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3姐弟太饿报警求助民警上门做饭 ,当天奶奶在做护工,爸爸临时外出

近日傍晚,浙江省诸暨市公安局姚江派出所接到一通特殊的报警电话。电话那头,一个稚嫩而小心翼翼的声音传来:“我们晚上没饭吃,好饿……请问可以帮助我们吗?”

报警人是一名12岁的女孩小花(化名)。她和一对年仅9岁的双胞胎弟弟一同生活在姚江,日常与父亲、奶奶共同居住。事发当日,奶奶在邻镇从事护工工作未能回家,父亲也因急事临时外出,家中仅留下小花和弟弟们三人。

3姐弟太饿报警求助民警上门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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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姐弟太饿报警求助民警上门做饭

临近晚饭时间,三个孩子面对灶台束手无策——无人会做饭,只能饿着肚子等待。眼看时间接近晚上7点,孩子们先后联系父亲和奶奶,但双方都因为距离远、有事脱不开身而无法赶回。更棘手的是,所在区域无法点外卖。饥肠辘辘之下,小花经过几番犹豫,最终鼓起勇气拨通了110报警电话。

接警后,姚江派出所民警迅速携带队员赶赴现场。

进门后,民警首先耐心询问家中是否有可用食材,三名孩子茫然摇头,对厨房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民警随即自行在屋内查找,在角落找到面饼,又从冰箱中取出鸡蛋,笑着问孩子们:"晚上给你们做面条好不好?"三个小家伙顿时眼睛发亮,连连点头。

随后,民辅警迅速切换至“煮夫”模式,生火、炒面、煎蛋一气呵成。不一会儿,一盘香气四溢的炒面配煎蛋便端上餐桌。三个孩子望着热气腾腾的饭菜,忍不住直咽口水,一大盘炒面很快被"扫荡"一空。

妥善解决当晚用餐后,民警并未就此离开。考虑到次日的就餐问题,他们主动对接辖区爱心食堂,为三名孩子协调好了第二天的餐食安排。同时,民警电话联系家长,详细告知当晚情况,并提醒其务必提前安排好孩子的基本生活保障。临行前,民辅警反复叮嘱孩子们关好门窗、切勿独自外出,有事随时拨打自己的电话。

(来源:钱江视频)

延伸阅读

“儿子把我的头按着撞向切菜板”,妈妈报警哭泣

凌晨1点,杭州翠苑派出所民警徐江出警归来。整理完出警记录后,他打开手机记事本,记下当事人的行为方式与自己的处置体会。

“自从上了分局的矛盾纠纷调解‘特训班’,每次遇到矛盾调解,我总要写上几笔。”徐江说,在参加分局组织的矛盾纠纷调解培训后,自己的从警经验值明显提升。

近日,潮新闻记者在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基层派出所蹲点,跟随民警记录下高温天里他们调解矛盾纠纷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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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夜,徐江在街头执行任务 谢春晖/摄

“天越热,情绪越需要‘降温’!”古荡派出所民警单敏东说,夏季的矛盾纠纷警情有个特点,往往就是事儿不大,但双方的火气很大。“我们发现在大多数矛盾纠纷类警情中,当事人除了要民警来‘论’个对错外,更需要能有一个情绪的宣泄口。”

母子争执“动了手”

民警如何让他们“冰释前嫌”

前不久,古荡派出所民警单敏东接到一起家庭纠纷警情——报警人哭诉遭遇家暴,情绪崩溃。

凭经验,他判断这更像激烈争吵而非暴力伤害。赶赴现场的几分钟里,他反复预演场景,所幸抵达时双方已停止争执:母亲在客厅哭泣坚称“儿子打了我”,儿子独自在房间沉默,气氛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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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敏东工作照 受访者供图

单敏东随即“背对背”沟通。

儿子称冲突仅因晚饭吃菜还是吃肉,而更深层次的是母亲嫌他宅家不工作、处处挑剔。母亲则委屈地表示儿子将她的头按着撞向切菜板,“我养了他30多年,他不出去工作,不结婚成家……”她说,自己伤透了心。

