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的飞机上我没有睡。林世铭那封信复印件我看了很多遍。信上写着“名单在南边”，陈阿成说鼓浪屿那栋别墅的地下有两个隔间，一个是账册，另一个是空的。空地就是原本放名单的地方。那名单后来去了哪儿？

飞机降落上海的时候外面下着小雨。我转乘高铁到厦门，到站时天已经黑了。我没有回日租房，直接去了鼓浪屿。轮渡上没几个人，海风裹着水汽打在脸上。我站在船舷边，看着鼓浪屿的灯火一点一点地靠近。

上岸之后我穿过小巷往那栋别墅走。晚上的鼓浪屿比白天安静很多，路灯把石板路照成暖黄色，两边老房子的窗户里透出灯光。我走到那栋灰白色别墅前，院子门还是锁着的，我绕到后面，后窗的锁扣还是松的。我翻进去落地的时候踩到了一根枯枝，咔嚓一声响，我蹲在原地停了一下，院子里安安静静。我进了屋走到一楼墙角，撬开地砖顺着台阶走下去。

地下室还是老样子。铁皮箱在角落放着，打开盖子里面油纸还在，账册还在，什么都没有动过。我蹲在地上把铁皮箱挪开，露出它原本压着的地面。那块地砖的颜色和旁边的稍微不一样——偏浅一些。我用钥匙尖沿着砖缝撬了一下，地砖松了。下面是一层薄木板，木板下面是泥土，但泥土的压实程度和周围不一样，像是被人回填过。

我趴下来用手电筒照了一下，泥土表面有轻微的凹陷痕迹，像曾经放过一个方形的箱子。我伸手进去摸了一圈，土是干燥的，砖缝边缘干净。这个隔间被人打开过，里面的东西被拿走了。

我坐回水泥地上，手电筒照在铁皮箱子上。账册还在这里，名单不在这里。林世铭把两样东西拆开放，名单比账册更重要。账册可以被找到，名单不能。所以他把名单放在了一个更不容易被找到的地方。只是后来有人找到了，并且拿走了。

我站起来在地下来回走了几步。手电筒的光束扫过墙壁和地面，扫过台阶和墙角。地下室的面积不大，除了我站的地方之外没有别的出口，也没有别的暗格。唯一的隔间就是铁皮箱下面那一块，已经空了。

我顺着台阶走回一楼。站在黑暗的客厅里，从内兜里掏出林世铭的信和蔡南卿的信并排放在手机灯光下看了一遍。陈阿成说“箱子在地上，地上有人认得”——这句话里“地上”如果指的是一栋房子，那么“地上有人认得”就是指知道这栋房子底细的人。名单不在鼓浪屿了，但线索依然指向鼓浪屿。

我站在院子里往外看。鼓浪屿的夜很静，远处的海面上有船的灯光缓缓移动。我回过头看了一眼那栋别墅的侧面墙壁——外墙面砖颜色深浅不一，其中一堵墙的颜色明显偏深，陈阿成说过，别墅的地基里埋着东西。我绕着房子走了一圈，在房子背面接近地面处的一块砖上看到了一个标记——三个浅浅的刻痕组成的一个符号，像是一个“三”字被斜着切了一刀，旁边还有一个字母或者数字痕迹已经模糊了。我蹲下来用手指摸了一下刻痕边缘，粗糙的，像是被人用钥匙尖或者钉子刻上去的，然后过了很多年又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了。

三号。三号库的“三”。

我站起来看着那面墙，墙脚那一排青砖有一块颜色比别的深，像是后来补过的。缝隙里的水泥颜色不太一样。这块砖背后可能有东西。但这里是外墙，墙外是一条窄巷，巷子对面的住家窗户亮着灯，有人影在窗帘后面晃动。我退后两步撤到阴影里。

我不会在今晚动手。名单早就不在这里了，挖开一堵墙也不会找回什么。但那个标记让我知道了一件事——林世铭确实来过这里。他在自己的别墅外墙上留下了记号，在那个地下室里放了账册和名单。有人拿走了名单，但没有拿走账册，也没有毁掉外墙的记号。他不是来销毁证据的，他是来取走名单的——取走林世铭特意留给他的那份名单。

我沿着来路翻出后院，穿过小巷走回码头方向。末班轮渡快开了，我跑了两步赶上船。海面上风很大，吹得衣摆啪啪响。我在船舷边站着，手撑着冰凉的铁栏杆。名单是被林世铭信得过的人取走的——所以他留下了账册。名单被取走了，但一定会再回到原处。只要确定是谁取走的，找到那个人就能找到名单。

轮渡靠岸的时候，手机震了一下。老吴的短信：“你寄的东西收到了。另外有个事情——省文物局给我打电话了，问你是不是在查一批民国时期的侨批档案。他们想找你面谈。”

我站在码头上把这条短信看了两遍。省文物局。官方。

我回了一条：“让他们等我三天。”

发完之后我把手机揣回兜里，往亮着灯的市区走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