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警察的智慧，从来不是锋芒毕露——专访电视剧《藏锋》原著作者吕铮
□ 本报见习记者 尹丽
□ 本报记者 薛金丽
一个常年握笔的公安政工干部，突然被调入骁勇善战的一线特警队伍。这巨大的反差与冲突，是公安作家吕铮长篇小说《藏锋》的开始。
8月17日，这部跳出传统刑侦套路的现实主义作品改编剧集登陆央视黄金档、腾讯视频，收获广泛关注与好评。
深耕公安现实主义创作多年，吕铮已推出二十余部长篇作品，手握《三叉戟》等多个爆款IP。当市面上绝大多数公安题材扎堆书写刑警破案、惊险追凶的强情节故事时，吕铮主动跳出创作舒适区，瞄准极少被大众关注、几乎无人书写的“字警”，开拓出公安文学创作的一片蓝海。
随着写作经验的累积，吕铮发现，虽然体力无法与年轻时相提并论，但在人物的塑造和故事的书写上，自己迎来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过去写完一部小说，就要为下一部找素材的他，如今最大的困境已然转变为“时间不够用”。他告诉《法治日报》记者，目前已经“攒了5个故事大纲”。
借着电视剧《藏锋》热播契机，记者专访吕铮，请他讲述这部独特小说的幕后故事以及一位作家不断深耕、持续破局的创作之路。
热血刑警故事之外，一条新的表达路径
记者：《藏锋》剧集播出后，你收到了怎样的反馈？和当年《三叉戟》播出时，感受有什么不同？
吕铮：差别挺大的。当年做《三叉戟》我是全程参与编剧的，心里一直诚惶诚恐，像对着一面镜子，好坏都得接着。但《藏锋》我没有参与剧集改编，是以一个原著作者的身份，旁观作品走向大众的过程。
影视作品是直接面向普通观众的，说白了就是BtoC（企业对消费者的商业模式），没有任何客套可言。在各大网络平台，大家有什么说什么，特别真实。
这种反馈对创作者太重要了。现在很多职业作家容易陷入“自说自话”的困境。出版行业整体收缩，很多书首印只有一千册，能真正读到书的读者少之又少。而创作者能拿到的反馈，大多是研讨会的专家评价，很多是情面话、场面话，甚至是“宣发”的一部分，很难让人看清自己作品的真实水平，更不知道能不能和当下的读者同频共振。
我之前和《无悔追踪》的编剧史建全老师聊过，他说自己一直住在老小区，就是为了天天看见芸芸众生。我特别认同。创作者不能脱离普通人的生活。
这次《藏锋》的反馈整体很正面。大家，尤其是我的老书迷都说作品的“精、气、神”没变，主角身上的那种反差感、真实感也很打动人。
记者：你为什么会选择“字警”这个很少被影视、文学刻画的职业作为《藏锋》的主角？谭彦这个人物，有你个人的影子吗？
吕铮：我写作有个底线：绝不重复自己。写完《三叉戟》前传《纵横四海》之后，我不想再写套路化的热血刑警故事，必须找到新的表达路径。
其实，《藏锋》最早的大纲2016年就有了，当时叫《火线特警》，还是传统特警题材，我放了四年没写，就是觉得没意思、太套路。后来我想，大家都写“亮剑”，写逢敌必亮剑的勇猛，那我就写一个“藏锋”。
警察的作战思维和军人不一样，不是硬拼勇猛，而是用最巧妙的方式制服对手、守住底线。我警校老师教过我们一招“嘴巴脚”，虚晃一招、出其不意，一招制敌。警察的智慧，从来不是锋芒毕露，而是藏智、藏势、藏锋于心。
所以，我设置了谭彦这个角色，一个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政工干部，让一个文职、搞文字工作的“字警”，去管束一群生龙活虎的一线特警。这种反差、冲突和互补，本身就很有戏。
谭彦这个人物确实有我的影子。我干刑侦一线，又常年写作，在警营里也常被开玩笑说是“秀才作家”。但我自己知道，对于一名警察而言，既能拿枪，也能握笔，是一种能力。
案件只是载体，人物才是核心
记者：许多刑侦剧靠快节奏、强情节、连环案件吸引观众。你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把《藏锋》的核心放在荣誉拷问、自我救赎上，而不是破案？
吕铮：很多人追捧的“快节奏”，其实是个伪命题。追车、打斗、爆炸、密集剧情，都是表面的热闹，看多了观众一定会审美疲劳。现在很多好莱坞动作大片票房下滑，就是这个道理——只剩套路刺激，没有精神内核。
