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9月，黑龙江佳木斯，沿江一带接连发现人体残肢，办案民警面对松花江边的碎片，意识到这不是普通刑案，而是一场有预谋的恶性案件。
法医将现场检材反复拼接，确认最初发现的残肢来自三个人：一名成年男子、一名成年女子和一个孩子。尸体没有完整头部，第一现场也迟迟找不到，死者身份更无从核实。
佳木斯城里很快传开了各种说法。有人猜测是流窜悍匪，有人认为凶手藏在熟人之中。那段时间，沿江、郊区和废弃院落都成了群众避之不及的地方。
案件并未就此停止。1995年5月，佳木斯郊区公安分局再次接到报警，沿江镇北兴村附近发现一包疑似人体组织。刑侦人员赶到后，确认这是一具成年男子的残骸，作案方式与此前案件相近。
不到一年，四名死者先后出现，案件性质陡然升级。时任佳木斯市公安局局长吴继学要求限期侦破，专案组开始从尸源、抛尸地点和死者社会关系三条线同时推进。
新发现的男性死者没有头部，但残存肢体留下了不少特征：身高、体重、肤色，左臂划痕，以及长期伏案形成的脊柱微弯。警方据此绘制出死者生前的大致形象，并通过电视发布认领启事。
启事没有直接说明碎尸案，而是以交通事故死亡者认领为名，尽量避免惊动凶手。几批认领者先后赶来，均未能确认身份。几天后，一名董姓老人从外地赶来，辨认出死者正是自己的儿子董斌。
董斌三十三岁，曾在单位工作，离婚后独居。老人提到，儿子近来交往了一名女子，似乎已经准备再婚，只是还没来得及把女方带回家。
这条线索很快指向一名叫“张小曼”的女子。她与董斌交往时间不长，却已经取得了对方信任。警方调查发现，张小曼并非真实姓名，桦川县一名女子马艳红与其外貌、经历高度吻合。
通缉信息发出后，马艳红的身份逐渐清晰。她出生于1967年，家在佳木斯市桦川县，父母都是农民。熟悉她的人说，她从小聪明漂亮，性格却比较要强，尤其在意穿着和别人眼光。
十八岁时，马艳红经亲属介绍进入银行工作。她后来结婚，丈夫曾在部队服役，婚后还有一个儿子。这样的生活在当时并不算差，但她对收入和生活环境始终不满意，常把目光投向那些出手阔绰的生意人。
银行工作让她接触到不少老板。宴请、礼物和高消费场所，使她越来越不甘于过普通日子。遗憾的是，她没有把这种差距转化为踏实谋生的动力，而是逐渐形成了走捷径、攀附有钱人的想法。
因经济问题被开除后，马艳红与丈夫离婚。她离开家庭，也失去了稳定收入，却没有重新规划生活，而是把“快速发财”当成唯一目标。她曾与一名有家室的老板交往，过了一段衣食无忧的日子，直到对方因债务纠纷被人打死。
据案件材料，目睹那场冲突后，她对暴力产生了危险的错误判断。她发现，一个人的死亡似乎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发生，而事后的财物和责任，才是她真正盘算的东西。
1994年中秋前夕，马艳红以归还房租为由来到房东徐学礼家中。徐家一家三口正在吃饭，主人还曾在她手头困难时宽限租金、借过钱。可当她看见屋内手提包中的现金后，原本的来往情分被贪念彻底取代。
她借故离开，随后带着迷药和饮料返回，设法使一家人失去反抗能力。为了掩盖盗窃和杀人事实，她对三人下手，连年幼孩子也未放过，并将尸体肢解后分散抛弃。
办案人员后来发现，凶手处理现场并非一时失控，而是包含了迷晕、杀害、分尸、转移等多个环节。这说明她在作案过程中始终保持着相当程度的清醒，目的也从偷窃变成了灭口。
更令人意外的是，案发后她没有立即逃离佳木斯。她照常购物、交往，还继续寻找经济条件较好的男性。她把自己包装成离异、独立、没有家庭拖累的“优质单身女性”，化名张小曼出入娱乐场所，并主动联系婚介广告中的对象。
董斌正是在这种接触中逐渐放下戒心。他不仅准备再婚，还把多年积蓄交给马艳红保管。警方后来正是循着这笔钱，确认了两人之间的关系。
一次取款时，银行柜员发现持存折女子与警方通报的嫌疑人相似，立即报警。民警赶到后，马艳红被抓获。审讯初期，她不断改口，试图把责任推给别人。
她曾对办案人员说：“不是我一个人干的，还有人指使。”这句话没有让案件转向，反而促使警方重新核查所谓“同伙”。
庭审期间，马艳红又突然翻供，编造与一名在逃人员合谋杀人的情节。由于刑事案件不能只凭口供定罪，法院依法休庭，检察机关重新补充证据。这个插曲使案件审理被拖延了一千多天，也让死者家属长期等待。
经过走访、物证比对和相关证人证言核实，所谓幕后指使者并不存在，马艳红的说法被证实为逃避责任的辩解。1998年12月22日，佳木斯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马艳红被执行死刑。四年间反复追查的案件，至此才真正落下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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