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徐州城内，杜聿明接过徐州“剿总”副司令的重担时，淮海战役已经拉开帷幕。此时的国民党军，表面上兵多将广，实际上各部心思不一，命令层层转折，战场上的迟疑往往比枪炮更致命。
几乎同一时期，白崇禧坐镇华中，面对的是长江防线、桂系部队和不断变化的地方局势。一个在徐州试图挽救一场大决战，一个在华中苦苦维持残局。若把范围限定在解放战争后期，两人的高下，不能只看资历和名气。
杜聿明的长处，体现在对战场性质的判断上。淮海战役前，国民党军习惯于守大城市、保交通线，兵力铺得很开，却难以形成有力的机动拳头。杜聿明却看得明白，华东野战军才是徐州战场的核心威胁，不能到处平均用力。
他曾设想组织机动兵团，寻找华野主力的薄弱处，争取在对方调整之际实施突击。这个思路并不追求守住每一座城，而是想通过集中兵力，打掉解放军一部，迫使其改变部署。
有人问：“放弃一些据点，岂不是显得胆怯？”
杜聿明的回答大意是：“城市可以再夺，主力一旦被消灭，便没有回旋余地。”
这并非没有道理。豫东战役中，解放军已经展示出灵活调动、集中歼敌的打法。杜聿明想学的，正是这种以歼灭有生力量为重点的作战方式。遗憾的是，国民党军的指挥体系没有给他足够空间。
蒋介石更看重城市、交通和政治影响，刘峙等前线将领也未必愿意承担主动收缩的责任。命令一改再改，部队的行动便失去了节奏。杜聿明抵达徐州后，虽然参与了后续部署，却无法凭一己之力改变全局。
淮海战役中，黄百韬兵团被围后，徐州方面迟迟不能迅速形成有效救援。等到杜聿明主持集团突围时，黄维兵团已经被围，邱清泉、李弥等部也陷入被动。1949年1月，杜聿明在陈官庄地区被人民解放军俘虏。
这段经历不能简单说成“杜聿明没有战绩”。更准确地说，他提出过相对清醒的作战设想，却被更高层的决策、部队之间的隔阂以及战场形势的急剧恶化层层抵消。谋划是一回事，能否贯彻又是另一回事。
白崇禧的处境，则有另一层复杂性。1949年初，他在华中拥有较大影响力，但“手握几十万精锐”的说法并不严谨。华中地区部队来源复杂，既有桂系嫡系，也有中央军和地方部队，名义上的指挥范围，不等于能够随意调动的实际兵力。
陈明仁所部与白崇禧关系有限，宋希濂等部也有各自的系统。真正愿意听从白崇禧调遣、并能投入关键战场的力量，远没有传闻中那样整齐。兵力数字一旦把直属部队、地方部队和名义上受命部队全部相加，便很容易造成误判。
白崇禧的优势，是熟悉华中地形，也善于保存实力。他知道长江防线很难长期挡住解放军渡江，因此没有把全部部队钉死在江岸，而是不断调整部署，试图把主力带到更有利的地区。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后，南京、武汉相继失守，国民党军在华中的防御体系迅速松动。8月，程潜、陈明仁在长沙宣布起义，长沙实现和平解放。对正在谋求整合力量的白崇禧而言，这不仅是丢失一座城市，更意味着华中内部的政治和军事联系被切断。
白崇禧并未因此立即退出战场。他把部队向衡阳、宝庆一线收缩，试图利用山地和交通条件制造新的战机。衡宝战役中，国民党军一度抓住解放军部队展开突击，给第四野战军部分部队造成压力。这说明白崇禧并非只会撤退，临机指挥仍有可取之处。
但战场上的局部胜利，无法弥补整体力量的崩塌。解放军主力迅速增援后，白崇禧原本希望通过局部歼击撕开缺口的设想没有实现。到1949年10月衡宝战役结束，华中地区的战略主动权已经彻底转移。
若只看临战反应，白崇禧比杜聿明更有“现场感”。他能够根据敌我变化及时后撤、诱敌、择机反击，衡宝战役就是例子。杜聿明则更像一名试图从整体上重新设计战场的人，只是他的意见常常输给蒋介石的政治考虑和国民党内部的指挥惯性。
两人的差别，还在于部队基础。白崇禧身后有桂系这一相对稳定的军事集团，虽然兵力有限，却有一定凝聚力。杜聿明指挥的徐州集团看似庞大，中央军、地方军和不同派系彼此牵制，遇到生死关头，谁也不愿轻易替别人承担损失。
因此，若题目问的是“谁更有战略眼光”，杜聿明并不逊色，甚至在淮海战役前的部分判断上更为清醒。若问的是“谁在解放战争后期的实际战场表现更强”，白崇禧略占上风。他至少在华中残局中维持了较长时间的机动空间，也打出过衡宝战役这样的局部反击。
不过，这个“第一名”只能是相对意义上的。杜聿明的计划没有转化为胜势，白崇禧的反击也没有改变败局。一个败在命令难以贯彻，一个困在兵力和政治基础不足。把两人放在同一张战绩表上，白崇禧更像是残局中的老将，杜聿明则是看出了问题，却没有拿到足够筹码的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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