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员阎树炳沉溺赌博败光家产，后来却抓获八路军内部级别最高的一名叛徒
1946年，天津城内，牙科医生阎树炳每天接诊，却把诊所当成了观察邢仁甫动向的一处掩护。来往账本、病人名单和药品开支之外，他还要记下一个叛徒的行踪。这份差事没有公开身份，也没有掌声，甚至让亲友认定他沉溺赌博，把家产一点点败光。
阎树炳是河北交河县人，公开身份是牙医，真实身份却是地下党员。为了接近邢仁甫，他不得不维持一种并不体面的社会形象：出入牌局，装作挥霍，故意让旁人相信他已无心正事。诊所的收入不断减少，积蓄也被消耗，家人和熟人很难理解他的异常举动。
有意思的是，阎树炳面对质问时只能含糊应付：“生意不好，手气也差。”
话说得轻松，实际承担的却是长期潜伏带来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孤立。
他盯住的邢仁甫，曾是八路军冀鲁边区的重要干部。1938年9月，八路军抗日挺进纵队第六支队成立，邢仁甫担任支队长，后来出任教导第六旅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司令。这样的职务，意味着他掌握兵力、情报和地方关系，影响远非普通干部可比。
邢仁甫的家庭和社会背景较为复杂，其父亲与青帮有联系。抗战初期，地方武装成分不一，旧式帮派关系、个人势力和革命组织彼此交错。有人能够在战争中转变立场，也有人把旧日的拉拢、控制手段带进部队。邢仁甫的问题，正是在掌握权力后，逐渐把组织赋予的职务变成经营私人的工具。
他排斥整编，培植亲信，营造只听命于自己的小圈子。对不同意见者，他不是耐心说服，而是打压排挤。黄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副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副司令，作战能力强，群众基础也好，逐渐成为邢仁甫眼中的障碍。
1943年6月30日，大赵村惨案发生。地点在河北新青县大赵村，黄骅等干部正在工作，突然遭到武装袭击。枪声过后，黄骅牺牲，另有五名干部和三名战士死伤。这不是一般的战斗损失，而是发生在队伍内部、针对高级干部的刺杀，影响极其严重。
直接参与行动的是土匪出身的冯冠奎。案发后，他迅速逃离现场；负责事先探路的分区司令部作战参谋周云峰被控制，案件由此出现突破口。调查逐渐指向邢仁甫，罗荣桓作为一一五师政委，对案件侦破十分重视，要求彻查幕后关系。
这起案件暴露出一个现实：敌人并不只在阵地对面，内部的私欲、旧势力和政治动摇同样可能造成破坏。抗战环境下，部队分散、人员复杂，高级干部的安全防护和内部监督还存在薄弱环节。邢仁甫正是利用了这种缝隙，把个人野心包装成地方实力。
黄骅遇害后，邢仁甫并未收手。他继续拉拢亲信，试图把部队变成自己的筹码。二营营长刘虎臣反对拉部队投敌，说明并非所有人都愿意跟随。随着抗战形势变化，邢仁甫先后与日伪势力、国民党方面发生联系，后来投靠国民党军统，成为中校。冯冠奎也未能得到真正保护，后来被日本人毒死。
阎树炳的任务，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为了掌握邢仁甫及其同党情况，他通过牙医身份建立接触渠道，持续监视约三年。与公开战场不同，地下工作不能轻易表露立场，很多情报只能从看似普通的闲谈、来往人员和生活安排中辨认出来。
傅炳翰等人曾围绕望子岛开展工作，邢仁甫在那里经营势力并寻找退路。阎树炳还借助亲属和熟人获取线索，把零散消息逐步汇总。这样的工作不靠一次冒险取胜，而靠日复一日不出差错。稍有疏忽，诊所、家庭和交通关系都可能暴露。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前后，邢仁甫的保护网迅速瓦解。解放军进入天津后，阎树炳提供了相关情报，协助查找并捕获这名叛徒。多年伪装终于可以停止，但他此前因“赌博”留下的名声，并不会立刻消失。
邢仁甫被捕后，相关罪行经过审理。1952年，他被公开审判并执行枪决。1945年10月，新青县改名为黄骅县，黄骅的名字也由一名牺牲的抗日干部，留在了冀鲁边区的地名和档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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