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25日，北京，王建安因病去世，终年73岁。消息没有伴随盛大的仪式传开，许多老战友直到后来从报纸上得知噩耗，才知道这位并不善于经营关系的老将军已经走完一生。
所谓“无人吊唁”，并不是说没有人记得他，更不是说战友们对他毫无感情，而是指他的身后事极为简朴，没有铺张的告别场面，也没有刻意安排的声势。
这种冷清，恰恰符合王建安一贯的性格。
他是湖北黄安人，早年参加革命，长期在红军、八路军和人民解放军中担任重要职务。战场上的王建安以敢打硬仗著称，担任过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参加过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和济南战役等重要作战。
济南战役期间，部队连续作战，王建安长时间不下指挥位置。战斗结束后，他的身体已经严重透支。1955年授衔时，他因病没有出席中南海怀仁堂的授衔仪式，直到1956年1月，中央军委才为他补授上将军衔。
少了一次授衔典礼，对许多将领来说是终身遗憾。王建安却没有把这件事挂在嘴边。军衔是组织给予的荣誉，能不能赶上仪式，并不改变一个军人的战绩。
他真正看重的，是部队有没有战斗力，干部有没有担当，军队有没有人民军队的样子。
新中国成立后，王建安担任过浙江省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务。职务变了，脾气没变。他到部队检查工作，不喜欢看事先准备好的“样板”，更不接受只报喜不报忧的汇报。
有一次，他发现个别单位为了应付检查，把训练成绩较差的战士暂时藏起来，只让所谓的“先进分子”出现在队列里。王建安当场追问：“人到哪里去了？”得知实情后，他严厉批评相关干部，要求把真实情况报上来。
在他看来，检查如果只看表面，表面越漂亮，问题越容易被掩盖。部队训练不是演戏，战士也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道具。
这份较真，也延伸到了生活作风。
当时物资供应并不宽裕，干部待遇和普通群众之间存在一定差别。王建安对这种差别格外敏感，凡是能够少占用公共资源的地方，他都尽量不占。有人给他送来生活用品，他往往原样退回，认为今天接受小礼物，明天就可能有人借机送来更贵重的东西。
他曾对身边人说过类似的话：“不能因为手里有点权，就把规矩放到一边。”
话不漂亮，却很重。
王建安对家属子女的要求同样严格。子女想借父亲的职务调动工作，他没有答应；组织上曾考虑照顾他的家庭，他也不愿因此形成特殊安排。在他的观念里，老革命的子女不能把父辈的功劳当成个人通行证。
这并非不疼爱孩子。恰恰相反，他是不愿让孩子背上“靠父亲吃饭”的名声。
他的生活一直十分俭朴。家具旧了，能修就修；衣物破了，补好继续穿；办公室里的物品，只要还能使用，便不轻易更换。有人觉得他过于苛刻，也有人认为他不近人情，但熟悉他的干部都知道，这种“苛刻”首先是对自己。
王建安病重期间，身体状况已经很差，却仍然反复交代丧事从简，不要给组织增加负担，不要因为自己的身份铺张操办。
关于他的遗体和骨灰，相关回忆材料记载，家属按照他的意愿，接受了医学方面的安排，骨灰也没有举行隆重仪式，而是作了简朴处理。对一位戎马半生的上将来说，这样的选择显得冷静，甚至有些不近人情。
但这正是王建安留下的最后一道命令：不特殊，不张扬，不把个人身后事变成公共负担。
他去世后，老战友并非没有悲痛。只是那个年代，许多革命将领的葬礼都极为简朴，能公开报道的内容也相当有限。王建安一生不善逢迎，身后没有人为他刻意制造热闹，这与“无人牵挂”完全是两回事。
有人评价他：“打仗时敢拼，做官时敢管，生活上敢于克扣自己。”
这句话，或许比一场盛大的告别更接近王建安的一生。上将军衔没有改变他的农家子弟本色，长期掌握军队领导权，也没有让他把自己摆在群众之上。所谓“这是他应得的”，说的不是冷落，而是他用一生换来的那份朴素身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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