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北京，程潜病逝后的几天里，家属等来的不是一张简单的讣告，而是一场关于“能不能召开追悼会”的反复讨论。特殊年代，许多事情都要慎之又慎，程潜的身份经历复杂，更让有关方面一时难以决断。
周恩来得知后，态度却十分明确。据有关回忆，他当场追问：“追悼颂公还要犹豫什么？”随后又强调，追悼会不仅要开，还应向章士钊、何香凝等民主人士通报，以示郑重。
这句话分量很重。
程潜不是普通的地方军政人物。他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抗日战争时期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参与台儿庄战役等重要军事行动；1949年又促成湖南和平解放。评价这样一个人，不能只看他曾经属于哪个政治阵营。
1882年3月31日，程潜出生在湖南醴陵一个耕读之家。少年时，他读过长沙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那时的湖南，正处于风云激荡之中，传统士人已经很难只把功名放在心上，程潜也逐渐把注意力转向国家危局。
1903年，他考入湖南武备学堂。次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振武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炮兵。留日经历改变了他的道路。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程潜在湖南同乡介绍下结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
军校毕业后，他回国训练新军，同时承担革命联络工作。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程潜参与湖南方面的革命活动。民国初年，军政局势不断变化，他在护国、护法等斗争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声望，也成为孙中山倚重的军事人物。
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困广州。程潜参与护卫孙中山，后来担任大本营军政部长。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程潜成为政府委员。东征期间，他率部进攻惠州、五华、兴宁等地，重创陈炯明势力。那段经历，使他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中拥有了较高地位。
不过，程潜的政治道路并不平直。他曾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也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重要职务，却多次卷入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冲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先后担任参谋总长、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等职，在华北战场指挥作战，参加武汉会战，并参与台儿庄战役的战区指挥。
有意思的是，程潜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并非始于1949年。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程潜前往桂园拜访，两人用湖南话交谈，话题从抗战形势谈到国共关系。毛泽东曾提醒他，国民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和平能否实现，关键在于是否真正守信。
程潜对此看得很透。他对毛泽东说：“蒋介石这个人，言而无信，不能不防。”这番话不是客套，而是一个长期身处国民党高层的人，对现实的判断。
抗战胜利后，内战重新爆发，程潜仍在国民党系统任职，但对局势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1948年，他离开武汉行辕，回到湖南担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此时的湖南，既是军事要地，也是国民党军队南撤的重要通道。
程潜面临的压力很大。一边是白崇禧等人要求继续作战，另一边是湖南地方人士希望避免战火。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形势变化，程潜开始通过章士钊等人同中共方面接触，考虑让湖南走和平道路。
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次高风险选择。长沙城内有国民党军队，省内还有地方武装，白崇禧也在密切观察。稍有不慎，程潜本人和家属都可能遭遇危险。
1949年8月4日，程潜与陈明仁等人联名发表起义通电，湖南和平解放。随后，程潜出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并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月9日，他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车站迎接。
毛泽东见到这位昔日的“老上司”，仍以旧称相待。程潜参加了10月1日的开国大典，成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重要民主人士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获得一级解放勋章。
所以，1968年程潜去世时，周恩来不愿意让他的历史被简单切断。程潜有过复杂经历，也有过失误和局限，但他在抗日战争中的军政贡献，以及1949年促成湖南和平解放的作用，都是不能抹掉的事实。
程潜晚年曾考虑过身后安葬方式。家中原来准备过一副木棺，后来他本人又同意火葬。关于具体安排，家属一度拿不定主意，周恩来还专门派人了解情况，反复征求意见。
程潜夫人郭翼青曾问周恩来：“颂公究竟算什么人？我们这个家庭又算什么成分？”
周恩来回答得很干脆：“颂公当然是革命干部。他抗日有功，和平起义有功，还是一级解放勋章获得者。解放后担任重要职务，做了许多工作。你们当然是革命干部家庭。”
这番话，既是对家属的安慰，也是对程潜一生的定性。追悼会最终举行，葬礼安排也按照尊重本人意愿、结合实际情况的原则办理。对于周恩来而言，保留这份历史公道，并不是替谁粉饰，而是不能让一个在关键时刻作出选择的人，被时代的喧嚣一笔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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