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罗昌秀被人从断头山找回来时，已经不像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
她满头白发，身上长着半寸多长的汗毛，见了人就躲。
很多人后来喊她“白毛女”。
可有一件事最容易弄错：延安歌剧《白毛女》在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已经创作出来，罗昌秀不是舞台上喜儿的原型。她是后来被人发现的四川“活着的白毛女”。
这层差别，反倒让她的命更扎眼。
戏里的喜儿从旧社会走向新社会；现实里的罗昌秀，真的从山林里走回了人间。
她出身在四川宜宾县凤仪乡，一个贫农家里。
父亲罗锡朋靠几亩薄田过日子，家里穷，可还能撑。罗昌秀八岁那年，父亲病倒在床，田里的收成快到手时，当地恶霸、伪团总罗锡章派人抢走谷子，又霸占了她家的山地。
那一晚，罗家屋里来了人。
枪口对着病床上的罗锡朋，早写好的契约摆在眼前，要他画押。
罗锡朋不肯。
枪响了两声。
人走了，火却在深夜烧起来。房子没了，田地没了，罗锡朋不久也死在火堆边的簸箕里。
家塌了。
罗昌秀十三岁时，被罗锡章拉去当丫头。
她不是进了大户人家吃口饭，而是进了另一道门。稍有不顺眼，拳脚就落到身上。有一次，她不小心把米撒在地上，罗锡章的妻子把她剥光衣服，用火钳、柴块打，打得遍体是伤。
这不是戏台上的一声哭腔。
这是一个十三岁女孩身上留下的伤口。
她逃了。
断头山上没有床，没有锅灶，没有门闩。她在荒山野林里躲着，吃草根野果，避开村路，避开人声。山下是家，可她不敢回去。
人一旦被吓到骨头里，连亲人住的方向也会变成危险。
一九五一年，当地农民终于把她从山林里找回来。
她回来了，又没有完全回来。
人坐在屋里，心还在山上。她疑惧很重，在家住不了几天，又跑回山里；有时在屋里，也把门关得紧紧的，不出来。
她不会像正常人那样说话。
她连衣裳也穿不惯，给她穿上，她会脱掉。
真正难的，不是把一个人从山上带下来。
是让她相信，山下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山下。
到了一九五六年，罗昌秀才逐渐消除疑惧，参加柏香农业社生产。她学会了一些生产技术，每天出工干活，还给农业社喂一只母猪和一头牛。
她开始重新像一个人那样生活。
一九五七年，她和本乡农民文树荣结了婚。
这个消息放在别人身上只是家常，放在罗昌秀身上，却像一道门重新打开。她有了自己的家，夜里能和丈夫一起学习文化，白天一起出工。
往后，她还成了县里的先进生产者。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八日，罗昌秀和丈夫文树荣来到自贡市。
她穿着新蓝布衫、青布裤，脚上是一双格子布布鞋。衣裳是新的，脸上却还能看出旧日留下的憔悴。
下午三点多，自贡市招待所会议室里，陈毅副总理见到了她。
陈毅称她“罗昌秀同志”，向她问好，给她递烟递茶。
罗昌秀坐在旁边，微低着头。
她还是不太会在陌生人面前说话。
农业社主任周天琴在一旁讲她的遭遇，讲她怎样被逼上山，怎样在断头山过了十多年非人的日子。
陈毅听得很细，不时追问。
他说：“罗昌秀是个女同志，为了逃避地主阶级的压迫，独立生活十几年，这很了不起！”
又说：“解放前，一个团总就可以私设公堂，抢人杀人，逼得穷人逃上山去，但是穷人终于斗争过来了！”
临别时，陈毅还叮嘱陪同来的干部，要叫医生好好给罗昌秀看看，劳动方面也要照顾，不要让她太劳累。
他又对罗昌秀夫妇说：“将来完全恢复了，你们俩夫妻到北京去看看吧。”
这几句话，罗昌秀未必都能顺顺当当接上。
可她从此不再只是那个被人围观的“白毛女”。
她是罗昌秀同志。
后来，她继续劳动，被评为先进个人、标兵、劳动模范，还被选为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四川省人大代表。
一个曾经怕见人的女人，走进了会场。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她生下儿子。
孩子取名文关怀。
一家人说，这名字记的是党和政府的关怀。后来，女儿也取名文关容。
一九五九年春天，记者到她家里时，罗昌秀围坐在火炉边，正给孩子喂奶。婆婆在旁边做鞋，丈夫文树荣回来后，逗着孩子说话。
她原先雪白的头发，已经开始转青；脸庞也慢慢丰满红润起来。
屋里有新帐、新被、新衣、新鞋。
墙外还是宜宾的山，山上还有她躲过的岩洞。可这一次，她坐在自己家里，怀里抱着孩子，手边是热火炉。
她终于从断头山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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