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李炳淑，还是一名年轻演员。她出生在安徽，14岁进入宿县京剧团学戏，后来调入蚌埠京剧团。1959年夏，她作为定向培训生，进入上海戏曲学校京剧班插班学习。
在上海求学期间，李炳淑把心思几乎全放在唱腔、身段和基本功上。一次演出《女起解》，她扮相清秀，嗓音亮，台上很有精神，上海方面很快注意到了这个安徽姑娘。
陈其五看完演出后，曾赞叹说：“上海出了个小梅兰芳。”这句话传开以后，李炳淑的去向便成了一个问题。上海戏曲学校校长俞振飞很欣赏她，希望她毕业后留下；安徽方面同样不愿放人。
这件事看似只涉及一名演员，背后却牵涉到当时文艺人才的培养机制。安徽把李炳淑送到上海，是为了让她学成归来，充实本省剧团。上海则认为，她已经适应了当地的教学和舞台环境，留在上海更有利于成长。
消息传到安徽，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态度十分明确：人才是安徽培养出来的，不能学成之后轻易被调走。熟悉曾希圣的人都知道，他对技术人才、专业人才一向看得很重，遇到这种事，往往寸步不让。
曾希圣的“爱才”，并不是一句空话。红军时期，他担任中央军委第二局局长，长期负责情报和密码破译工作。对他来说，一名人才是否能够发挥作用，常常关系到一项工作的成败，甚至关系到部队的安全。
长征途中，第二局依靠简陋电台持续截收敌军电报，为中央判断敌情提供了重要依据。毛泽东曾形容第二局像“打着灯笼走夜路”，这既是对情报工作的肯定，也说明曾希圣清楚人才在关键岗位上的价值。
到了安徽，曾希圣把这种用人观念带到了水利、农业、工业和文艺领域。他主持治淮时，重视水利技术人员；推动农业生产时，强调调查和试验；发展地方戏曲时，也希望安徽能够留住自己的骨干。
所以，李炳淑要不要留在上海，在曾希圣那里并不只是个人选择。他担心的是，安徽辛苦培养的人才不断外流，地方事业便很难形成自己的骨架。这个考虑，有现实的一面，也有地方建设的长远打算。
上海方面没有放弃。柯庆施曾就此事与曾希圣沟通，但曾希圣仍不愿松口。后来，柯庆施把情况反映给毛泽东。事情由地方之间的协调，变成了中央领导需要作出的判断。
一个冬夜，李炳淑在俞振飞陪同下来到锦江饭店。推门后，她才发现毛泽东和曾希圣都在场。年轻演员没有想到，自己的工作安排竟会惊动两位领导，一时显得十分紧张。
毛泽东见她进来，便笑着说：“小李来了，你看，我们正在等着你呐。你很了不起啊，曾书记和柯市长把官司都打到我这里来了。你叫我做人难喽！”
这句话先把紧张的气氛缓了下来。随后，毛泽东对曾希圣说：“反正都是党的戏曲人才，放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嘛。”话说得轻松，实际却是在提醒双方，人才培养不能只从一个地区的得失来衡量。
曾希圣一时没有表态。以他的性格，争取人才时敢于坚持，甚至不惜和熟人据理力争。但面对毛泽东的协调，他也明白，李炳淑留在上海，能够获得更好的舞台条件。
毛泽东随后提出，让曾希圣“忍痛割爱”，并说李炳淑留在上海，仍然属于华东地区。这个安排没有把问题简单处理成“上海赢、安徽输”，而是尽量照顾了人才成长和地区培养两方面的利益。
站在一旁的李炳淑十分激动，向毛泽东和曾希圣鞠躬致谢。曾希圣一向严厉，却不愿看到年轻人流泪，沉默片刻后说：“上海条件好，那就留下吧。”
这句话，等于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李炳淑后来留在上海青年京昆剧团，逐渐成为重要演员。1961年冬，她随团赴香港演出，作为主要演员之一登台，艺术道路由此打开了新的局面。
有意思的是，曾希圣虽然留下了李炳淑，却没有因此改变“重视地方人才”的做法。安徽黄梅戏后来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与当地长期培养演员、建设剧团、整理剧目的工作密切相关。
柯庆施后来曾打趣说：“你这个曾霸王呀，就是毛主席才治得住你！”这句玩笑，既说出了曾希圣坚持原则、爱才护才的性格，也点出了那场“争李案”最后为何能够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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