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运动品牌过去二十年的故事,说到底是一群人把一件衣服一双鞋从晋江的小作坊卖到了全世界。安踏是这里面跑得最快的一个。2026年秋天,这个千亿帝国里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主品牌CEO徐阳走了,举家迁往洛杉矶。
“另有任用”四个字挂在公告里,人却在34天后坐上了飞往美国的航班。飞机起飞一小时,朋友圈更新了一条消息。这个时间点的选择,让所有看到消息的人心里都咯噔一下。
要理解这件事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波澜,得先把时间拉回到更早的时候。
1991年,丁世忠在福建晋江创办了安踏。那时候晋江遍地都是制鞋作坊,一双鞋出厂价几十块钱,贴上别人的牌子就能卖到几百块。丁世忠是第一个想到要自己做品牌的人。他花80万请孔令辉代言,在央视打广告,一句“安踏,永不止步”让这个牌子走进了中国人的客厅。
后来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安踏上市、收购FILA、收购亚玛芬体育、把始祖鸟和萨洛蒙带入中国市场。丁世忠把安踏从一家晋江鞋厂做成了一个横跨大众和高端、覆盖专业和时尚的体育帝国。2025年,安踏集团营收802亿,连续第四年超过耐克中国。
但安踏主品牌的故事没那么光鲜。这个承载着“国产第一运动品牌”名号的业务线,在集团的版图里越来越像一块压舱石——重要,但增长缓慢。
徐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手安踏主品牌的。
2006年,一个厦门大学英美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加入了安踏。那时候安踏还没上市,总部还在晋江,办公楼不算气派。徐阳从品牌管理岗做起,一路做到篮球事业部总经理。他的背景有点特殊——在4A广告公司待过,懂品牌、懂传播,这在当时的晋江系企业里算是稀缺人才。
2019年,安踏联合财团完成了对亚玛芬体育的收购。这笔交易金额46亿欧元,是中国体育用品行业最大的一笔海外并购。亚玛芬旗下有始祖鸟、萨洛蒙、威尔逊、阿托米克等十几个品牌,其中始祖鸟在户外圈的地位相当于汽车里的保时捷。
徐阳被任命为始祖鸟大中华区总经理。那时候始祖鸟在中国一年卖8个亿,会员1.4万,门店很少,一件冲锋衣三四千块,普通消费者连门店都不敢进。
四年后,这个数字变成了近30亿,会员170万,单店年均收入从200万跳到1亿。始祖鸟从一个只有户外老炮才知道的品牌,变成了和lululemon、迪桑特并列的“中产三宝”。一件Beta LT冲锋衣在年轻人心中的地位,不亚于一双限量球鞋。
这个成绩是怎么做到的。徐阳做对了几件事。第一,他坚持始祖鸟的专业定位,没有为了冲销量去降价或者做低端线。第二,他把始祖鸟的门店从户外商场搬进了高端购物中心,和奢侈品做邻居。第三,他抓住了中国中产阶级消费升级和户外运动兴起的大趋势。第四,他做社群,把会员从1.4万做到170万,让用户之间产生连接。
这些打法后来被他带到了安踏主品牌。
2023年初,徐阳就任安踏品牌CEO。他在投资者日上定了一个目标:2023到2026年,安踏主品牌流水年复合增长10%到15%,2026年单品牌营收冲击600亿,三年之内在中国市场超过耐克。
这个目标在当时听起来不算离谱。2021年新疆棉事件之后,国货运动品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窗口期,安踏主品牌的增长一度很猛。但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市场变了。消费降级的声浪越来越大,线下零售整体疲软,运动品牌的增长逻辑从“量价齐升”变成了“以价换量”。
2025年的财报把现实摊在了桌面上。安踏主品牌收入347.54亿,增速3.7%。FILA增长了6.9%,其他品牌增长了59.2%,迪桑特流水破百亿。主品牌在集团里的比重从47.3%滑到了43.3%。
3.7%这个数字,距离10%到15%的目标差了不止一个身位。
徐阳在主品牌做了几件事。他推“超级安踏”大店项目,要把安踏门店从传统的街边店升级为体验式的大店。他做渠道改革,收编部分加盟商,统一品牌形象和运营标准。他尝试把始祖鸟的精细化运营打法复制到大众品牌上。
