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北京一处胡同里，20岁的启功奉母亲之命，去接前来帮忙祭祖的章宝琛。细雨落在青砖路上，启功远远看见一位撑伞女子，却没有料到，这个出身普通、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女人，会成为自己一生唯一的妻子。
启功并非普通读书人。他是雍正第五子弘昼一脉的后人，1912年出生于北京。清朝覆亡时，他还只是个孩子，所谓宗室身份没有带来实际保障。父亲早逝，曾祖和祖父相继离世后，家道迅速败落，母子二人常常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
年轻的启功喜欢读书、写字、作画，也有很强的自尊心。他没有完成正规的大学教育，却凭借家学熏陶和名师指授，逐渐在书法、古典文学、绘画鉴定方面显露才能。对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婚姻原本应当由自己选择，偏偏现实没有给他留下多少选择余地。
章宝琛的母亲早逝，继母对她并不宽厚。她没有显赫家世，也不识多少字，擅长的只是缝补、做饭和操持家务。启功第一次见到她时，心里并没有多少欢喜。母亲却看得很远，只说了一句：“你成了家，我才能放心。”
这桩婚事带着明显的旧式色彩。启功接受过近代教育，当然明白包办婚姻的局限，可他不忍让年迈的母亲继续忧虑，还是在1932年与章宝琛成婚。婚礼谈不上浪漫，甚至有些仓促，但日子是由一件件小事过出来的。
章宝琛不懂启功的诗文，也听不明白文人朋友间的谈笑。启功在家中会客，她便安静地端茶倒水；家里老人心情不好，她也很少争辩。她不是没有委屈，而是早年生活教会了她忍耐，更让她懂得怎样把一个家勉强维持下去。
1933年，经曾祖门生介绍，启功到辅仁大学附中任国文教师。可这份工作并不稳固，后来因学历问题被辞退。没有薪水后，卖画成了重要的生活来源。启功拉不下面子走街串巷，章宝琛便替他背着画卷到市场上去卖。
有一年冬天，大雪压满街道。启功在家中等了很久，担心妻子出事，便赶到集市。章宝琛坐在雪地里的小凳上，身上落了厚厚一层雪，见到他却先笑着说：“还剩两幅，很快就卖完了。”这句话没有华丽辞藻，却让启功真正看见了妻子的分量。
那段年月，章宝琛还靠纳鞋底补贴家用，必要时变卖亡母留下的首饰。启功后来回忆夫妻生活，写过“我饭美且精，你衣缝又补”的句子。一个在书斋里守住文人尊严，一个在柴米油盐中托住家庭，两人的分工并不对等，却彼此成全。
1952年以后，启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来成为教授，并从事文物鉴定和古典文学研究。名声渐渐起来，生活却没有因此一路顺遂。1957年，母亲与姑母相继去世，丧事中的杂务几乎都由章宝琛承担。料理完后，启功郑重向她行礼，称她为“姐姐”。这个称呼，此后伴随了两人一生。
他们没有子女。对于重视家族传承的启功而言，这件事并非毫无遗憾；对章宝琛来说，却常常被误认为是自己的过错。她病重时还惦记丈夫的晚年，劝他说：“我走以后，你再找个人照顾你。”启功没有答应，只淡淡回道：“哪会再有人跟我？”
1966年至1976年的特殊时期，启功的创作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许多手稿、书画无法公开保存，他一度把多年心血投入火中。章宝琛冒险从火盆里抢回部分稿件，手上被烫出水泡。她很少谈大道理，只提醒丈夫，能忍的地方要忍，能留下的东西要留下。
有意思的是，章宝琛并不以“拯救名家”的姿态出现。她做的都是最琐碎的事情：收好纸稿，观察门外动静，替丈夫缝衣，想办法弄到生活用品。启功后来能够继续整理学术成果，与这些无人注意的守护密不可分。
1975年，章宝琛病情恶化。她与启功从结婚到分别，实际共同生活了43年。临终前，她遗憾地说，夫妻多年一直寄居别处，若能在自己的房子里住上一天就好了。启功赶紧收拾朋友让出的房屋，准备接她回去，可等他返回病房时，章宝琛已经离世。
两个月后，启功搬进分配到的新居，做了几样章宝琛生前爱吃的菜，仍习惯性地往她用过的碗里夹菜。此后，他没有再婚。有人替他介绍对象，他把双人床换成单人床；有人直接带女方登门，他也婉言谢绝。
标题中所说的“73年”，严格说并不是夫妻共同生活的年数。1932年成婚，1975年章宝琛去世，两人相守43年；从启功成婚到他2005年去世，恰为73年。后半段，是启功带着对妻子的记忆独自生活，并非两人始终相伴。
启功晚年生活俭朴，珍惜物品，也把大量书画作品和相关收益用于学术事业及助学。有人不小心丢掉他吃剩的半个橘子，他还特意找回来，说冲洗后仍能吃。并不是他舍不得橘子，而是想到章宝琛一生没有享过多少福，自己越是条件宽裕，越觉得亏欠。
2005年6月30日，启功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临终前，他留下的愿望很简单：身后与章宝琛合葬。那个曾经被家族身份、贫困和时代风雨反复推搡的皇族后人，最后没有留下后代，却把一生最重要的情感，留在了一个普通女子的名字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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