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的腿是去年冬天开始疼的。

起初他说是受凉了，老寒腿，贴两贴膏药就好。我在电话里听着他声音如常，也就没多想。过了元旦我回家，看见他走路的时候右腿有点拖，像鞋底沾了块甩不掉的口香糖。我蹲下去捏他的小腿，肌肉硬邦邦的，一按一个坑。

"去看看吧，"我说，"县医院拍个片子。"

他说不去。农村老头都这样，讳疾忌医，好像进一次医院就能被医院吃进去似的。我说那我带你去市里，他也不肯。后来我妈偷偷给我打电话，说他晚上疼得睡不着，翻来覆去地翻身，床板嘎吱响到后半夜。

我请了三天假，从上海开车回皖北老家，直接把他拉上了车。他坐在副驾驶上一直絮叨，说上海那地方挂号多贵，住店多贵，油钱过路费多贵。我拧开收音机，把声音调大，盖住了他的话。他看了我一眼，把嘴闭上了，转过头去看窗外。高速两边的杨树一排排往后退，他的后脑勺上白发又多了几根。

到上海的时候是下午。我提前挂好了号，华山医院骨科，托了同学找的老专家，姓瞿，据说看膝关节和髋关节在华东排得上号。候诊大厅里人挤人，我爸坐在塑料椅上，两只手交握着搁在膝盖上，像第一次进考场的小学生。他今天穿了件干净的藏青色夹克，我去年给他买的，吊牌刚剪，袖口的折痕还在。

叫到号的时候我扶他站起来，他走了两步，腿一崴，我一把捞住他胳膊。他讪笑一下："没事，麻了。"

瞿医生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戴金丝眼镜，翻片子的时候把老花镜推上去又拉下来，反复了好几次。他让我爸躺到检查床上，把他的裤腿卷到大腿根，用手指沿着膝盖周围的骨头一点一点按，按到某个位置的时候我爸的腿抽了一下，嘴里嘶了一声。

"疼多久了？"瞿医生问。

"四……四个月吧。"

"四个月？"瞿医生从眼镜上方看了他一眼，又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他让我爸把两条腿都伸直，左右比了比，眉头慢慢拧起来。

他坐回办公桌前，钢笔在病历本上写了几行字，然后抬起头，摘下眼镜。

"你是他儿子？"他问我。

"嗯。"

"他以前有没有受过外伤？比如摔过、撞过，或者重物砸过？"

我想了想，摇头。我爸在建筑队干了大半辈子，磕磕碰碰肯定有，但没听他说过什么严重的。

瞿医生把眼镜放下，十指交叉搁在桌面上，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

"他右腿膝盖里有一块异物。圆形，金属质地，从位置和形态来看，应该是霰弹枪的弹丸。时间不短了，至少十年以上。周围已经形成了骨性包壳，但不是完全包裹，最近这几个月可能发生了移位，压迫到神经，所以疼痛加剧。"

我站在那儿，脑子里像被人塞了一团湿棉花，堵得严严实实。"什么意思？"

瞿医生的目光从我脸上移到我爸脸上。我爸躺在检查床上，裤腿还没放下来，一只手撑着床沿坐起身，脸上的表情很奇怪——没有惊讶，没有困惑，像是被人从一本合了很久的书里翻出了一页折角的旧纸。

"你爸中过枪，"瞿医生说，"你不知道？"

中过枪。

三个字在脑子里砸出三个坑，又慢慢被血填满。我转过头看我爸。他坐在床沿上，两条腿悬空晃着，裤管卷到大腿根，露出来的膝盖上有一道浅浅的白痕——我一直以为那是旧伤疤，摔跤蹭破皮留下的那种。现在仔细看，那道疤旁边还有一个小圆点，比芝麻大一点，发青，凹下去。

"爸？"

他低下头，把裤腿慢慢撸回去，动作很慢，像要把什么东西重新盖住。然后他穿上鞋子站起来，走到瞿医生面前鞠了一躬，说谢谢大夫。又转头对我说："走吧。"