效果有好有坏。大店项目在一些城市表现不错,但在很多下沉市场,投入大、产出跟不上,加盟商的积极性受挫。渠道改革触碰了很多人的利益,推进过程中阻力不小。
这里得说句公道话。安踏主品牌的问题,不是徐阳一个人造成的。这个品牌有上万家门店,其中相当一部分在三四线城市,面对的消费者价格敏感度很高。在消费疲软的大环境下,大众运动品牌的增长本来就比高端品牌更难。把3.7%的锅全甩给徐阳,不客观。
但资本市场不这么想。CEO定下的目标没达成,总得有人承担责任。2026年7月15日,安踏集团发布公告: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CEO,集团执行董事、联席CEO赖世贤代理该职务。公告里还有四个字:另有任用。
这四个字很微妙。如果是正常的职业经理人离职,通常会有感谢贡献、祝福未来之类的措辞。但“另有任用”暗示着徐阳可能还在安踏的体系里,只是不再担任安踏品牌CEO。后来有消息说,他可能会去亚玛芬体育体系内的某个岗位,但最终,他选择了离开。
从7月15日到8月18日,34天。这34天里,徐阳没有公开露面,没有接受采访,社交账号停更。他完成了工作交接,处理了个人事务。然后,他坐上了一架从香港飞往洛杉矶的航班。
飞机起飞一小时后,朋友圈更新了一条消息。没有长文,没有抒情,只有简单的几个字:因家人留学原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
这个时间点的选择,透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谨慎。飞机已经离开了中国领空,手机即将关机,地面上的任何人都无法联系到他。消息发出去,舆论的潮水涌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在太平洋上空了。
安踏这边很平静。赖世贤代理CEO后,主品牌的策略没变,新品发布、渠道布局、营销活动一切照旧。集团股价没有大幅波动。一个千亿级企业的治理体系在这一刻显示了它的成熟度。徐阳的离开,对安踏来说不是伤筋动骨的事。
但这件事在舆论场里的分量,远比安踏内部的平静要重得多。
徐阳在安踏20年。从晋江到厦门,从品牌专员到主品牌CEO,他把职业生涯最好的时光都给了这家公司。他参与了中国运动品牌从代工到品牌的转型,见证了安踏从几十亿到八百亿的跨越。他在始祖鸟创造了教科书级别的增长案例。然后,他在主品牌增长乏力的时候离开,举家迁往洛杉矶。
有人算了一笔账。徐阳在安踏20年,按职业经理人的薪酬水平估算,他的收入总和不会低于一个亿。加上股权激励和奖金,实际数字可能更高。这些财富,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中国运动品牌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积累的。现在,他把这笔钱带去了美国,在洛杉矶开始新生活。
支持他的人说,这没什么不对。职业经理人不是创始人,没有义务把自己的命运和一家公司绑死。工作就是工作,交接清楚、不违规不违约,去哪里生活是个人的自由。家人要留学,要去陪读,这个理由足够充分。
反对他的人说,情感上过不去。安踏给了他平台和机会,中国市场给了他施展的空间,他在这个行业里获得了地位和财富,转头就把生活根基挪到了海外。国内打拼、海外享受这个模式,对于正在努力追赶国际品牌的中国企业来说,是个不太好看的注脚。
两种声音都很大,谁也说服不了谁。但这件事真正让人思考的,是一个更深的问题:当一个中国公司做到千亿规模,当一个职业经理人在这个体系里做到核心高管,他对“国产品牌”这四个字的归属义务,边界到底在哪里。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市场派的逻辑是,职业经理人就是一份工作,契约精神比情感忠诚更重要。感情派的逻辑是,有些东西不是钱能算清楚的,尤其是在中国运动品牌和耐克、阿迪达斯正面较量的关键节点上。
徐阳在朋友圈里提到了“辜负信任的愧疚”。这句话从一个在商场杀伐决断的人口中说出来,分量不轻。也许他自己也清楚,在这个时间点离开,无论如何都会被人解读。也许是家庭原因确实是主导,也许业绩压力让他觉得继续待下去只会更难看。也许两者都有。
