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广州新年刚过，市长朱森林接到专线：研究所缺水停电三天了|三毛|停电|广东|广州市委书记|朱森林(政治人物)|研究所

1986年元旦零时，广州市政府办公厅的电话响了。

那是市长专线电话开通后的第一个来电。接电话的人是朱森林——广州市代市长。电话那头是一位市民，反映研究所缺水停电三天了。朱森林听完，当场做了处理。

一座城市，在新年第一秒接听市民电话。这事放在今天，很多人可能觉得不算什么——不就是个热线电话嘛。但在1986年，全国还没有哪个城市干过这种事。朱森林的理由很简单：政府要克服官僚主义，改进工作作风。

他在1985年担任代市长后，就一直在琢磨一件事——怎么让老百姓能直接找到市长。1985年底，朱森林收到两位市民的来信，建议在开展“假如我是广州市长”活动的同时，反过来在机关搞一个“假如我是市民”的活动。朱森林很赞赏这个建议。在他看来，政府不能等着老百姓来找，得主动把通道打开。

市长专线电话就是这个通道。号码是3332177。市政府办公厅配备了专职人员，实行24小时值班，昼夜不停地处理问题。能立即答复的当即答复，能马上解决的决不拖延，暂不能解决的转有关部门处理。对一些重大问题，直接呈市长们阅批处理。

仅1986年一年，专线电话共接到市民来电6550多次。涉及供电、供水、城市建设管理、交通、治安管理、市场管理等方方面面。近八成得到妥善解决。

一条电话线，把市长和普通市民连在了一起。

但这个办法被很多城市学了过去。朱森林知道，光靠接电话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老百姓反映最集中的，是吃菜。

朱森林主政广州那些年，广州正在经历最艰难的转型。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广州物资极度匮乏。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叫“四季如春没菜吃，鱼米之乡没鱼吃”。还有“三个不”——“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道路不平”。电灯不明是指电力供应紧张，通常是开三停四。媒体还出过漫画讽刺，画的是从冰箱里拿出了烤鸡——冰箱不冰了，烤鸡都捂熟了。电话不灵，主要是指打电话还不如骑车快。道路坑坑洼洼的。

这怎么得了？样样要凭证——粮票、鱼票、肉票、布票。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头都不满意。朱森林意识到，价格控制过死影响了农民和企业的积极性。

他带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人到芳村做了调查，认为应该给农民种植自主权，不然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后来市委推行了“三放开”——放开任务，放开价格，放开流通渠道。

1978年芳村最先放开河鲜、蔬菜、塘鱼价格。1981年到1983年，全市蔬菜、塘鱼、水果等价格陆续放开。1984年11月，广州蔬菜价格全面放开。

价格一放开，加上天气影响，菜价上来了。原来五分钱一斤的白菜涨到了三毛。有人说怪话：“形势大好，白菜三毛”。

有些人甚至写信告到中央，震动中南海。中央领导曾亲自打电话来广东询问情况。

朱森林说了一句话：“长痛不如短痛”。他知道改革会有阵痛，但不改，老百姓永远吃不上便宜菜。广州顶住了压力。经过一段时间放开价格之后，价值规律发挥了杠杆作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种什么能赚钱就种什么，种多少能卖出去就种多少。农副产品普遍增多，价格逐步回落，并日趋稳定。不仅农民增加了收入，市民也得到实惠。

朱森林后来坦言，当时没什么价值规律的概念，但“歪打正着”。他说的“歪打正着”，其实就是让市场说了算。

价格放开前那段日子，物资匮乏到什么程度？有一年春节，上级要求保障广州城区活鸡供应，保证每户供应一只鸡，各级供销社要负责把鸡收上来。朱森林带着人，拿着秤和鸡笼，跑到农户家去收购。因为收购定价偏低，农户不愿售卖，即便勉强交易，多是瘦弱家禽，买卖双方常常争执不下，场面“鸡飞狗走”。一个市长，跑到村里挨家挨户收鸡——这事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就是老百姓最在乎的事。

后来有人说他主政广州那些年，“正是这座城市向现代都市转型的紧要关口”。转型靠什么？靠的是一条电话线、一颗白菜——这些老百姓每天都能感受到的东西。

1987年，担任市委书记的朱森林还提了一个内部做工作、对外不宣传的口号——“超天津”，并最终得以实现。1990年，广州综合实力跃居第三位，仅次于北京、上海。

2000年以后，那条市长专线升级成了“12345”政府服务热线。从一部电话到一座城市，从“白菜三毛”到“菜篮子工程”，朱森林主政广州那些年干的那些“小事”，变成了一座城市向现代都市转型的基石。