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沈梅，二十七岁，住在皖中临水县南关的一个老小区里，靠修鞋过日子，也承认自己在这件事上憋得太久了。
我和周野从初中没毕业就认识，那时候我在校门口卖过一阵烤肠，他在河堤边帮人搬砖，谁也没想到后来会住到一张床上。我们没有办酒，也没有收过亲戚的礼，连两家老人坐下来吃顿饭都拖了好多年。周野在快递站上班，平常五点多就出门，晚上回来身上带着纸箱灰，话不多，饭量倒一直没少。我的修鞋摊在菜市场东门，门脸窄得只能摆下一张小凳子和一个鞋楦。他每天经过摊前，顺手把我门口的纸屑扫到墙根，再去接货。我妈看见了总要说一句，跟着这种人，连个名分都没有。
我那时听着不吭声。
周野的母亲孙姨住在县医院后面的家属院，腿脚不好，常年靠一根木拐杖挪步，她见了我不冷不热，逢年过节也只让周野把东西放门口。她不是嫌我穷，她嫌我爸手脚不干净，觉得我们家迟早会把周野拖进去。那年我爸在建材店当搬运工，喝多了和人打架，赔了大半年的工钱，家里连煤气罐都差点被人搬走。我带着周野去求过人，周野把自己攒的工钱压在桌上，却没说这是他给母亲买药的钱。孙姨知道后在电话里骂了他一顿，说你拿命贴别人家的窟窿，贴得住吗。周野只说先把人送医院，别的回头再说。
那天之后，周野在我家人嘴里就成了一个没出息的闷葫芦。
可谁知，孙姨突然把一串钥匙交给了我。
那天是冬至前后，周野刚把一箱退货扛进站里，孙姨就在家属院门口摔了一跤。她手腕肿得厉害，嘴上还说没事，让我们别大惊小怪。我把她送到社区医院，医生说骨头没断，可她人一直发抖，量了血压又让赶紧去县医院。周野在走廊里跑上跑下，一会儿去缴费，一会儿去借轮椅，问他话他只点头。等结果的时候，我听见走廊轮子一下一下从门边过去，手里那串钥匙硌得掌心发麻。孙姨在观察室里看着我，说这钥匙你拿着，楼上的房子先住，别叫周野再租那间漏水的平房。她说完就闭了眼，像是把一件不愿意承认的事先放到了桌上。
那串钥匙很重。
我和周野搬进家属院那套小两居时，邻居们都出来看，老赵头端着搪瓷缸问你们到底啥时候办事，周野说等一等，等我把欠账理顺。老赵头笑着说，住都住一起了，还理什么顺，菜市场卖豆腐的都知道你俩是一家人。我没接话，只把窗台上的灰擦了一遍。那晚周野从旧工具箱里拿出一把螺丝刀，给厨房水龙头换了垫片，水不漏了，却把手背划出一道口子。我拿药棉给他按着，他说没多大事，你别盯着看。他每次都这样，手上破了皮不吭声，心里有话也不吭声，连我问他什么时候领证，他都只说等孙姨的腿能走了再说。
我等了很多个等一等。
第二年春天，我妈在菜市场卖菜时听见别人议论，说周野拿着他妈的房子吊着我，等我爸把债还完就把我甩了。
这话传到我耳朵里时，我正在给一双皮鞋换后跟。
我把锥子插进鞋底，半天没有拔出来。晚上回家，我问周野是不是不打算跟我领证，他正在厨房洗碗，水龙头滴滴答答地响。他说孙姨的房子是她的，我不能拿这个逼你嫁给我。我问那你拿什么跟我过日子，他把碗放到架子上，说我有一双手，能挣一顿是一顿。那句话听着没错，可我心里还是堵得慌，像鞋底里夹进了一粒小石子，走一步硌一下。第二天我妈来摊上帮我收钱，张口就说周野这种男人，穷时不肯给你纸，等有钱了更不会把你当回事。旁边修自行车的老吴听见了，接了一句，证都不领，谁知道哪天谁先走，这话让我的脸一下热起来。
那天我收摊收得很早。
周野回家时，我把一只纸袋放在桌上，里面是我从照相馆取回来的合照。
他说照这个干啥，我说留着，他说墙上不是已经有一张了，我说那张太旧了。其实那张照片是我们刚搬家时拍的，周野穿着洗得发白的外套，我穿着菜市场买来的红围巾，两个人都没笑开。周野拿起来看了很久，问我是不是想结婚。我说不是想，是该有个说法了。他坐在床沿上，把照片放回纸袋，说你要是觉得跟我住着委屈，咱们现在也能分开。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说，抬手就给了他一下，打在肩膀上，不重，却把自己打哭了。他低着头说你别哭，我最怕你哭，你一哭我就不知道该拿什么赔你。
那晚他睡在客厅的折叠床上。
直到孙姨住进医院，所有人都把那张纸推到了我们面前。