真正高级的快节奏，不是剧情的层层叠加，而是人物心理、人物关系的快速变化和细微拉扯。就像京剧，演员在台上走几步马鞭，就代表走出了百里、千里。观众看的不是动作，是背后的意境和人物状态。
我写《藏锋》，从头到尾都很明确：案件只是载体，人物才是核心。很多人觉得警察的荣誉是锦旗、鲜花、表彰，是站在台上被人鼓掌。但干了二十多年一线，我太清楚真实的样子了。
对老警察来说，荣誉根本不是什么高光时刻，就是日复一日的本职工作。医生救死扶伤、老师教书育人，警察枕戈待旦、冲锋在前，这都是分内事。守住本职、守住底线，不该被刻意神化成英雄壮举。
我见过一位快退休的二级英模，一辈子立功无数，问他最难忘的高光时刻，他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都说不出来。可去他家一看，70平方米的小房子，一面墙全是奖章奖杯。那一刻，我真的肃然起敬。警察的荣誉，从来不是一次惊天大案后从天而降，而是一次次守住初心、抵住诱惑、做好本职，日积月累得来的。
小说里谭彦的“英雄一枪”，就是我刻意设置的核心冲突。他是一个文职干部，被一线特警看不起，在一次缉毒行动里意外“立功”，瞬间从低谷走到顶峰，成了全局的标杆、形象代言人。可后来他发现，那枚致命的子弹根本不是他打的，他的荣光全是假的。
一边是唾手可得的仕途、名声、尊重，一边是戳破谎言就一无所有的真相，这个抉择才是整部书的“发动机”。从这一刻开始，谭彦才褪去浮躁和功利，真正完成自我救赎，从一个想往上走的职场人，变成一个守住初心的警察。
一直在进化，就不会有瓶颈
记者：现在的公安题材，已经摒弃了“高大全”的完美英雄，但也出现了很多塑造落魄、失意警察的作品。对此，你有何看法？
吕铮：现在很多创作有点矫枉过正，以前全是完美英雄，现在全是失意、受挫、被边缘化的警察，又变成了新的同质化套路。
我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纯粹的讲述者，不刻意背负宏大使命，也不刻意迎合市场。写作第一要务，是自己相信这个故事、相信这个人。警察不是超人，就是穿着制服的普通人，有职场的迷茫、有私心、有挣扎，也有底线、有坚守、有热血。
真实感是作品的底子，价值观是作品的骨架。我从来不写血腥暴力博眼球的内容，也不丑化职业、不神化英雄。踏踏实实写本土化的人和事，写生活里的烟火和挣扎，人物自然就立得住，观众自然能共情。
我曾在网上做过一个小调查，请家长问3岁至10岁的小朋友们，他们心中的英雄是谁？得到的回答大多是蜘蛛侠、美国队长，中国本土平民英雄特别少。于是，我写《藏锋》《三叉戟》，还有之后的新作，都带着一个同样的想法：写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能认可的中国警察英雄。
记者：深耕文学创作多年，你几乎没有创作瓶颈，还在不断突破，甚至尝试科幻题材，支撑你一直写下去的核心是什么？
吕铮：就两个字：热爱。
我小时候听田连元老师讲《杨家将》，第二天就给同学复述，还会加入自己的理解，甚至可能都曲解了说书人的意思。那时候的我觉得，讲故事是最快乐的事。后来写书，能讲给几万、几十万读者听。作品影视化后，故事能讲给千万观众听，这种传递温度和力量的快乐，更是无可替代。
我从不给自己设限，也从不原地踏步。我马上要出版的《梦探》，写的是2040年AI时代的警务故事，结合梦境、科技、传统文化，是全新的尝试，也是巨大的挑战。
我觉得，写作最怕重复，只要一直在进化、一直在突破，就永远不会有瓶颈。
这么多年边工作、边创作，我始终记得一句话：不要急功近利。作家得亦步亦趋、如履薄冰，认真地对待自己笔下的人物。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好作品。（尹丽 薛金丽）
（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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