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北平天桥附近，张大千常在画室与戏园之间往来。有人记得他蓄着长须，穿长衫，谈画时神采飞扬，谈到女子与风月，也常带几分戏谑。正因为如此，民间才把他与唐伯虎并称，称作“古有唐寅，今有大千”。
不过，这个说法更多是对其个人生活的概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评价。张大千的情感经历确实复杂，但若只用“风流”二字概括，也容易把时代环境、婚姻关系和个人选择混在一起。
张大千出生于1899年，四川内江人。青年时期，他接受的是传统家庭教育，婚姻往往由父母安排，纳妾与多房婚姻在当时的社会上也并不罕见。可这并不意味着其中没有矛盾，更不代表所有女子都甘愿接受这样的生活。
在正式成婚之前，张大千曾有过两桩由家里安排的婚事。第一位是谢舜华，两人自幼相识，感情并非全无基础。遗憾的是，婚约确定后，谢舜华因病去世。后来家中又为他议定倪氏，但女方同样因病，婚事最终取消。
这两段经历没有留下太多可靠细节，却能说明一个问题：张大千早年的婚姻，并不是完全由自己选择。家族、疾病和礼俗，左右着一个年轻人的人生安排。直到后来，他才逐渐成为婚姻关系中的主动者。
他的第一位正式夫人，是曾正蓉。曾正蓉出身家庭，与张家有亲属关系，性情温和，长期承担着照料家庭的责任。婚后多年没有子女，夫妻感情逐渐疏远。后来两人有了女儿张心庆，关系却没有因此恢复如初。
曾正蓉把更多心思放到女儿身上，对张大千在外面的交往少有过问。这样的婚姻，表面仍在维持，实际却早已出现裂缝。不得不说，在传统家庭结构中，妻子常常承担了最多的责任，却未必拥有同等的选择权。
黄凝素是张大千的第二位夫人，内江人，略通诗画，性格比曾正蓉更为鲜明。她陪伴张大千多年，生育了八个子女，也是张家生活中的重要人物。有关她与张大千的故事，后来的回忆材料很多，但细节常有出入，不能全部当作确凿史实。
张大千与杨婉君的相识，则带有明显的艺术圈色彩。杨婉君原是北平天桥的京韵大鼓艺人，婚后张大千为她改名杨宛君。民间传说中，张大千是在天桥听曲时被她吸引，后来设法将她迎入家门。
这段婚姻对黄凝素打击很大。有人回忆，黄凝素后来沉迷麻将，并与张大千分开，另寻伴侣。张大千对此曾感到亏欠，分开时给予经济补偿。至于具体数额，流传版本不一，但他对这段关系心怀歉意，基本符合相关回忆中的描述。
有一次，友人劝张大千顾及家中感受，他只是淡淡地说：“画可以重来，人的缘分却未必。”这句话是否确为原话，难以考证，却很符合他一生在艺术与情感之间反复选择的状态。
张大千晚年的婚姻，是与徐雯波结合。徐雯波曾是其女儿张心瑞的同学，年龄比张大千小三十多岁。她早年便仰慕张大千，因女儿引荐而与其相识。两人关系确定后，家人并不赞成，后来徐雯波有了身孕，婚事才逐渐获得承认。
这段婚姻与前几段不同。张大千已是成名画家，年过半百，徐雯波则处在人生早期。年龄、身份与生活经验的差距，决定了两人的关系天然不平等。可他们仍然共同生活多年，徐雯波也在张大千晚年承担了照顾与陪伴的责任。
比起几位夫人，李秋君更像是张大千生命中的知己。李秋君出身上海名门李家，擅长诗词书画，李家与张家又是世交。张大千旅居上海时，曾与李秋君往来密切，两人兴趣相投，关系非同一般。
传闻李家长辈曾对张大千说：“既然你们情投意合，不如把秋君许给你。”张大千却回答自己已有妻室，不能让李秋君以妾室身份出嫁。这个故事流传甚广，但具体情节未必完全可靠。可以确定的是，李秋君后来终身未嫁，与张大千之间保持了长期而复杂的情谊。
张大千的交往范围，也不止于中国女性。1927年，他曾到朝鲜游历，结识歌女池春红。传说两人语言不通，却相处甚密。张大千作画时，池春红为他研墨；他休息时，她唱歌助兴。
有人说，张大千曾写信回家，询问能否将池春红带回中国。信中“欲向王孙问消息，银河可许小星藏”两句，常被解释为纳妾试探。但这段书信故事的原件尚未广泛公开，内容仍应视为传闻。后来张大千资助池春红开设药店，也有回忆资料提及，细节却难完全核实。
至于日本女子山田喜美子，传说是张大千在日本购买画材、办理装裱时认识的。两人曾有交往，张大千也赠送过画作。后来他怀疑对方更看重画作而非感情，关系便告结束。这个故事流传多年，却缺少完整档案支持，不能写成毫无疑问的定论。
张大千的情史，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不是女人数量，而是传统婚姻与现代观念之间的冲突。他既受旧式家庭约束，又以名家身份拥有较大的个人空间；身边的女性有人顺从，有人离开，也有人终身守着一段没有名分的感情。
艺术上的张大千，善于临摹、变法，也善于经营自己的名士形象。生活中的他同样复杂，既有责任和亏欠，也有任性与自我。把他简单说成“见一个爱一个”，未免过于粗略；把所有关系都包装成才子佳话，也同样失真。那些婚书、家事、传闻和分离，才共同拼出了一个具体而不完美的张大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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