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毛主席问康克清：你知道夜郎在哪里吗？康克清坦言：这个问题太难了
1934年10月，江西于都，康克清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她当时不是普通随军家属，而是红军总部直属队指导员，承担着队伍管理、警卫联络和行军保障等事务。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部队被迫突围，许多干部带伤行军，直属队的任务也随之变得格外沉重。
长征初期，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因伤病行动不便，常常随队伍后部前进。后卫看似不起眼，实际最容易遭到追兵袭扰。康克清要安排人员警戒，照料伤病员，还要判断道路和敌情。那不是单纯的行政工作，而是随时可能转化为战斗指挥。
在贵州一带行军时，直属队曾遭遇敌军小股袭击。康克清没有只等待前方部队增援，而是组织人员隐蔽，调动武装力量进行反击，并让小部队从侧后方实施迂回。战斗规模不大，却关系到中央领导和伤病员的安全。女性干部在红军中并非只负责后勤，康克清的经历正说明，她们同样要承担军事判断和现场指挥。
长征途中还有一个流传较广的细节。一次行军间隙，毛泽东与康克清谈到贵州历史，问她是否知道夜郎在哪里。康克清一时答不上来，便说这个问题太难。毛泽东随后谈到夜郎国及“夜郎自大”的典故。这个插曲并不改变行军任务，却能看出当时队伍中的谈话并不局限于军事，地理、历史和现实处境常常交织在一起。
真正严峻的考验，出现在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1935年6月，两支红军在川西会合，力量得到补充，也出现了新的战略分歧。中央主张北上，向陕甘地区发展；张国焘则倾向于向西、向南寻找出路。两种意见背后，是对敌情、根据地条件和红军未来方向的不同判断。
1935年8月3日，中央军委作出两个方面军混合编组的决定，原本是为了加强统一指挥。然而部队整合并没有立刻消除分歧。9月13日，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会议，反对中央北上部署，红军内部的矛盾由军事意见逐渐发展为组织和路线冲突。
朱德作为红军总司令，坚持维护中央的统一领导。康克清虽然身处基层和直属队工作岗位，也没有因为朱德的身份而回避政治立场。她后来被调往红四方面军妇女运动委员会，肖成英奉命与她接触。两人起初关系带有工作监督性质，后来在共同处境中逐渐成为能够相互支持的同志。
值得一提的是，路线分歧并非只发生在会议文件中。干部调动、物资分配、警卫安排，都会受到政治态度影响。对朱德和康克清的排挤，使正常工作蒙上了阴影，也让部队内部的信任受到损害。康克清没有公开制造对立，却通过妇女干部和基层人员做解释、做团结工作，尽量避免分歧扩散到普通战士之中。
1936年初春，红四方面军再次经过夹金山一带，康克清因高寒、劳累和疾病倒下。相关回忆材料记载，她病情严重时一度不能正常行走，甚至有被留置在当地的安排。朱德得知后要求设法救治，肖成英也参与照料。医疗条件极为有限，所谓救治，往往只是寻找药物、安排担架和保证一口热食。
康克清最终没有脱离队伍。身体尚未完全恢复，她仍设法随部队翻越雪山。这个细节的意义，不在于把她描述成不会倒下的人，而在于她倒下之后仍被同志接回队伍，并重新承担任务。长征中的坚持，既靠个人意志，也靠组织照料和战友互助。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1936年9月以后，红四方面军在甘肃南部继续作战，红军各部的战略态势逐步改变。张国焘坚持西进的主张失去条件，红军统一北上的方向得到巩固。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后在会宁、将台堡等地会师，长征由此完成了关键的战略汇合。
康克清在这段历史中的位置，既不是“总司令的妻子”几个字可以概括，也不能只用一场战斗来说明。她在警卫、管理、战斗和政治工作之间不断转换，所面对的既有追兵，也有高原疾病和内部路线冲突。毛泽东问她夜郎所在，留下的是行军中的谈话；她真正留下的，则是直属队和红军队伍中的实际工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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