她的腿伤后一直不好，后来查出肺上有问题，医生让住院观察。周野白天跑快递站，晚上守在病房，困得站着都能打盹。我妈带着我舅妈去医院看了一趟，回来就说周野没把你当自家人，病房里连个陪护名额都不愿意给你留。孙姨听见这话，扭头说陪护费我自己出，跟她没关系。那天夜里，周野在走廊尽头接电话，回来后把一张纸递给我，说房产过户的事先停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律师说手续太复杂，别叫你妈他们又说我拿房子换你。我把纸撕了个角，问他是不是连登记都不肯，他看着那一点纸屑，说你要的是个证，还是我。我的耳朵里嗡的一声，护士从门口走过去，我却没听清她在喊谁。
我把那张纸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
第二天，我回了娘家，周野没有追。
我在我妈的里屋住了半个月，每天给她择菜，晚上到小区门口坐着，看快递三轮车一辆辆进出。周野只给我发过三条消息，第一条问你吃饭没有，第二条说孙姨今天能下床了，第三条是你摊上的缝纫机线快没了。我故意一条也没回，我妈见我这样，嘴上说男人就得晾一晾，手里却把周野送来的药盒往柜子深处塞。她说咱家不能白养一个女儿，既然住了十二年，就该让他把彩礼拿出来。我说我们没谈彩礼，她说没彩礼也得有个态度。我爸从外屋喊了一句，领证以后房子才算你的，我听见这话，心里更乱了。
我不想拿房子压他，也不想再住在没有名字的日子里。
开春那阵，我爸又惹出了事。
他在建材店搬一批瓷砖，和老板算工钱时吵了起来，顺手抄起木棍砸坏了玻璃门。老板报警后要赔钱，我妈打电话让我去找周野，说他在县城认识的人多。那时周野刚把快递站转给别人，孙姨的住院费还欠着一截，自己每天在批发市场帮人装货。他接到电话后没问我爸怎么回事，只问老板要多少。我说一万多，他在电话那头停了一下，说我去想办法。两个小时后，他带着一只旧工具箱来到我家，里面没有现金，只有几张借条和一张盖了章的收据。他把收据递给我爸，说玻璃钱我先垫，您把这张收据收好，等您有钱了再还，别再去找人借高利息。
我爸接过收据，脸色很难看。
周野站在门口，鞋底还沾着批发市场的泥，孙姨留给他的那串钥匙挂在裤腰上，碰一下就响。他没有看我，只对我妈说，梅的摊子我已经租到明年，租金交过了，摊位还在她名下。妈妈问你拿什么交的，他说借的。妈妈又问你连自己妈的病都顾不上，还管她干啥，他说她的摊子断了，她就没地方吃饭了。房间里没人接话，我爸把收据折好，忽然说你这么能扛，怎么连个结婚证都不敢拿出来。周野低头看着工具箱，过了一会儿说，证能证明两个人住过一个屋，证明不了谁在谁最难的时候没走。妈妈马上说你说得好听，哪天你走了，她连哭的地方都没有。周野把工具箱扣上，声音很平，说她要是怕我走，就把我的名字写上，房子也好，摊子也好，都别只写她一个人。
你要的纸，我明天陪你去拿。
我站在里屋门后，手指一直抠着门框。
第二天一早，周野没有来民政局。
我在大厅的长椅上坐了大半天，手机从有电等到没电，窗口的人换了两拨，旁边一对年轻夫妻吵完又和好了。我给周野的电话没人接，回到家时，他的衣服还在柜子里，鞋也在门口，可孙姨那串钥匙不见了。我以为他带着母亲走了，跑到县医院问护士，护士说昨晚有人办了转院，去了市里，家属没留下地址。我回到我们那套小两居，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桌上放着我那张新照片，纸袋开着口，里面只剩一张空白的相纸。我拿起照片看，背面写着一行字，别急，先把你爸的事了了。我在沙发上坐到天黑，楼道里煤烟味钻进来，窗缝被风吹得一开一合。
那一晚，我第一次觉得屋里少了一个人。
过了三天，我在快递站找到了周野。
他正蹲在门口给一辆电动三轮换刹车线，站长老孟说他这几天一直帮忙，挣的钱全拿去市里交押金。我问他为什么不接电话，他说手机掉水里了。我问他为什么不来领证，他低头拧螺丝，说孙姨转院前把钥匙给了我，让我把房子卖了给她治病。我问那房子卖了吗，他说还没，手续没办下来。我又问那你为什么把我那张照片带走，他愣了一下，说照片在桌上，我没动。老孟在旁边插话，说是我给你拿的，周野天天盯着那张照片，盯得人烦。我没吭声，周野拿袖口擦了擦手，说你跟我去市里一趟吧。
我没有答应。
