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越南西贡一处美军营地，电话接线员阮氏与军中鼓手乔·奥尼尔相识。那时的营地并不只是军事设施，也有演出、后勤和通信等日常事务。两个人的交集，正是在这些琐碎工作里慢慢增加的。
阮氏负责接听电话、转接线路，也承担部分营地事务；乔则跟随乐队为士兵演出。鼓声响起时，营地里短暂有了不同于战报和命令的声音。阮氏偶尔在演出前后帮忙，给乐手递水，协助收拾设备，两人由此熟悉起来。
他们谈得并不深奥。乔会问她家乡的情况，阮氏也想知道美国的生活是什么样。战争让许多关系来得突然，也让许多承诺难以兑现。可在那段相处的日子里，两人确实建立了感情，并有了一个女儿。
女儿出生后，阮氏给她取名阮氏芳梅。乔知道孩子的存在，但他身处军队，能否留下、何时离开，并不是个人可以决定的事情。越南战局不断变化，美军人员撤出，营地的工作和生活也随之失去稳定。
“你还会回来吗？”阮氏曾这样问。
乔能给出的，只能是并不确定的回答。
1973年1月27日，《巴黎和平协约》签署，美国随后逐步结束在越南的直接军事介入。乔离开越南，与阮氏和女儿分开。此时的芳梅年纪尚小，母亲独自照料孩子，生活压力很快显现出来。
真正改变母女命运的，是1975年春天的局势。西贡政权即将瓦解，大批人员试图离开越南，孤儿院中的儿童也被纳入撤离安排。美国政府和相关机构组织了“婴儿升降”行动，从1975年4月起，将部分越南儿童送往美国及其他国家。
关于芳梅被送走的具体经过，公开叙述并不完全一致。较为明确的是，阮氏曾把女儿送入孤儿院，希望她能获得基本照料和继续生活的机会。随后，芳梅被列入撤离儿童名单，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
对一个年幼孩子而言，这次转移意味着姓名、语言、家庭和故乡同时发生改变。抵达美国后，她被收养，并改名为莉·博顿·斯莫尔。收养家庭为她提供了稳定的成长环境，她接受教育，组建家庭，后来成为三个孩子的母亲。
日子看上去已经走上轨道，但“自己从哪里来”始终没有消失。她知道自己是越南战争时期被收养的孩子，却缺少亲生母亲的姓名、住址和准确线索。战争造成的档案中断，使寻找亲人变得异常困难。
2019年4月，她收到一家家谱查询机构发来的邮件。一名叫邦妮·勒德洛的女子表示，两人可能存在同父异母的亲属关系。消息来得突然，莉没有立刻相信，而是通过邮件交换家庭资料，再接受基因检测。
检测结果确认了两人的亲属关系。邦妮是乔·奥尼尔与另一名女性所生的女儿，也因此成为莉的同父异母姐姐。更重要的是，邦妮掌握着与阮氏有关的线索，失散多年的母女终于有了重新联系的可能。
由于语言不通，双方最初通过邮件、电话和翻译软件交流。屏幕另一端，阮氏讲起当年把女儿送进孤儿院的原因。她并非简单地“遗弃”孩子，而是在战争、贫困和失去工作等多重压力下，试图给女儿寻找一条活路。这个决定后来带来了长达44年的分离。
莉也向母亲介绍自己的生活：在美国的成长经历、婚姻、丈夫以及三个孩子。母女第一次视频通话时，需要借助翻译才能完整交流，但姓名和面孔终于对上了。阮氏看到女儿已经长大，莉也第一次听见生母讲述自己的出生和童年。
同年11月，莉带着丈夫和孩子前往越南，与阮氏见面。机场相逢时，阮氏准备了越南传统礼物，母女相拥的场面被亲属记录下来。随后，莉一家来到阮氏居住的地方，认识了当地亲人，也接触了越南的饮食、集市和乡村生活。
从美军营地里的一段相识，到孤儿院和撤离飞机，再到跨越半个世纪的基因寻亲，这段经历中有爱情，也有战争留下的制度性断裂。乔·奥尼尔、阮氏和芳梅的人生，分别被战争推向不同方向；直到2019年，家谱资料、基因检测和现代通信，才把这条断开的家庭线索重新接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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