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10日，沈阳大帅府老虎厅，张学良、杨宇霆、常荫槐三人短暂会面。谁也没有想到，这顿“晚饭”会成为一句托辞，更不会想到，东北政局将因此彻底改写。
杨宇霆和常荫槐原本是来请示成立东北铁路署的事。张学良没有立即批复，只说：“现在到晚饭时间了，吃过饭再议。”杨宇霆答道：“我回去用饭，饭后再来。”两人离开后，张学良随即召来警务处长高纪毅，下达了处决命令。
不久，杨、常二人返回老虎厅。六名卫士突然进入会客厅，枪声很快响起。杨宇霆、常荫槐当场身亡。张学良随后以“妨害统一，阻挠新政”为由，向外界解释此事。
这不是一次临时起意的冲突。张学良与杨宇霆之间的裂痕，早在1928年张作霖遇害后便逐渐扩大。皇姑屯事件发生于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列车，张作霖重伤不治。张学良接掌东北时，年仅27岁，面对的却是一个由旧部、军队、财政和地方势力交织而成的庞大体系。
杨宇霆是奉系的重要谋士，长期担任总参议、兵工厂督办，因善于谋划而有“小诸葛”之称。张作霖在世时，他确实办过不少难办的事情，在奉系内部颇有威望。问题在于，这种威望很快转化成了对权力的自信。
张作霖去世后，杨宇霆表面上拥护张学良，实际却没有把这位年轻的新主帅真正放在眼里。他经常越过正常程序调拨经费，又试图兼任军队职务。地方官员和军中人物到任后，也常被邀请到杨公馆。时间一长，杨公馆竟像另一个权力中心。
张学良并非没有尝试缓和关系。他曾主动示好，甚至提出把奉天省的事务交给杨宇霆处理。杨宇霆却说：“我能跟你父亲共事，不能跟你共事。”这句话究竟是在什么场合说出，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两人之间的隔阂，却是实实在在的。
真正无法调和的分歧，出现在东北的政治方向上。张学良希望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完成东北易帜，使东北名义上归于全国统一。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正式宣布，张学良承认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帜和名义。
杨宇霆对此并不赞成。他担心奉系多年的地盘和军政资源被南京方面接收，也不信任蒋介石。常荫槐掌管东北交通事务，同样反对一些与南京合作的安排。铁路、公路、军队和财政，表面看是具体事务，背后其实都是东北权力归属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日本方面一直在利用奉系内部的矛盾。张作霖死后，日本关东军希望东北陷入分裂，便不断散布有关杨宇霆的传闻，也密切关注东北军政人物之间的往来。日本人的挑拨未必能制造全部冲突，却确实加重了张学良的疑虑。
1929年1月7日，杨宇霆为父亲举办寿宴。张学良也应邀出席。宴会上的礼数差异，给他留下了强烈刺激：张学良到场时，许多人只是起身敷衍；杨宇霆出现后，众人却纷纷站起来迎接。那种场面，在政治人物眼中绝不仅是礼节问题。
回到帅府后，于凤至对张学良说：“你哪里像东北的主人，他才像。”关于张学良掷银元、以正反面决定生死的故事，后来流传甚广，但细节未必都能由同时代材料完全证实。可以确定的是，寿宴之后，张学良已经认为杨宇霆的存在，直接威胁到自己的统治。
蒋介石也在此时发来电报，提醒张学良提防杨宇霆与地方势力往来，并劝他采取果断行动。张学良是否完全依据这封电报作出决定，学界仍有不同讨论，但电报显然强化了他的判断：如果继续容忍，东北内部可能出现两个权力核心。
枪杀杨常二人后，张学良迅速控制了局面。杨宇霆的势力被清理，东北军政系统暂时恢复统一，张学良也因此立住了威信。可这场行动带来的并不只是权力集中。杨宇霆毕竟是奉系旧部中的核心人物，杀戮留下的裂痕，后来一直没有真正消失。
多年以后，张学良在海外接受访问，回忆起自己的一生。他晚年曾表示，西安事变是自己不后悔的一件事；而1929年在老虎厅下令杀死杨宇霆，则是最难以释怀的事情之一。他甚至说：“在那以前我不迷信，杀了杨宇霆以后，我不得不信。”
这句话并非替当年的决定翻案，而是一个经历了长期幽禁、亲眼见过局势反复的人，对旧日选择留下的沉重注脚。对于杨宇霆之死，他后来将其称为“凄惨的、遗憾的事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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