裹着那件旧棉袄,觉得怀里的孩子为我挡住了所有寒意。

回到家,我打开缝纫机。

那台蝴蝶牌缝纫机是我妈的嫁妆,踩起来咯咯噔噔地响。

我从镇上布店接了些改裤脚、换拉链的活计,一天能挣个二三十块。

村里人的风言风语是挡不住的。

“听说了没?萧家那闺女叫人家赶回来了,三个丫头片子呢。”

“说是嫁了什么大老板,八成是骗婚的,让人家看穿撵回来了。”

我妈听见了,气得要出门跟人理论,被我一把拉住。“妈,让她们说。嘴长在她们身上,我管不了。我们把日子过好了,她们自己就不说了。”

可是哪有那么容易。

早产的三个孩子身体弱,老大隔三差五发烧,老三的肠子不好,一到换季就拉肚子。

最拮据的那阵子,我兜里只剩二十七块钱。

眼看月底了,孩子的奶粉快见底了。

我没跟家里开口。

夜里等孩子们睡下了,我坐在缝纫机前,借着那盏黄灯泡的光,接了一堆赶活的零碎料,一针一线地踩到天亮。

第二天一早,我提着一兜改好的衣服送到镇上的裁缝铺。老板娘看了看,又抬头看了看我:“手艺不错。以后要是量多,我给你加钱。”

那天晚上,我从裁缝铺回来的路上,拐进村口小卖部,给三个孩子各买了一罐奶粉。

抱在怀里走回家,一路走一路笑,笑着笑着又流下泪来。

到家门口赶紧擦干净。

萧雨桐那时候两岁多,学会了抢话。看我从外面回来,她扑过来抱住我的腿,仰着脸问:“妈妈,你眼睛怎么红了?”

我说:“风吹的。桐桐乖,快回屋去。”

那天傍晚,我从门口的信箱里摸出一封信。

没有寄件人,只有收件人:萧晓雪。

心里是一张照片,拍的是县城一家咖啡厅。

林惠敏坐在靠窗的位置,对面坐着黄嫣。

两人面前摊着一份文件,虽然隔得远,但能看见文件左上角那家医院的名字,和我手上那份鉴定报告复印件一模一样。

照片背面有一行娟秀的字迹,墨水是新干的:“你被赶走,不只是因为那张照片。”

没有落款。

我翻来覆去看了半夜,想把那行字看出更多门道来。但那封信只有这张照片和这行字,像一只半途折翼的信鸽,带着秘密,再也飞不回它的出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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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十年过得比我想象中快。

三个丫头片子,就像地里的庄稼,浇了水施了肥,不知不觉就蹿起来了。

萧雨晴性子最安静,读书用功,老师说她将来考县一中有希望。

萧雨桐泼辣,村里男娃子欺负她妹妹,她拎着扫帚追了人家一条街。

萧雨薇最小,也是最犟的那个,跟她爸一样,犯了错死不认错,一张小脸绷着,像个小大人。

我靠那台蝴蝶牌缝纫机,在镇上开了成衣铺。

三间门面,两个雇工,门口挂了块木头牌子,上面写着“晓雪裁缝铺”。

乡里乡亲的,谁家要做个棉袄、改个裤子、裁幅窗帘,都来找我。

生意不算大,养三个丫头供她们上学吃饭是够的。

我没再嫁。

我妈催过我几回:“你还年轻,村里老许家的一个劲儿打听你。你看人家许老师,人品好,工作也体面……”我笑着说:“妈,我带着三个拖油瓶,哪个敢娶?”

