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河南省会从开封迁到郑州。对许多人来说，这件事只是一次行政中心的转移，却也说明“州”字早已不再只是古代行政区的名称，而成了一个个城市的固定称谓。郑州、福州、广州、兰州，名字相同，来路却并不完全一样。
有人会问：“这些州，是不是都从传说中的九州直接传下来？”答案不能简单说是，也不能简单说不是。它们之间确实有历史联系，但九州首先是地理分区，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城市，更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具体地方。
《尚书·禹贡》所说的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主要用来概括天下山川、疆域和物产。不同典籍所列州名还有差别，《尔雅》提到幽州、营州，《周礼》又有幽州、并州。
这几个“九州”版本并不完全一致，恰恰说明它带有古代地理观念和政治理想的色彩。那时还没有郑州、广州这样的城市名称，所谓“州”，更像一张覆盖天下的区域地图。
真正让“州”进入国家治理体系的，是汉代。秦朝实行郡县制，全国主要以郡、县管理，州并未成为正式的地方行政层级。汉武帝时期，郡国数量不断增加，中央直接掌握地方越来越困难。
元封五年，即公元前106年，汉武帝设置刺史部，将全国划分为若干监察区域。通常所说的十三州，包括冀州、幽州、并州、兖州、豫州、青州、徐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朔方和交趾等区域。
这里要特别分清一点：西汉的“州”主要是监察区，不是后世那种有固定长官、完整衙署和下辖县份的行政州。刺史负责巡察郡国，州本身还没有完全变成地方政府。
变化发生在东汉末年。中平五年，也就是188年，汉灵帝任用州牧，把军政权力交给地方长官。州牧掌握一州军政，州由监察范围逐步转为实际行政区域。东汉末年的割据格局，正是州权扩大的重要背景。
当时有人问：“既然州本来只是监察区，为什么后来会越来越多？”原因就在于地方势力不断坐大。州牧、刺史掌兵之后，原本的地理名称便与军政力量结合，州也成了争夺天下的重要单位。
三国至南北朝，州名出现了大规模增长。割据政权往往沿用汉代州名，以显示自己的统治承继；疆域狭小的政权，也会拆分旧州、另设新州。名称越多，不一定代表地方越繁荣，往往反映的是政权分立和官职膨胀。
还有一种现象很有意思，叫“侨置州郡县”。战乱中，大批人口和士族南迁或北徙，新的政权会在安置地沿用他们故乡的州郡名称。于是，一个州名可能同时出现在相距很远的地方，既寄托乡土记忆，也方便安置流民和维系士族秩序。
州名增多还有现实考虑。官位不够分，就增设行政区；功臣需要封赏，就升郡为州；地方势力需要安抚，也可能从旧州中分出新州。北周大象二年，即580年，全国统计已有二百一十一州、五百零八郡。与东汉末年的十多个州相比，数量增长极为惊人。
隋朝统一后，面对的正是“州郡太多、官员太密”的局面。开皇三年，即583年，隋文帝下令罢除诸郡，重新实行州县两级，裁并大量地方机构。隋炀帝即位后又偏爱秦汉旧制，大业三年，即607年，把州改称为郡。
所以，隋代短暂出现了一个特殊阶段：作为正式行政区名称，州被郡取代。但这不等于所有带州地名都从地图上消失了。地方旧称、城名和民间称呼，仍可能继续流传。
唐高祖李渊建国后，很快在武德年间改郡为州。唐代又在州之上设置道，形成道、州、县的层级。州的辖区被压缩，通常管理若干县，行政功能更具体，也更接近一个地方中心。
福州、广州、扬州等名称，便是在这样的长期制度演变中逐渐固定下来。它们有的承接古代州名，有的经历改名、复名和辖境变化，不能把今天城市的边界，直接套回两千年前。
到了宋代，州仍是管理若干县的地方单位。元代开始出现只辖一城的州，州与县的差别缩小。明清时期，直隶州由省直接管理，普通散州则往往只管本城及附近区域，已经越来越像一个具体城市。
郑州的名称，早在隋唐时期便已见于行政建置；广州之名始于三国吴黄武五年，即226年，因原交州南部划出广州而得名；福州在唐开元十三年，即725年改称福州，此前长期使用闽州、建安等名称；兰州之名则在隋开皇元年，即581年正式出现。
这些年份说明，带“州”字的城市并非同一时间诞生。广州的州名很早，福州经历过多次更替，郑州和兰州则在隋唐行政调整中逐渐定型。名字保留下来，辖区却可能反复变化。
民国初年推行“废府州、存县”，许多州被改为县。但地名不会随着行政牌子一并消失，旧州名仍留在城镇、街道和民间称谓中。新中国成立后，部分地区撤县设市，又重新采用历史名称，于是“某州”再次成为城市名称。
因此，今天的“州”大致有三层来源：一是古代州级行政区留下的旧名，二是州治所在地逐渐演变成城镇名称，三是现代设市时对历史地名的恢复或沿用。它们同字不同命，不能一概而论。
明清州城多位于交通要道、河流沿岸或人口密集区，后来不少发展成省会、地级市和县级市。也有旧州城因河道变迁、交通转移而逐渐衰落，例如河北任丘的鄚州，今天只是鄚州镇。地名的层级变了，历史留下的那一个“州”字却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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