走。我怎么可能走。

在回酒店的地铁上，他坐在我旁边，两个人都没说话。车厢里人很多，挤挤挨挨的，一个年轻姑娘的手机外放着短视频，笑得咯咯响。我爸把那件藏青夹克裹了裹，靠在椅背上闭着眼。我看着他。

他老了。真的老了。脸上的皮挂下来，下巴一层一层叠着，手指头因为常年握扳手和铁锹，关节粗大变形，现在交叠着搁在肚子上，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掉的黑泥。可这样一个老头，膝盖里有一颗霰弹。

酒店房间很小，两张床中间隔着一个窄过道。我爸洗完澡出来，穿着秋衣秋裤坐在床边擦头发。头发湿漉漉地贴在头皮上，显得更稀疏了。我坐在对面床上，把电视开着，谁也没看。

过了大概十分钟，他开口了。

"九八年，"他说，声音很轻，"在新疆。跟着建筑队包了个工地，在戈壁滩上。那几年乱，有些地方不太平。有一回半夜，有人摸进工棚来抢东西，拿的是土枪。我醒了，翻身的时候被崩了一下，打在膝盖上。枪不好，火药不够，弹丸卡在骨头里没穿出去。"

他停下来擦了擦眼角——也不知道是水还是什么。毛巾挡着半张脸，我只能看见他的手在抖。

"那会儿医疗条件不行，最近的医院在三百公里外。队里人拿钳子想往外夹，夹不出来。后来就不疼了，长好了，也就忘了。"他把毛巾放在床头柜上，转过头看我，"这么多年了，谁知道它还在里头。"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问。

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很短，短得像太阳落在湖面上闪了一下就没了。"告诉你干啥？你那时候才多大？你刚考上大学，学费还没着落。我跟你说我腿上有一颗子弹，你还能安心去上学？"

我张了张嘴。九八年，我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爸在院子里坐了一下午。晚上他回来，兜里掏出一沓钱，码得整整齐齐，用皮筋箍着，递给我的时候说："拿去交学费，不够爸再想办法。"我问他哪来的，他说工地上结的工钱。后来我妈跟我说，他把攒了五年的定期全取了，利息都不要了。

我现在才知道，那是他中了一枪换来的。

"那笔工钱，"我嗓子发紧，"是不是工伤赔的？"

他没回答。他只是往后靠了靠，把被子拉到胸口，仰头看着天花板上的吊灯。吊灯是酒店标配的水晶灯，关着，反射着窗外霓虹灯的碎光，花花绿绿地映在他眼睛里。

"别跟医生说做手术的事，"他说，"老了，不折腾了。"

"不行。"

"小辉。"

他叫我小名。他这辈子很少叫我小名，只有特别认真的时候才叫。他侧过头来看我，脸上那些皱纹在灯影里一层层铺开，像被洪水反复冲刷过的河床。

"就算拿出来，这条腿也好不到哪去了。神经都压坏了，恢复不了。"他拍了拍膝盖，"这颗东西陪了我二十多年，也不差剩下那几年。别花冤枉钱。"

我坐在对面床上，隔着一条窄过道，像隔着一整条时间的长河。九八年他三十七岁，我十八岁。他在戈壁滩的工棚里被人用土枪打了一颗弹丸进膝盖，而我坐在县城的家里，满心欢喜地拆录取通知书。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医院，约了手术。然后回来告诉我爸，不是取弹丸的手术，是做神经松解，把那颗东西周围长出来的骨刺磨掉，至少能让他走路不疼。我没提那颗弹丸取不取，他也默契地没问。

手术定在三天后。

手术前的那个晚上，他趴在酒店床上，我给他揉膝盖。那颗弹丸隔着皮肉摸不到，可我总觉得指尖能触到什么硬邦邦的东西，圆滚滚地嵌在骨头缝里，像一枚沉默了二十多年的句号。

他趴在枕头上，呼吸慢慢匀了。睡着了。

我关掉灯，坐回自己床上，在黑暗里听着他的鼻息声。窗外上海的车流声隔了十七层楼传上来，闷闷的，像戈壁滩上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刮来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