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名八路与9名日军拼刺刀，八路被刺倒一片，杨成武无奈下令：每班配一支矛
1937年9月25日，山西平型关一带，八路军与日军的交锋并不总是炮火轰鸣。山沟、村口、交通壕，距离一旦缩短，步枪便可能来不及发挥作用，刺刀和大刀随即成为决定生死的武器。
这正是抗战初期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现实：现代战争已经进入火器时代，可在中国战场，白刃战仍然频繁发生。原因并不复杂，八路军弹药有限，部队常常分散行动；日军则把刺刀视为制式装备，三八式步枪装上刺刀后，枪身和刀身连成一体，攻击距离、稳定性都较突出。
日军的优势不只在武器。日本陆军长期把劈刺列入日常训练，动作讲究步法、距离和协同。士兵在小组行动时，并非一窝蜂冲上去，而是有人正面牵制，有人寻找侧面空隙，几个人之间还会轮换目标。这样的训练，到了近距离混战中便很容易显出效果。
八路军并非不会拼刺。许多战士参加过长征和土地革命战争，胆量、耐力与战场经验都很强。问题在于，勇敢不能替代装备，经验也不能完全弥补训练体系的差距。部队缴获的武器型号不一，刺刀数量更是严重不足，一支枪未必配得上一把刺刀。
1938年，华北战场曾发生过一场被反复提及的遭遇战。据有关回忆材料记载，五十名八路军战士与九名日军发生白刃交锋。参战的八路军不少是老兵，人数也占据明显优势，可交手之后，仍被日军刺倒一片。这个结果，听起来很难接受，却恰恰说明了近战中“人多”并不等于“占优”。
狭窄地形里，五十个人无法同时展开，真正能够接触敌人的，往往只有前面几排。日军利用步枪刺刀的长度和小组配合，不断变换攻击对象；八路军战士手中的武器却长短不一，有人拿大刀，有人使用缺少刺刀的步枪，只能靠贴身搏斗争取机会。
战斗中也并非没有反击。据说八路军曾刺杀日军军官，日军小股兵力也一度被压制，但当援兵赶到、枪声重新响起后，这场白刃战才被迫结束。具体地点和全部伤亡数字，公开材料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五十对九”更适合作为一个典型战例来理解，而不能当作所有细节都已确证的战斗报告。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杨成武看到这类战例后如何处理问题。与其要求战士用血肉硬扛刺刀，不如先解决“手里没有合适武器”的现实困难。于是，部队开始考虑用长矛、红缨枪等器械，作为刺刀不足时的补充。
“每班配一支长矛。”这句话的意义，不在于把八路军重新带回冷兵器时代，而在于利用现有条件，尽量把近战距离拉开。长矛制作相对容易，枪杆可就地取材，训练和维修也比制式刺刀简单。在村落、山地和夜袭中，它有时比短兵器更适合阻挡冲击。
当然，长矛不是刺刀的替代品，更不可能改变火器决定战场的基本规律。它只能解决局部问题：当弹药不足、敌我距离过近，或者部队需要守住狭窄通道时，长柄武器能够增加防线的纵深，使前排士兵不至于完全陷入贴身混战。
武器调整之后，训练也随之改变。八路军不再只练大刀和徒手格斗，而是针对日军刺杀动作，增加距离判断、多人协同、侧身闪避和连续突刺等内容。训练时制作简易护具，减少误伤，让战士在接近实战的条件下熟悉刺刀和长矛的攻击范围。
1938年3月16日的神头岭伏击战中，八路军依靠突然袭击、近距离射击和白刃突击，给日军造成重大打击。相关战斗不能简单归功于红缨枪，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地形选择、火力部署和部队协同。但长矛等武器的加入，确实为局部近战增加了一个可用手段。
抗战初期的刺刀劣势，表面看是武器差距，往深处看，则牵涉工业能力、后勤运输、训练制度和士兵营养。杨成武提出配备长矛，解决的只是其中一环；八路军随后不断改善射击、刺杀和协同训练，才让这种临时性的装备补充逐渐嵌入战术体系。刺刀战的教训，也就留在了那些山口、村庄和交通壕的战斗记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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