许宏斌是镇小学的数学老师,跟我同学过几年。

前些年他媳妇生病走了,留下一个男孩,跟着爷爷奶奶过。

他逢年过节会送些东西过来,不进门,放在门口就走。

有一回我追出去还他东西,他站在院门口,搓着手说:“晓雪,你别多想,就是……怕你一个人忙不过来。”

我跟他相隔两步,他那双皮鞋上沾着泥点子,一看就是走了好长一段路。我接过大米,低声道了句谢,转身进了门,把门关上了。

他提来的那袋子米,我等了好几天才打开,怕有什么不妥的气味。没有。干干净净的一袋子米,沉甸甸的。

十年里,韩旭没有出现过。

我没有他的消息。

也没打听过。

那两个月里,我也有过咒骂他的时候,也有过想不通的时候。

可日子一忙,孩子一闹,那些念头就像旧毛衣上的线头,扯一扯,就散了。

直到那天傍晚。

那天雨下得大。铺子关门后我带着三个孩子在家,檐外的雨线密得像门帘子。孩子们在做作业,我在缝一件棉袄。忽然有人敲门。

我放下手里的活,撑着伞去开院门,外面站着乡邮员老陈。

他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从怀里掏出一包用塑料膜裹了几层的东西。

你的包裹。说是国外寄的,你看看。

我接过来,一时没反应过来。国外?

“谢了。”我站在门口,把那个包裹翻来覆去看了几遍。

牛皮纸信封,上面贴了一排花花绿绿的外国邮票,收件人一栏用圆珠笔写着:中国,建安县,柳溪镇,晓雪裁缝铺,萧晓雪收。

那字迹,我一眼就认了出来。

韩旭的。

我的手指开始发抖。

那笔迹太熟悉了。

他写“禾”字的时候“木”字那一竖总是拉得特别长,像一根旗杆。

他说这是他小时候练字落下的毛病,改不掉。

我捏着那个包裹,手指头在牛皮纸上掐出几道白印子。

十年了。

信皮上的字迹没有褪色,一笔一画还是那么有力,把纸都划出了沟。

“妈,谁寄的?”萧雨桐从屋里探出头来。

我把包裹塞进怀里,背过身:“没啥,一个老朋友。”

转身进了屋,我让孩子们先吃饭。

我自己拿着包裹进了里屋,关上门,坐在床沿上,把包裹放在膝盖上,看了很久很久。

窗帘没拉,外面的雨还在下。

路灯的光从窗玻璃上渗进来,在牛皮纸上投下一段黄黄的暗影。

我撕开包裹的封口。手在发抖,一下没撕动,又用力扯了一下,指尖划破了,沁出一丝血珠。

里面是一张旧照片。

照片有些泛黄了,边角还有水渍印。韩旭穿着那件我熟悉的藏青色风衣,怀里抱着一个裹在襁褓里的婴儿,笑得眼睛眯成了两条缝。

那是……我一眼就认了出来。

那张照片,是我们大女儿出生那天,他手里拿相机拍的。

那时候我还躺在手术室里,他说他要在走廊里等着,第一眼看见孩子们出来。

原来他真的看见了。

照片背面有两个字,圆珠笔写的,笔尖几乎划破了相纸:

对不起。

我拿着照片的手指越攥越紧。指关节泛白,指甲几乎掰断。眼泪一滴,一滴,砸在照片背面,把“对不起”三个字洇湿了一片。

十年了。这人现在来跟我说对不起?他人在哪儿?他人怎么不来?

我翻过照片想再看看,背面除了那两个字,还有一个用铅笔写的小字,很小,我凑到灯下才看清:“三。”

什么意思?

我翻转照片正面的角落又看了一遍,看到了答案。

照片里病房的床位卡上写着:3床。

然后我想起来了,那天产房的床位号,正是3号。

他连这个都记得。

萧雨桐在外面敲门:“妈,你咋不开门吃饭?”

我吸了一下鼻子,把照片塞回包裹里:“就来。你先吃。”

起身的时候,我在包裹底触到一个硬硬的东西。

翻出来,是一个银色的U盘,比拇指略大一些,边角磨得发亮,像被人反复握过很久。

另外还有一封信,信皮上写着:“晓雪亲启。待我走后两年,再寄给她。”

我看着这一行字,脑海里轰的一声,像是什么东西塌了。

06

我拆开那封信。

信纸一共三页,字迹工工整整,一看就是反复斟酌过才落笔的。第一页开头没有称呼,直接写了一段话:“晓雪,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我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我不敢去打听。我怕打听了,就忍不住想去找你们。”

