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那会儿我20岁，正是本该要脸面的年纪。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我绝不会干出那种偷鸡摸狗的勾当。但我真的太饿了，我已经整整两天滴水未进，从十几公里外的县城一路走过来，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
我咽了一口干沫，做贼心虚地四下张望了一番，确定周围只有虫鸣，便大着胆子爬进地里。借着微弱的月光，我摸到一根粗壮的红薯藤，顺着藤蔓往下抠。泥土有些硬，我顾不得疼，拼命地刨着，终于抠出一个拳头大小的红薯。
那一刻，我连泥都来不及擦，张嘴就要往上面咬。
“手里的东西放下。”
一道刺眼的手电筒强光突然从身后打过来，直直地晃在我的脸上。我吓得浑身一哆嗦，手里的红薯吧嗒一声掉在地上。我的眼睛被光刺得睁不开，只能下意识地抬起手臂去挡，心脏在胸腔里狂跳，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完了。
光晕晃动了一下，手电筒的光束往下压了压，照在我的脚边。我这才看清，站在我面前的是个女人。她穿着一件半旧的深蓝色咔叽布外套，脚上蹬着一双黑色高筒雨靴，手里除了手电筒，还拎着一把锄头。
她没有大喊大叫，也没有立刻上前抓我，只是用一种审视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
“多大了？”她的声音出奇的平静，透着一股不容抗拒的威严。
“二……二十。”我结结巴巴地回答，声音小得像蚊子哼，恨不得立刻找个地缝钻进去。
“二十岁，有手有脚的一个大老爷们，半夜三更在别人地里刨食吃，你爹妈就是这么教你的？”她的话像鞭子一样抽在我脸上，我的脸瞬间涨得通红，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死咬着嘴唇不让它掉下来。
我没法反驳，偷就是偷，贼就是贼。我低着头，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耳光或者村民们的扭送。
周围安静得可怕，只有风吹过红薯叶发出的沙沙声。过了好一会儿，我听到她叹了口气，把手电筒关了。
“去派出所，还是跟我回家？”
我猛地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她。在昏暗的夜色中，我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但她的语气不像是在开玩笑。去派出所，我这辈子就留了案底，再也抬不起头做人了。
“我……我跟你走。”我脱口而出，声音因为极度的恐惧和一丝侥幸而颤抖。
“跟上。”她没再废话，转身踩着田埂往村里走。
我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捡起地上那个沾满泥土的红薯，紧紧跟在她的身后。一路上，我都在脑子里胡思乱想。她是谁？为什么不喊人？她带我回家，是不是要在家里把我绑起来再报警？
走了大约十分钟，我们来到村头一户独门独院的砖房前。
她推开木门，在院子里洗了把手，然后推开堂屋的门，拉亮了昏黄的白炽灯，
“赶紧进来，把门带上，别让别人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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