从法理层面确认双方未违法后,单敏东本可简单劝导结案,但他深知“心结不解,隐患仍在”。

在不影响后续勤务的前提下,他决定帮忙调解母子的矛盾。

让母子面对面后,他指出双方只盯着表面行为,忽视了彼此的付出与需求:儿子靠网络设计接单自给自足,并非游手好闲;母亲事无巨细的管控,背后是深沉却令人窒息的关爱。“你们需要给彼此留出空间,更要学会换位思考。”

半小时疏导后,单敏东拉起两人的手。儿子脱口而出“妈,对不起”,母亲落泪释然。

“那一刻我很触动,”单敏东说,“不确定隔阂能否彻底修复,但至少当时他们选择了放下。”

事实上,在基层派出所处置的矛盾纠纷类警情中, 家庭矛盾占了较大比例。“我们在处置中,要厘清事实,要依法处置,更要展开柔性调解。”单敏东说,家庭矛盾中要用温柔的方式解开心结才能让彼此和好如初。

食客的忌口条件有些“苛刻”

调解现场,民警如何既讲法又有情

“以前觉得调解要从法理说服当事人,现在发现既要讲法理,更要懂人情。”军转民警徐江说,基层纠纷大多“剪不断理还乱”,仅靠法条难以根治。

他和单敏东都是军转民警,从部队转业到派出所后,愈发体会到基层警务中“人情”的分量——绝大多数纠纷并非非黑即白的违法案件,而是夹杂着情绪、误解与未被看见的需求,唯有兼顾法理与情理,才能真正解开心结。

在一起餐饮店警情中,徐江带队赶到现场时,店内气氛剑拔弩张。

食客情绪激动地指责服务员“故意冒犯”,服务员则满脸委屈地辩解“只是正常工作”,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原来,食客有明确的食材忌口,不仅自己不吃,还在就餐过程中反复询问服务人员是否食用了该食材。这一行为让服务员感到被冒犯,认为食客“管得太宽”,言语间难免带了情绪,最终引发争吵并报警。

到场初期,徐江也有些不解:食客为何要对服务人员的私人饮食习惯如此在意?但他没有急于评判,而是耐心倾听食客的倾诉。直到这时他才了解到,食客曾有过与该食材相关的负面经历,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

“他不是要禁止服务员吃这种食材,只是想提前确认情况,避免自己在就餐时产生不适,也怕影响到其他人。”徐江说,食客的初衷是自我保护,但在沟通时缺乏边界感,语气生硬且带有质问意味,才让服务员产生了“被针对”的误解。

从旁观者视角看,食客的行为确有不当,但徐江始终提醒自己:“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只要是合法的喜好和行为,就应该得到尊重。”

在现场,双方都要求对方先说“对不起”,可情绪上头时,谁也不愿低头,那句道歉更是难有诚意。

徐江知道,此时强行要求道歉只会激化矛盾,必须先让双方“看见”彼此的立场。

他先把服务员拉到一旁,轻声解释了食客忌口背后的心理原因,让她明白对方的行为并非刻意刁难;又转身与食客沟通,肯定了他保护自身感受的合理性,同时温和地提醒:“您想了解情况没问题,但说话的方式可以更柔和些,毕竟服务员也是在履行职责,多一分体谅,沟通才会更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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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民警徐江调解完矛盾纠纷后,回到派出所会打开手机记事本记录和复盘调解过程 谢春晖/摄

徐江的调解既讲清了“边界感”的道理,也传递了“互相体谅”的情分。

在他的引导下,一场可能升级的冲突,在法理与情理的平衡中悄然化解。

事后徐江在记事本里写道:很多时候,当事人争的不是对错,而是被看到、被理解的需求有没有满足。民警要做的,就是帮他们把这份‘被看到、被理解’找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