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9日，鄂豫皖交界一带，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正在行军。队伍走到麻城附近时，一名农民被请来带路。走了几里地，他忽然停下脚步，说家中还有老母亲，实在不能再走。
战士有些奇怪，便问他：“家里没有别人照料老人吗？”
农民摇了摇头：“我只有一个弟弟。哥哥18年前参加红军，后来一直没有回来。母亲听说红军又回来了，天天念叨着找他。”
这句话本来只是行军中的闲谈，却让战士们留了心。有人顺口问道：“你哥哥叫什么名字？”
农民回答：“陈锡联。”
空气仿佛停了一下。
陈锡联这个名字，在部队里并不陌生。当时，他已经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正率部在大别山地区作战。眼前这名农民，正是陈锡联的弟弟陈锡礼。
消息很快传到纵队司令部。陈锡联正在研究军情，接到电话时，起初还以为是战士弄错了。直到弟弟被带来，又确认了母亲的住处，他才意识到，那个离家多年的孩子，终于有了母亲的消息。
陈母很快被接到司令部。老人坐在手推车上，衣着朴素，脸上布满了岁月留下的痕迹。司令部里的人听说司令员的母亲来了，纷纷围了过来。
有人轻声问：“老大娘，您看看，哪个是您的儿子？”
老人朝人群里张望。陈锡联没有等她辨认，喊了一声：“娘！”
这一声出口，老人立刻抬起头。她盯着面前的军人看了许久，伸手摸了摸他的脸，说道：“长高了，也长胖了。”
18年没有见面，母亲认出的，未必是容貌，而是声音。
陈锡联1915年1月4日出生于湖北黄安县高桥区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早逝，母亲带着几个孩子艰难度日。家里田地少，母亲还要靠纺线织布补贴生活，遇到灾荒和青黄不接，只能带孩子外出讨饭。
年纪稍大后，陈锡联被送到地主家放牛。吃不饱是常事，挨打也成了常事。一次，他因身体不适没有及时干活，被地主误认为偷懒，遭到毒打。这个14岁的孩子终于忍无可忍，跑去寻找红军。
1928年深秋，陈锡联曾经跟随红军队伍走了几十里。当时的他年仅13岁，身上还带着伤。红军干部詹才芳见他年纪太小，劝他说：“你还没枪高，明年再来吧。”
陈锡联没有放弃。詹才芳把他送回家后，母亲担心儿子再次离开，夜里用绳子把他的脚和自己的手拴在一起。她不是不明白红军是为穷人作主，只是孩子太小，做母亲的舍不得。
大半年后，陈锡联还是悄悄跑了出去。1929年4月，他正式参加红军。那时的选择，谈不上豪言壮语，更多是一个穷孩子不愿继续挨打、不愿再过任人欺凌的日子。
进入部队后，他因作战勇猛，被战友称作“小钢炮”。长年战斗使他从一名少年逐渐成长为红军指挥员。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5旅第769团团长。
1937年10月19日夜，769团袭击山西阳明堡日军机场。陈锡联带队侦察，确认机场停有24架飞机，守卫兵力有限，便决定抓住日军主力集中于忻口会战之际发动突袭。战斗持续不到一个小时，日军飞机全部被击毁，日军伤亡百余人，八路军第3营营长赵崇德牺牲。
阳明堡战斗后，陈锡联的名字登上报纸，也传回了黄安老家。陈母看着报纸上的消息，才知道儿子还活着。只是那时母子相隔千里，战事紧张，家书几经辗转才能送达。她写信告诉儿子，家中生活困苦，常常“风扫地，月作灯，借屋躲雨，身亦难藏”。
陈锡联收到信后，既高兴又难过。他担心家人因自己的身份受到牵连，回信时没有明说自己就是报纸上的那个军官，只说人在外面做事，等局势安定后再回家。
这个“等一等”，一等就是多年。
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锡联率第3纵队经过连续行军，进入大别山地区，并参与解放皖西多个县城。部队离故乡越来越近，他却始终抽不出时间回家。军情紧迫，部队转战频繁，司令员不能因为私事离开岗位。
母亲却一直在等。
这次相见，陈锡联才知道，自己参加红军后，地方民团曾多次骚扰家人，家中亲属也有人遭到迫害。母亲带着孩子四处躲避，靠讨饭和劳作维持生活，同时不断打听长子的下落。
母子两人谈了一夜。天亮后，部队又要转移。陈锡联把自己的毛毯和被子留下，问母亲还缺什么。老人只说：“见到你了，就不缺了。”
这次相逢并没有改变战争的节奏。陈锡联很快投入新的战斗，后来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进军大西南。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重庆市长兼川东军区司令员，又于1950年出任解放军炮兵司令员，把主要精力放在炮兵建设上。
遗憾的是，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接近尾声时，母亲病重。陈锡联接到消息后请假返乡，但还没有赶到，老人便已去世。临终前，她口中念着的，仍是儿子幼年时的乳名。
多年以后，陈锡联回到红安，在母亲坟前停留良久。那时，坟地周围已经长满树木，母亲早已听不到他的声音。长子离家时还是放牛娃，再回来时已是身负重任的将领，而母亲等来的，只有那场短暂的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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