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9月20日上午，山东寿光邢姚镇集市，吴吉亭带着四名卫兵走进人群，丝毫没有想到，几名晒得黝黑的“庄稼汉”已经盯了他很久。街边叫卖声不断，糕点铺前人来人往，危险就藏在最寻常的热闹里。
吴吉亭是当地有名的叛徒，也是国民党顽军政工团团长。他曾经穿过八路军军装，担任过营长，熟悉根据地的干部、交通线和村庄情况。正因为如此，他给寿光抗日根据地带来的破坏，远比一个普通敌人更严重。
行动小组并不是临时起意。寿光县公安局接到上级命令后，经过侦察、摸排和多次研究，确定了一个原则：“不打则已，打则必杀。”吴吉亭警惕性很高，身边常有卫兵，驻地也不断变换，贸然闯入据点，极可能造成行动失败。
真正的突破口，是一个卖鱼虾的商贩李树桐。此人经常出入吴吉亭的活动区域，能够接近他，又同情八路军。经过地方党组织争取，李树桐答应协助侦察。他摸清了吴吉亭的习惯：逢集时喜欢到街面活动，尤其会在妇女售卖针线的地方与人接头。
“中间那个大个子，就是吴吉亭。”
这句话，后来成为行动中最关键的指认。
负责执行任务的刘敏、李成义、刘维寅、张建廷等人，提前把自己打扮成普通农民。他们故意晒黑皮肤，脸上沾着尘土，衣着也尽量朴素。进入敌占区，最怕的不是没有枪，而是身份露出破绽。几个人必须像赶集的百姓，不能像经过训练的战士。
行动并非一次成功。此前的一次集市行动中，吴吉亭身边突然增加了几名伪军头目和几十名士兵。敌我人数骤然变化，继续开枪很可能伤及百姓，也会让行动人员全部陷入包围。指挥人员当机立断，放弃出手。
有意思的是，这次失败反而让公安人员更加熟悉了街道、岗哨和撤退路线。集市哪一处人多，哪一条路能够出城，敌人通常从什么方向封锁，都被逐一记下。对于锄奸行动而言，观察本身也是战斗。
吴吉亭原本是寿光南岔河村人，家庭出身地主，曾在黄埔军校济南分校学习。大约1930年前后，他进入革命队伍。1937年抗日武装在寿光发展时，凭借较早参加组织、熟悉地方武装等条件，担任八支队第五中队队长。
1937年12月，寿光抗日武装举行牛头镇起义，队伍从最初的十几条枪逐步扩展到数百人。1938年12月2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寿光地方武装被纳入山东纵队建制。后来经过整编，吴吉亭曾任山东纵队第一旅第一团第一营营长，甚至代理过团长。
职务变化，并没有改变他的作风。部队整训期间，八路军加强政治教育、组织纪律和群众纪律，吴吉亭却屡次打骂战士，骚扰妇女，对组织批评也不当回事。党组织曾把他调往鲁南抗日军政大学分校学习，希望通过教育改变他，结果仍然没有奏效。
1941年冬，吴吉亭因在食堂与炊事员发生冲突受到批评，随后擅自离开学校回家。张景月部趁机拉拢，他对艰苦环境早有怨言，又把升官发财看得很重，几乎没有犹豫便投靠过去，被任命为政工团团长。
叛逃之后，他很快把熟悉根据地的优势变成了杀人的工具。1941年冬，他带人袭击浊北村，杀害党员干部和群众三十多人。1942年1月30日，他又突袭北河村公所，正在开会的村干部被捕，村长程震远遇害。短短数月，死在他手里的干部群众达到二百余人。
这些行动不仅制造恐慌，也破坏了寿光六区、八区、九区、十区的基层组织。吴吉亭还诱降意志不坚定者，开办反共训练班，试图切断胶东、鲁中和渤海地区之间的联系。对根据地来说，他已经不是普通的投敌人员，而是必须尽快清除的内部威胁。
1942年8月，清河区党委决定组织锄奸。寿光县公安局局长韩洁石、侦察科长赵文卿等人组成指挥小组，并请熟悉短枪行动的刘敏参加。行动前，公安人员还专门借调枪支弹药。临出发时，刘敏和刘维寅把身上的钱物交给组织，留下了视死如归的准备。
第二次进入邢姚集市，吴吉亭仍按惯例出现，身边跟着四名卫兵。他叼着烟，迈着八字步走到糕点铺前，伸手拿起一块点心。刘敏摸耳示意，几名战士同时调整位置。
枪声骤然响起。吴吉亭中弹倒地，李成义迅速冲上前，对着他的头部补射五枪，确保这个叛徒不再有反击机会。卫兵发现主官倒下后四散逃跑，行动人员则借着百姓奔逃形成的混乱撤离。刘敏朝天开枪喊道：“跑啊！”人群随即冲向四面八方，掩护了战士脱身。
敌人随后封锁集市，并派出骑兵追赶，但接应部队已经在外围展开掩护。吴吉亭死于闹市，结束的并不只是一个叛徒的性命，也使寿光根据地暂时摆脱了一个极其熟悉内部情况的危险人物。曾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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