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秋，湖南长沙北郊陆军第163医院外，一位穿病号服的老人每天清晨拎着粪筐出门。他不进街巷，也不与人闲聊，只在田边、路旁寻找牛马粪，装满后送到附近生产队。
附近群众看了几天，终于有人忍不住问：“老人家，您是哪一家的？这么大年纪还干这个，不累吗？”
老人笑了笑，只回答：“不累，我就是个当兵的。”
生产队原本想把这件事报告医院，给老人送面锦旗或写封表扬信。医院方面听完却连连摇头，说院里没有这样一位老人。生产队员觉得奇怪，明明老人穿着病号服，难道还能认错？
他们又详细描述了老人的相貌。医院领导听到一半，神情突然变了，立刻带人赶往病房。隔着窗户确认后，领导对生产队员说：“就是他。不过，他不是普通病人，是开国将军何德全。”
这句话传开，附近群众都愣住了。一个中将，住院期间为何穿着病号服去拾粪？答案并不复杂。何德全一生从贫苦农民中走来，参加革命后长期保持着劳动习惯，也把节俭和为群众办事看得很平常。
1897年9月5日，何德全出生在湖南长沙县干杉乡一个贫困农家。幼年丧母，父亲又早逝，他很小便尝过饥饿和流离。13岁那年，家庭再无力供他读书，只能外出谋生。
1912年，15岁的何德全进入湘军鲁涤平部当兵。身材瘦小的他起初受过欺负，但没有一味忍让，靠着一股硬气站稳了脚跟。后来，他凭表现当上班长。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彭德怀成为他手下的新兵。彭德怀初到部队时受到排挤，何德全便把他调到自己班里照应。两人相处投缘，彭德怀还曾到何德全家中住过十多天。
何德全后来回忆旧军队，最难接受的并不是操练辛苦，而是军纪混乱、官兵不平等。1927年，他奉命带兵搜捕共产党人，却有意拖延时间，使目标得以转移。事情败露后，他被扣上“共党嫌疑”的帽子，随后撤职回乡。
这次失意，反而让他的选择更加明确。1929年，得知湘东一带正在开展武装斗争，何德全借了两块银元，准备投奔红军。途中被靖卫团抓住，因认识团长才免于一死。对方劝他留下做事，他没有答应。
后来，靖卫团溃散，散兵携枪扰民。何德全借口奉命收缴枪械，设法收集了14支步枪，准备交给红军。1930年7月，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攻克长沙，何德全立即写信联系这位旧日班长。
两人重逢时，彭德怀十分高兴。何德全提出参加红军，随后被安排到红三军团第三师特务营任排长。他把先前收缴的14支步枪交给部队，彭德怀曾批示发给他100块银元作为奖励，何德全没有接受。同一天，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他没有凭旧交谋求特殊照顾，而是从基层岗位做起，在战斗中逐渐成长。第五次反“围剿”期间，高虎垴战斗持续6天，红军阵地承受了敌军反复冲击。何德全当时身患疟疾，仍奉命率部坚守，弹药用尽后，官兵以刺刀和石块继续抵抗，掩护主力转移。
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八路军第115师教导大队大队长。1941年调往延安后，考虑到自己文化基础和身体状况，他主动向王稼祥说明困难，改任八路军第18兵站部部长兼党委书记。
兵站工作并不显眼，却最考验实际本领。陕北遭到封锁时，粮食、棉衣和鞋子都很紧缺。何德全带干部战士收集废钢铁，打造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夜里还和妻子借着煤油灯，把旧衣物拆洗后缝成布鞋，所得收入大多交给公家。
他不是只要求别人吃苦。大生产运动中，何德全亲自扛锄头下地，常常天不亮就带队出发。这样的作风，后来也延续到家庭生活中。
1949年长沙和平解放后，何德全见到了分别十多年的儿子何罗生。儿子希望父亲帮忙安排一份工作，何德全却没有利用身份替他谋职，只说：“种田也是工作，只是分工不同。”
何罗生听从父亲安排，长期在农村从事生产，后来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孙子参军后曾写信，希望爷爷托关系帮助提干，何德全同样拒绝了。他认为，军人的进步要靠自身表现，不能把亲情变成通行证。
1955年实行军衔制，何德全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之后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这样的身份，没有改变他的生活习惯。
1958年住院期间，国家提倡积肥支援农业。何德全看到医院附近畜禽粪便无人收集，便拿起铲子和粪筐，每天清晨出门。生产队想为他宣传，他却不愿接受采访。
面对记者，他说：“为群众做点事，是当兵人的本分，拾粪有什么好宣传的？”
记者提醒他是战功赫赫的将军，何德全摆摆手道：“将军也是解放军的一员。朱总司令都给老乡拾过粪，我做这点事算什么？”
病情好转后，他仍坚持参加劳动。1961年，仅靠自己劳动，他收获干麦子130斤、豆子60多斤、高粱120斤和南瓜1200多斤。那些数字写在报纸上，引起关注的不是产量本身，而是一位中将依旧把劳动当作日常。
1982年2月，何德全再次住进第163医院，后转往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治疗。1983年3月20日，他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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