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秋，上海市市长陈毅在市政府会议上提出一项任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前，查清中共一大召开地点。地点已经消失近30年，线索零散，原有街名也多次更改，寻找难度远超一般人的想象。
当时，兴业路一带还没有纪念馆，也没有醒目的历史标志。如今人们熟悉的中共一大会址，门牌是兴业路76号；在1921年，它属于法租界望志路一带，是一幢普通的石库门住宅。
陈毅把任务交给上海市委宣传部。宣传部副部长姚溱随即找到沈之瑜。沈之瑜熟悉上海，曾在刘海粟门下学习，参加过新四军，上海解放后又在军管会文艺处工作。查找旧址，既需要党史知识，也离不开对城市街巷的了解。
真正有用的线索，来自公安系统。上海市公安局副科长周之友，是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的儿子。周佛海后来背叛革命，成为汉奸，但他的儿子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之友提到，父亲曾写过一本回忆录，里面或许留有一大会议的细节。
沈之瑜找到这本《往矣集》。书中写道，毛泽东等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会议则在贝勒路李汉俊家中举行。短短几句话，提供了两个方向：代表们住在哪里，以及会议可能在哪里召开。
问题也随之出现。贝勒路后来改称黄陂南路，街道两侧房屋众多，仅凭一个“李汉俊家”，几乎无法锁定具体门牌。更麻烦的是，周佛海的记忆并不完全准确，早年的街名、房屋和道路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
调查人员于是请来杨淑慧协助辨认。她是周佛海的遗孀，1921年曾随丈夫到过李汉俊家。那时距离一大召开已经过去29年，城市面貌大变，许多旧建筑经过改建，连熟悉的街角也难以辨认。
她和沈之瑜沿着黄陂南路寻找了一整天，仍然没有结果。杨淑慧后来回忆，真正让她产生印象的，并不是黄陂南路上的某座房子，而是两条路交汇处的一家店铺。
那家店名叫“恒昌福面坊”，位于当时的望志路，也就是今天的兴业路附近。杨淑慧看着房屋外形，觉得很像李汉俊家，却不敢直接确认。她只对沈之瑜说：“这里很像，但还得查一查。”
这句话很关键。旧址认定不能只凭印象，更不能因为地址相近就仓促下结论。沈之瑜开始查找房屋租赁和产权资料，结果发现，1920年夏天，望志路上曾有一人建造五幢房屋，准备出租。
其中两幢房子被李书城租下。李书城是李汉俊的哥哥，后来从日本回国的李汉俊也住在那里。兄弟二人把中间部分打通，形成一处相对完整的住宅。中共一大筹备期间，李汉俊正是在这里与李达等人准备会议。
“恒昌福面坊”的来历，也逐渐清楚。李书城搬走后，李汉俊于1927年牺牲，房屋几经转租，后来被经营酱菜生意的董正昌租用。再往后，董正昌的亲属在此开设面粉店，一直经营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也就是说，中共一大旧址并非一直保存为革命遗址，而是在相当长时间里，被普通商户当作经营场所。二十多年间，店铺的招牌、货物和来往顾客遮住了这座房屋原有的历史身份。
上海方面仍没有立即宣布结论。相关人员拍下房屋照片，送往北京，请当年参加中共一大的毛泽东、董必武辨认。13位一大代表中，到了1950年前后，仍在党内工作的代表已经不多，毛泽东和董必武的意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两人看过照片后，认为房屋格局与当年相符。中央方面还建议请李达辨认。1921年召开一大时，李达与李汉俊共同筹备会场，对房屋内部情况最为熟悉。此时李达已任湖南大学校长，虽然早年曾脱离党组织，但始终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李达来到面粉店后，没有停留太久，便认出了房屋。他说：“就是这里，这里就是李汉俊的家。”这句辨认，补上了文献、实地调查和亲历者记忆之间的最后一环。
中共一大会址由此得到确认。后来，相关部门依据历史资料对房屋进行修缮和复原，使其恢复石库门建筑原貌。1961年，中共一大会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门牌也固定为上海市兴业路76号。那家曾经喧闹了20多年的面粉店，最终从旧址中退出，房屋原本的历史身份重新被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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