我握着信纸的手指开始发颤。孩子出生那年你来看过。

第二页字迹显得更急了,像是他中途停下来又坐下写的:“你走后我让人找过你。找到你那天,我在巷子口看见你背着老三,牵着老大,老二的肚子饿了,你蹲在地上给她擦嘴。你瘦了很多。头发剪短了。我坐在车里看了半个小时,没有敢下车,让司机开走了。”

信纸上有几处墨迹被水洇开了,我盯着那些洇开的痕迹,不让自己眨眼,免得眼泪把信纸打得更湿。我忍住了,没有哭出来。

第三页的内容更短:“我查出来了。报告是假的,样本被人调了包。那个人是谁,我这里不写了,你到了迪拜自然会知道。我不能给你更多补偿了。我的律师会在合适的时间把该给女儿们的东西给你,请你务必收下。”

最后一行字:“晓雪,我不配求你原谅。”

信里的最后一句话是写在最底下的,笔迹比前面几行轻了很多,像是写到那里时已经没什么力气了:“我想过很多次,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摔门而去,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可是这世上没有如果。替我跟女儿们说一声,她们的爸爸,这辈子欠她们太多了。

我读完最后一个字,把信纸贴在胸口上,蜷在床角里,咬着被子,哭得喘不上气。

萧雨桐在门外还在敲门。

过了很久,我擦干净脸,把信和照片装回信封里,拉开房门,挤出一点笑:“妈没事,吃饭吧。”

萧雨桐看着我,什么都没问。她端着一碗饭递到我手里:“妈,饭还热着,你快吃。”她聪明,看出我哭过了。但我不说,她就不问。

吃了饭,我坐在缝纫机前,把那封信用透明胶带粘好,锁进柜子的最底层。

孩子们睡着后,我拿出那个U盘,插进旧笔记本电脑。

里面只有一份PDF文档。

标题是:“亲子鉴定报告(复检)”。

文档日期,是在我离开之后第十天。医院名是迪拜的一家公立医院。报告结论写着:韩旭与胎儿之间的亲权关系概率为99.99%。

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很久。原来他复检过。原来他是知道真相的。那他为什么还要把我赶走?他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个结果?

第二天一早,我拨通了信上留下的律师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普通话很流利的声音:“韩太太。”

“我不是韩太太。我姓萧。”

对方顿了一下:“萧女士,韩先生生前委托我处理他的遗产事宜。他留了一份遗嘱,受益人是你和三个女儿。需要你本人过来确认签字。”

“……生前?”

“是的。”那头沉默了两秒,“韩先生去年冬天离世的。”

我握着电话,站在院子里的枣树下。

风把枣树叶吹得哗啦响,我的耳朵里一片嗡鸣。

电话那头又说了什么,我没听清,只觉得太阳暖暖地照着,胸腔里却钝钝地痛。

萧女士?

“……我知道了。我什么时候过去?”

“越快越好。韩先生那边还有些事情需要你亲自处理。”

我挂了电话,站在枣树下,发了好一会儿愣。萧雨薇从屋里跑出来,抱住我的腿:“妈,你怎么了?”

我蹲下来,摸了摸她的脸。她跟她爸长得越来越像了。眉眼,神态,都像。

“没事。妈在想要不要带你们出一趟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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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三天后,我带着三个女儿飞了迪拜。