他从工具箱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到我手里，说这是孙姨托人写的，你自己看。
信上没有多少字，孙姨说房子卖不卖由周野决定，她不留给任何一个人，也不拿它换婚事，只让周野先把病治了，剩下的钱分一半给我爸赔玻璃，另一半存着给我开个修鞋铺。信末还写着一句，梅这个孩子嘴硬，心里有数，你别把她逼成只认一张纸的人。我看完后把信折起来，问周野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说知道一点，孙姨怕我拦着她卖房，才一直没告诉我。我问你为什么不说，他说你妈天天问房子写谁名字，我说了你就得跟着我去掰扯。我说那你宁肯让我以为你不要我。他把手里的刹车线放下，说我也没想到你会等到没电。
我低头看着信封上的旧邮戳，没有再问。
孙姨在市里住了一个多月，病情稳住后回了县医院，周野把房子卖了，钱没有落到我手里，只交了她的治疗费，又替我爸赔了玻璃。剩下的钱他分成几份，交了我摊位的租金，给自己买了台二手三轮，还把我那张照片压在工具箱底下。我妈拿着信去找孙姨，两个人在病房里说了很久，出来时我妈眼睛红着，却没说服我办酒。她后来把家里那张旧饭桌搬到我摊后面，说修鞋也得有个吃饭的地方。我爸没再提房子的事，只在周野送货回来时递给他一根烟。周野没接，说医院不让抽，我爸把烟夹在耳朵上，转身去看门口的玻璃。孙姨出院后没回家属院，去了她妹妹住的镇上，后来周野问过几次，我都没跟着去，那个地址一直压在信封背面。
我们还是没有马上领证。
不是因为谁又反悔了。
我和周野把原来的小两居退了，租了菜市场后面一间带天井的平房，屋里放着我的修鞋机，也放着他的快递架。房东是个卖鱼的老太太，收租时总要数两遍零钱，数错了也不承认。我们把两张床拼在一起，中间留出一道窄缝，晚上周野翻身时，床板会轻轻动一下。我妈隔三差五来送菜，送完不走，坐在门槛上问我们什么时候去办手续。我说等周野把三轮车的贷款还完，她说那得等到猴年马月。他在旁边拆纸箱，头也不抬地说，车贷还有两年多。我妈骂他算得倒清楚，周野笑了笑，把纸箱压平放到墙边。
我以为这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
去年入冬，周野在批发市场搬货时腰伤了，躺在社区医院的病床上动不了，我一个人守了几天摊，又给他送饭，又去缴费。护士问我是家属吗，我说是，他问是妻子吗，我没回答。周野醒着，听见后把脸转向墙，护士走了以后，他说你不用为了这个难受。我问你难受什么，他说你要是想去领，就去领，别拿我当借口。我给他掖被角，说你少说两句，腰都弯不了了，还管别人家事。他笑了一下，马上又皱起眉头。我坐在床边削苹果，削到一半，刀尖在果肉上停住，他伸手把苹果接过去，说我来。他手指还没有力气，苹果皮断了好几截，落在床头柜上。
我把那只苹果放进了工具箱旁边的纸袋里。
过了一个冬天，我们把手续办了。
没有酒席，没有亲戚排队敬酒，只有社区服务中心门口卖烤红薯的摊子还冒着热气。工作人员把两本证递给我们时，周野先看我，我没接，他又把其中一本塞到我手里。封面很薄，手指一压就留下印子。我问他，你现在觉得这张纸值钱了没有，他说今天民政局下班早，咱们得赶紧去买菜。出了门，我妈在树底下等着，手里提着一袋蒸馒头，见我们出来就问办好了没有。我把证给她看，她看了一眼，说照片照得人没精神。周野说那晚上多炒个菜，给她补补。她把馒头往我怀里一塞，说你们俩谁也别在外头饿着。
现在我和周野住在菜市场后面的平房里，他每天早上把卷帘门拉起一半，我坐在门口给人换鞋底，周野在天井里清点快递件，孙姨寄来的那盆长寿花放在窗台上，叶子有些发黄。中午我妈来送一碗炖萝卜，站在旁边看我穿针，周野在屋里找胶水，翻了几个抽屉才找到。门口的修鞋机压一下停一下，周野拿着单子问我下午要不要去镇上，我说先把这双鞋补完。他说那我等你，顺手把那只旧工具箱挪到了墙角。
我妈看着他，问你们的证放哪儿了。
周野说，抽屉里吧，跟螺丝钉搁一块儿了。
窗台上的长寿花落了一片黄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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