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了最早的一班飞机，从厦门飞上海转旧金山。

出发那天早上，我把铁盒子从日租房床底下的暗格里取出来。打开盖子，十二本账册沉甸甸地码在盒子里，我拿起最上面那本摸了摸封面。然后拿出一本拍了照，其余十一本重新放回盒子，用油纸包好，塞回暗格里。蔡南卿的信原件也留在了盒子里，我只带复印件。那把刻着“三号”的铜钥匙，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留在了盒子里。随身只带了林世铭那张照片的复印件和陈阿成的电话号码，以及一本记满了笔记的旧本子。

出门之前我在日租房桌角压了一张纸：“老吴：铁盒子在床底暗格。我走了，回来再联系。”

然后我锁上门把钥匙留在了门垫下面。

虹桥机场的人比我想的多得多。我背着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过安检，包里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那本旧本子，口袋里揣着护照。过安检的时候工作人员翻了我包里的旧本子，看了一眼封面又放了回去。没有人问我那本子上写的是什么。我过了安检口，走进候机大厅，找了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来。透过玻璃能看见停机坪上一排排的飞机，金属外壳在太阳底下反着光。

我把旧本子从包里拿出来翻开。第一页写着第一行字：“1993年7月，大同路废纸堆，光绪粮户执照。”后面的每一页都记着一条线索，人名、地名、日期、对话原话。断指老人的“名单比钱重要”，周振声的“我签了”，陈阿成的“你来旧金山找我”，蔡南卿的信全文抄录。从头翻到尾，一共四十三页，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是我亲手写上去的。

登机广播响了。我把本子合上，装回包里。站起来的时候腿有点发软，没什么好掩饰的，就是紧张。我从来没有坐过飞机，更别说是去旧金山。队伍往前挪，我把登机牌递给地勤，她撕了一半留了一半给我，笑着说了句“旅途愉快”。我点点头，走进了登机通道。

经济舱的座位比我想的更窄。我找到靠窗的位子坐下来，把包放在膝盖上，系好安全带。旁边坐的是一个穿灰色夹克的中年男人，手里拿着一本英文杂志，看了我一眼。我冲他点了点头。飞机开始滑行的时候我透过窗户往外看，停机坪上的地勤人员挥着手，跑道两侧的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退，然后机身一震，离开了地面。

上海的天从窗口里斜过去，先是灰色的高楼，然后是绿色的郊区，然后是河和山，再然后就只剩下云了。云铺在机身下面，白茫茫的一片，像一张巨大的纸。我靠在椅背上，感觉飞机越飞越高，云层越来越厚。海在云下面看不见了，但我知道它就在那儿。

林世铭在1949年写下那封信的时候，他也在某个地方看着同样的海吗？他写那封绝笔信的时候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他知道自己的名字会在四十四年后被一个收破烂的从废纸堆里捡起来。他写了，他把话留下就走了。我想了想，如果换成我，我会不会像他一样把线索拆成碎片分给五六个人，让他们自己去拼？会，一定会的。

云层裂开了一条缝，露出下面深蓝色的海面，反着光，像一大块玻璃。飞机稳稳地往前飞着，没有颠簸，也没有声音。我靠着窗户，看着云和海之间的那条线，没有合眼。我这一去能不能活着回来？我不知道。但我很清楚一件事——从我在大同路那堆废纸里翻出那张粮户执照到现在，满打满算还不到一个月。一个月之前我还是一个在厦门街巷里蹬三轮收废品的人，现在我已经坐在飞越太平洋的航班上了。我这一趟能走到哪儿算哪儿。只要人没死，路就没断。

我把包抱在怀里，闭上了眼睛。云层下面的海没有尽头，飞机也没有尽头。旧金山还在十二个小时之外，陈阿成还在那里等我，林世铭的信还在那里。我慢慢睡着了。在梦里那些名字和脸混在一起，老郑头坐在他的铺子里修书，断指老人站在泉州旧货市场后面朝我招手，周振声在养老院的床上睁开眼睛。他们都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

然后飞机轻轻颠簸了一下，我醒了。窗外的天已经暗了下来，云层下面是黑色的海面，海面上偶然有船灯像一颗星星那么小。我低头看着那点光，它也在看着我。陈阿成在旧金山等我。信还在那里。答案也还在那里。

我伸手进内兜摸了一下那张林世铭照片的复印件，纸角已经磨软了。照片上的他戴着圆框眼镜，穿着长衫站在侨批公会门口，像是站在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望着一个我不知道的方向。我摸了摸那张纸，把它放回去。

飞机穿过云层继续往前飞，灯光还在远处亮着。我知道自己回不了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