中国运动品牌的历史不算长。李宁成立于1990年,安踏成立于1991年,特步、361度、匹克都是从世纪之交前后起步的。这些品牌的创始人大多出身草根,靠着一针一线做出来,对“国货”这两个字有天然的认同。
但职业经理人不一样。他们是市场化的产物,他们的忠诚度建立在合同和激励之上,而不是情感和归属感之上。徐阳这一代人,是在中国加入WTO前后成长起来的,他们接受了完整的市场化训练,对“全球化职业经理人”的身份认同,往往强于对“国产品牌职业经理人”的认同。
这不是道德问题,是代际差异。老一辈的创始人们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孩子,可以为了品牌去银行贷款、去求人、去熬过最难的时刻。新一代的职业经理人把公司当成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做出成绩、获得回报,然后可以选择离开。这两种逻辑都没有错,但它们确实不太兼容。
在徐阳之前,中国体育用品行业已经有过几次类似的职业经理人离职事件。李宁的前CEO张志勇在2012年离开,当时李宁正面临品牌定位模糊和库存危机。特步的前总裁叶齐在2014年离职。但这些人的离开,都没有像徐阳这样引发如此广泛的讨论。
原因在于时代变了。2012年、2014年的中国运动品牌还在为生存挣扎,职业经理人的去留更多被看作企业内部的人事问题。到了2026年,安踏已经在全球市场和耐克、阿迪达斯同台竞技,徐阳这样的人物已经带有某种象征意义。他代表的不仅是一家公司的职业经理人,更是中国运动品牌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培养出来的自己人。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徐阳在安踏的20年,恰好是中国体育用品行业从野蛮生长到精细化运营的20年。他加入安踏的2006年,安踏的营收还不到20亿。他离开的2026年,安踏集团的营收已经超过800亿。这个过程中,中国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8年北京奥运会点燃了全民运动热情,安踏抓住机会赞助中国奥委会,把品牌和国旗、金牌紧紧绑在了一起。2010年之后,FILA在中国市场逆势增长,成为安踏集团最重要的利润来源之一。2019年收购亚玛芬,让安踏第一次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品牌。
徐阳经历了这一切。他在安踏的每一步升迁,都和公司的战略节点高度吻合。这种经历,在今天的中国体育用品行业里并不多见。拥有这种经历的人,对行业的理解、对品牌的判断、对市场的敏感度,都是极其稀缺的资源。他的离开,对安踏来说是一笔实实在在的损失,不管安踏的股价有没有波动。
安踏的故事还在继续。徐阳离开后,赖世贤代理CEO,主品牌的改革还在推进。超级安踏大店还在开,渠道改革还在做,600亿的目标还在那里。安踏有足够的底气去消化这次人事变动带来的冲击。毕竟,这家公司经历过比这更大的风浪。收购FILA的时候,很多人不看好。收购亚玛芬的时候,负债率一度很高。但安踏都扛过来了。
徐阳的故事也还没有结束。洛杉矶的阳光很好,家人在身边,生活从零开始。一个在商场里打拼了20年的人,突然过上了另一种生活。不知道他会不会习惯。也许他会加入某个美国品牌,也许他会做点别的,也许他就此退休了。
这件事真正留下的,不是一个人的去留,而是一个问题的回响。当中国公司走向世界,当职业经理人拥有全球化的选择权,“忠诚”这个词的重量,正在悄然变化。有人觉得这是进步,有人觉得这是失落。
但不管怎么定义,徐阳在飞机起飞一小时后发的那条消息,注定会成为中国体育商业史上的一个注脚。不是关于是非对错,而是关于这个时代里,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正在怎样被重新定义。
晋江的制鞋作坊还在运转,安踏的研发中心里还有人在为新一季的跑鞋测试缓震材料。洛杉矶的机场里,一个中国男人推着行李车,身边是家人,外面是加州八月的阳光。两个世界,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各自转动,互不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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