飞机落地前,我从舷窗往下看。黄沙漫漫,高楼拔地而起,像一片海市蜃楼。十年前我在这里做过梦,又在这里醒了。如今再回来,脚下像踩着云。

律师姓周,四十来岁,戴金丝眼镜,在接机口举着牌子。

看见我带着三个女孩走出来,他明显愣了一下,然后快步迎上来。

萧女士,路上辛苦了。

“孩子们第一次出远门。”我没多说。

周律师安排我们在酒店住下。

第二天上午,他带我们去韩家老宅。

老宅在迪拜老城区的一栋白色小楼,院子很大,种了几棵椰枣树。

推开铁艺大门时,墙角的三角梅开得正艳,一蓬一蓬的,像是好多年没修剪过。

客厅里光线很暗,窗帘半拉着。

林惠敏坐在靠墙的轮椅上,头发几乎全白了。

她比我记忆里老了太多太多。

当年那个头发一丝不苟的贵妇人,如今佝偻着背,双手搁在膝盖上,指节变形,像枯枝一样瘦。

她看到我的那一刻,嘴唇抖了抖。

看到我身后的三个女孩,她身子往前探了一寸,浑浊的眼睛里猛地亮了一下,又迅速暗了下去。

她没有说话。

只是一个劲儿地眨眼,眼里慢慢涌出泪来。

萧雨晴看了看我,小声问:“妈,这位是?”

“叫奶奶。”

三个女孩犹豫着叫了一声:“奶奶。”

林惠敏的眼泪滚了下来。她伸出两只枯瘦的手,往前够,像要抓住什么。萧雨薇往后退了半步,又停住了,任由那只抖抖索索的手覆在她的头顶上。

“像……真像。”林惠敏的声音嘶哑,“跟阿旭小时候一模一样。”

我没有搭话,坐到她对面的椅子上:“伯母,我是来办遗嘱的。”

她点点头,像是在意料之中:“周律师都跟我说了。你是个好孩子,这些年……是我们韩家对不住你,是我对不住你。”她的声音在发颤。

我没有接这个话。

周律师安排好遗产确认事宜,在会议室里宣读了韩旭的遗嘱。

遗产分配很明确:公司股权、房产、基金,70%留给三个女儿,由萧晓雪作为法定监护人代持。

30%捐赠给慈善机构。

韩旭的遗书里还特别注了一句话:“如萧晓雪愿意接受这笔遗产,需亲自出席。如果她不愿意,那就按她的意愿处理,不强求。

话音未落,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韩永利大步走了进来。他比我记忆中胖了一圈,油亮的脸庞,穿着一件白衬衫,系着深蓝色领带。

“周律师,这么重要的场合,怎么没人通知我一声?”

周律师扶了下眼镜:“韩先生,遗嘱宣读程序是按照韩旭先生的委托书执行的,你是旁听,不需要在场。”

韩永利笑了笑,拉开一把椅子坐下:“不用在场?我是韩家人,韩旭的堂弟,他生前公司里的事我哪样没参与过?现在念遗嘱,我怎么能不在场?”

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这是韩旭生前和我签署的补充托管协议。他同意将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权全部委托给我,为期十年。现在才过了五年,我还是公司合法的托管人。”

我看了一眼那份协议:“我能看看吗?”

韩永利递了过来,我翻了一遍。字迹确实有些像韩旭的,但纸面太新,笔力也偏轻,像照着什么临摹出来的。

我没有吭声,把协议还给周律师:“周律师,麻烦你帮我约一下笔迹鉴定。”

韩永利的笑容收了几分:“嫂子,这意思是……不信我?”

“我没有不信你。”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只是不相信一份没有经过公证的协议。既然它是在韩旭生前签署的,那么它就应该经得起任何查验。”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韩永利沉着脸,嘴角挤出一丝笑:“行,嫂子要对薄公堂,那咱们就走着瞧。”他起身离开时,门带的“砰”一声响。

就在这时,门口又传来一阵高跟鞋的声音。黄嫣站在门边,穿一身米白色套装,妆容精致,笑容得体:“我是不是来得不是时候?”

周律师问她有什么事。

黄嫣走进来,从手包里取出一份文件:“韩旭生前跟我签过一份承诺书。他答应过我,如果他是单身,而我也没有嫁人,他会考虑和我一起经营公司。所以我想,作为他生前的‘未婚妻’,遗产分配这件事,我也有权表示意见。

周律师拿过那份文件看了一遍,面色微微变了。

我看在眼里,心里一沉,但脸上没有露出任何慌乱。我看着黄嫣,慢慢问了一句:“黄小姐,我那时候在休息室喝的那杯橙汁,是你递给我的吧?”

黄嫣站在灯下,看着我,脸上的笑一点都没有变:“嫂子,这都多少年前的事了。怎么还记着呢?”

我没有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